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中国智库的“井喷”时代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智库“大跃进”。政府、大学和非政府机构都在趋之若鹜地增加和成立新智库。为响应政府建设50至100个“特色鲜明”的高端智库号召，现有智库都在迅速推出改革和重建计划，而新智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种“智库热”源于中国领导人对本国缺乏有国际影响的智库的担忧。尽管中国有2500多家所谓的“智库”，但仅有426家跻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仅有6家排名世界前100位。随着国内外环境迅速变化，中国的智库发现越来越难以满足决策者与日俱增的需求。

　　中国缺乏享有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智库，可归咎于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式智库管理体系。在这些智库中，研究人员除向政府提供有关政策事务的建议外，与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并无区别。从业务角度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些智库的政策研究和论述开始摆脱正统意识形态指示，转向更偏重实证的中立分析。从组织架构来看，它们大多为政府编制，资金和管理仍受控于政府。此类智库可通过“内参”和专家咨询等渠道对决策过程发挥特殊影响力，但其作用受限于开展政府指定的研究项目，以及利用研究成果传播和支撑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但这不仅使中国智库遭遇公信力问题，还缩小了其政策建议范畴。

　　与政府智库不同，中国的大学智库拥有更多的研究和建言自主权，但中国大多数大学本身亦为“官办”。此外，强调“纯学术”等因素不仅削弱大学智库政策建议的可行性，也在限制了与沟通决策者的渠道和机会。在这种背景下，领导人对智库报告的批示就几乎成为衡量其表现的最重要标尺，并导致独立智库几乎没有发展的空间。如今，仅有5%的中国智库被认为是民间主办。

　　尽管如此，中国并不缺乏“德艺双馨”且获得国际认可的智库学者。对中国政府而言，与其着重向智库系统投入更多资金并提倡建立新智库，还不如消除机制性和系统性障碍、促进独立性和多元化，以激励学者和智库改善政策研究质量并使其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严肃对待。

本文刊于《环球时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