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中国智库的现实图景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智库建设先后作出重要指示，使中国智库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这无疑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针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到目前为止，这一批示是中央最高领导针对智库建设所做的指示、批示中指向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而且还将智库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和打造国家软实力的高度。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作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决议，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供了总体规划，并智库要用改革创新精神建设一流智库。
从2012年到2013年，全国各地一大批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长策智库、盘古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金融40人、瞭望智库等。
可以预见，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中国智库的大发展大繁荣已可预期，很可能会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2013年4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办了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面临新的形势，中国智库是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有哪些机遇与挑战？中国智库如何在新时期发挥更多作用？这是国内首次聚集国内外顶级智库和专家来研讨如何建设一流的智库，交流智库建设经验，开展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知名智库的十多位一流专家和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专家学者讨论的结果显示，中国确实到了智库加速发展时期。
（一）智库数量迅速增加，影响力初现
据《2013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被国外认知的智库有426家。而实际上，由于统计口径不统一，中国事实上的智库机构远比这要多。
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针对智库的统计数据，不过可以从关于软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中大致了解相关情况。
软科学研究机构是以实现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为宗旨，以推动经济、科技、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为目标，针对决策和管理实践中提出复杂性、系统性课题，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多门类多学科知识，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和论证手段，而进行跨学科、多层次的科研活动的机构。
科技部组织了2010年度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此次调查设计的软科学机构主要有六类：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非国有非企业法人（民办非企业法人）、非独立法人、机关法人。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度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在机构数量、机构经费、从业人员数量、活动经费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机构数量上，到2010年底，全国共有软科学研究机构2408家，比2006年增加1075家，增加80.6%。其中，事业法人、高校下属软科学研究机构以及机关法人三者占到总数的90%以上，而企业法人及民办非企业法人则在5%左右。其次，机构经费方面，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经费总数为239.7亿元，其中66.5%来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发投入的13.4%。再次，从业人员方面，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为8.4万，占同年全国人员的4%左右，而且与2006年底相比增加4.8万人，增长137.5%。最后，在活动经费支出方面，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活动经费支出41.8亿元，与2006年底的5.6相比增长6倍多。
随着软科学机构硬件、人员方面的增长，其成果的影响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09~2010年度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共完成课题20708项，进行中的课题14334项。软科学研究机构在这些课题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课题平均经费支出11.7万元，平均人力投入为2.3人年。这些课题也对国家政策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统计，这些课题共获得5551次领导批示，相关观点被媒体引用的次数为3万多次，论文被核心期刊引用在次数更是达到近10万次。此外，这些软科学研究机构还参加了10020多次政府咨询会。在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总体实现较快发展的条件下，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分布则明显的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在2048家软科学研究机构中有1198家分布在东部省市，占到总数一半以上。中部有670家，占总数的28%；西部有540家，占总数的22%。由此可见，在软科学研究机构力量方面，东部明显强于中部或西部地区。
因此，根据关于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统计调查，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算出中国智库在数量、资金、人员、课题、分布等方面的相关情况。
（二）智库研究方向凸显综合化特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智库关注的内容和研究的角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转变。
建国初期，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和苏联的影响，中国智库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军备国防、政治热点分析、政治军事危机处理等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智库研究的重点也逐渐开始向社会发展战略和重大经济制度研究过渡。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与之同时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开始初现端倪。因此，这一时期智库重心转向了维持可持续发展，解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等课题的研究。
21世纪以来，在物质文明得到大发展的背景下，精神文明被提上了发展的日程，智库在继续关注环境、资源问题的同时开始关注西部开发、高技术产业发展、科学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并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呈送国务院及政府相关部门，为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三）智库类型不一，发展模式多元化
关于智库分类，国外比较有影响的分法是：学术型智库、契约研究型智库、倡导型智库和政党型智库，然而，这种划分显然不符合中国智库的实际情况，这是不同的国情决定的。
中国智库机构数量众多，其类型和模式不尽相同。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智库的划分也不相同。最简单的是从性质上分为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两大类，这种分类方式简单粗犷，漏掉了一些细节。更进一步的分类方式是“三分法”，即将智库分为政府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再进一步细化的话，还有分为四类、五类甚至更多的方法，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半官方（或准官方）智库、企业智库、商业智库、非营利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的界定上。
（四）智库国际性特征初现，开始尝试全球化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不具有国际化影响力，尚无真正的国际化智库。但是，近年来具备国际化特征的智库开始涌现。其国际化表现主要表现为：
第一，研究开始向国际议题扩展。
高校智库是最早进行国际化领域研究的智库组织。目前，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江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纷纷成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具有人脉广、对现实问题敏感、专业根基厚实等特色优势，具备国际化智库建设的条件与基础。2009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最大的“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是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专注国际议题的研究，增大中国智库的影响力。
其他较为活跃的民间智库如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已经形成了关注智库的出版物–《国家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国际人才系列专著《国际人才蓝皮书》。书中提出的海归创业支持计划、中国绿卡完善、人才签证、便利外国人居留政策、简化人才出入境手续方面的建议，已经被采纳并实施，其他建议也多次获得领导批示。凭借国际化视角的研究成果，CCG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世界移民组织、国际猎头组织、加拿大大都会移民研究网络等国际智库组织实现了多次合作，并成功在美国国会举办中美投资研讨论坛，增加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
第二，独立性增强和资金经费的国际化。
接受国际基金会资助，是部分中国官方智库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经历的主要变化。从现在的运行效果看来，外资资助中国智库，对其独立性影响不大，甚至还可能起到增强其独立性的作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最初依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筹建的。外资支持国内智库机构的同时也将国外智库先进的管理经验引入了中国，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也是追随西方体系建立的。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的篇数、参加国外会议的次数、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的职务等挂钩。这些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智库的国际化进程。
智库的独立性是评价智库是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 麦甘教授主持《全球智库报告》的时候指出，中国本土智库依然存在自主性不足问题。实际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种民间超级智库的成立，代表着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善。十八大之后，政府对智库发展的支持，表明了政府支持中国未来智库发展的决心。随着中国智库独立性的提高，外资对中国智库认可度的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国际化程度还会增加。
第三，国际合作的增多。
中国国际问题领域智库机构的国际合作情况相对良好。像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常年举办国际研讨会，提升了国际知名度。海外智库机构对中国成长中的智库关注度也开始提升，不少机构已经开展了与国内智库的合作。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研究。但是，受制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实，目前，包括高校智库在内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外交起到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中国智库在外交政策决策上的影响，一般仅限于信息沟通者和“纳谏者”的角色，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还有待提高。
第四，体制内智库的国际化。
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及近年来关于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讨论，促使中国官方智库开始着手缩小与西方智库的差距。体制内智库鉴于其服务官方政策的属性，他们的国际化改革多集中于管理方面。中国科学院从2007年起，就在探索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希望摒弃单纯依靠SCI论文数量为评价指标的评价方法，建立一种国际化的评价体制，。2013年，中科院所属的研究所中，有19个研究所进行了评估改革试点。针对评价体系的改革，中科院冯清了114位国内外专家进行了现场评议，中科院意外的专家占95%，其中还有64%的海外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中国官办智库的典型代表也开始对国外智库的管理体制进行探索研究。2012年，他们走访了全球38个智库，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将建设亚洲一流智库作为了自己的发展目标。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