胡适，1891年生于安徽绩溪。他5岁启蒙，读过9年私塾，古文基础坚实。少年时代求学于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初步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取得了赴美留学资格。胡适留美生涯始于康奈尔大学，他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于1917年取得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师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并一生服膺。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刊登了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该文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提出了“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的“八事”作为改良的具体主张，为新文学形式提出初步设想，引起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群起响应。陈独秀在《新青年》下一期中撰写《文学革命论》，以示声援。《文学改良刍议》掀起巨浪之后，胡适又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进一步推动白话文的发展。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撰文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并以此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有力手段。

　　1917年2月，胡适的白话新诗《朋友》，在《新青年》发表，发表时诗题改为《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是我国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白话诗。虽然这首诗意境一般，很多人认为这根本就不算是诗，讽刺说这是“胡适体”。然而胡适不为所动，“打定主意，努力作白话诗的试验”，结果他写了大量的白话新诗，合为《尝试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为诗坛开了一代新风。

　　作为文学改良的第一人，胡适除了在1916年带头呐喊，亲手掀起白话文运动，更是在1922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在白话文运动顺利开展起来以后，胡适公开宣称：“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地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古文死了两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你们爱举哀的，请举哀吧！爱庆祝的，也请庆祝吧！”

　　由于胡适倡导、实践与传播白话文表现得最积极，批评文言文和旧文化也最激烈，反对白话文的人便把矛头对准了他，其中不乏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大学者。特别是反对白话文最凶的国学家黄侃，他恃才傲物、狂狷尖刻，一有机会便逮住胡适冷嘲热讽。

　　一次在北京大学，黄侃当着很多人诘难胡适：“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忙问其故。黄侃正色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取名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满堂哄笑之中，胡适发作不得，只好笑了笑过去了。

　　又有一次，黄侃在课堂上大赞文言文的高明，借机攻击胡适：“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电报费可省多半。”这一时被传为笑谈。胡适听说后，气得脸都白了。好在他涵养工夫好，不久他就巧妙地找回了颜面。

　　同样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有位醉心于文言文的魏姓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微笑着说：“肯定是没有的”。魏同学这样问，实际上是设了一个小小的陷阱，见胡适进了圈套，他胸有成竹地拿起黄侃的论调现炒现卖：“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于是复电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也很省字。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来了兴致，纷纷抢着拟稿。最后胡适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完整的电稿，念道：“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算是言简意赅，但12个字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需5个字：干不了，谢谢。”他解释说：“干不了”，内含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而“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了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简练与否，并不在于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而在于运用是否恰当，只要运用得当白话也能比文言更简练。这一下，针对黄侃的怪论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不少反对白话文的人也开始心服口服。

　　在那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中，胡适以他特有的敏锐、机巧、趣味、智慧与坚定，赢得了白话文运动的最终胜利。他一直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在他的著作中关于白话文的回忆与叙述比比皆是，可见白话文运动的确是他心中这一生最引以为豪的得意之举。

　　白话文运动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因为新国民、新社会的造就，必须通过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就是白话文的提倡与实施。孔子云：“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夸张一点也可以说：“微胡适，吾其披发左衽矣”。身处现代文明的我们，是不能轻易忘怀胡适的。

　　1962年胡适突发心脏病离世，悼者如云，花圈如山，其中有一幅挽联被广为传颂：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遇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现代化程度越来越深，胡适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他的《我的母亲》一文，已被选入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从这一个点彰显了他首倡白话文运动的成效。若胡适泉下有知，想必应该十分欣慰吧。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