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中国崛起呼吁大国智库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不争事实,但当今中国的崛起,主要还是体现在GDP、制造业、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方面,但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层面的“软实力”则明显不足。

  大国崛起必有大国智库。所谓大国智库,主要指与大国实力地位相匹配、能为大国政策外交提供智力支持的一大批优秀智库组成的强大智库体系。然而,堪称世界大国的中国,却偏偏还没有一个大国智库体系。中国智库还没有真正长大,还缺乏大国智库应有的影响力和精神气质。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只能出口玩具、计算机、电视机,而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建设大国智库的时候了。

  其一,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大进步,越来越有赖于软实力的发展升级,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而智库作为国家智力、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志,正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如果中国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各方面贤能达人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化。

  其二,崛起中的中国呼唤代表国家软实力的大国智库。2009年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提出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将大国智库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而智库作为政府之外惟一专业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肯定是“储备性政策的研究”中的重要角色。直到2013年4月,习近平作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示,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决议,中国的智库建设才真正掀起了高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即是顺应中国崛起要求的大国智库。

  智库是政府外惟一专业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人大、政协虽然对政策的影响很直接,但代表、委员们并不是全职的,也不是专业的政策研究者。普通社会公民不是专业人士,在自己专业领域外建言献策也有局限性,提出问题后还需要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智库就有专业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更合适的解决方案。所以,智库尤其是具有独立性与利益中立性的智库,对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社会公共政策完善的作用不可替代。另外,中国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但如果“集中力量”的决策错了,损失也会格外巨大且难以弥补。所以,智库未来在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这一领域将会发挥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当然,智库因为其职能特点,还能为政府发挥“储备人才”等作用。

  中国智库的发展会与西方有所区别,包括市场方面,因为国情不同。但在目标和意义上会“殊途同归”,无论中国智库还是西方智库,目的都会是为了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以及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并且因为其专业性,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目前95%的智库是官办智库,并且这些中国智库所代表的“软实力”与中国综合国力世界有数的地位不相对称,也就是说“软实力”发展大大滞后于“硬实力”。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对智库进行一定的培育,包括出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将是必然的,更是必要的。

  随着中国创造向中国制造的转型,随着政府管理体制不断朝着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政府与社会公众沟通不断深化,智库对我国社会生活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到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影响政府的政策等各个方面,智库都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同时,智库把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产品,成为沟通政治和学术的桥梁;智库及时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和需求,起着利益表达等作用;智库还为某些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平台。

  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

  从事“思想”生产和提供新的政策主张是西方智库的核心功能。

  智库积极探求新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往往带有前瞻性,在短期内不一定会被应用于决策制定的过程中,但在智库的倡导下有可能逐渐被决策者所接受,从而成为政策或获得立法。我记得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领导者曾贴切的说过智库对下一届政府的影响大于对现任政府的影响。

  而在中国,智库的专家学者也大都是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于社会思潮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智库通过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或自己的出版物,通过举办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参加重要的决策咨询会等形式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氛围。同时,智库用权威性的报告对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引导。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提出“中国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跃升期”,长城战略研究所提出“中国制造”、“北京创造”等概念,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提出的被誉为世界三大竞争力理论之一的“城市价值链理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  

(二)重点领域决策咨询的提供者

  与世界各国的多数智库一样,中国绝大多数智库都以承担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作为机构业务重心,为政府决策制定提供咨询论证;同时,在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提出建议,影响政府的政策。

  例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智库直接参与北京总体发展规划的制定与修改;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为中国人才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智库参与北京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论证与制定;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在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方面提供了多方位的决策支持。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者

  智库的本质特征是独立性,提影响公共政策为基本目标,因此,一个合格的智库的研究和建言,应该着眼于社会公众的基本利益和迫切需求,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者。同时,要力排利益博弈的干扰,避免为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代言。

  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要求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到政治上来,参与到政府决策上来。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的决策,更需要倾听公众声音,代表和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尽管仍然在很多时候不能令民众满意,但相比以往,情况要好了很多。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决策开始越来越注意接受各类智库的各种建议。

  尤其是在官方声音受到质疑,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在面对突发事件、热点问题处置失当的时候,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独立性的第三方声音。这时,就是智库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最佳机会,尤其是那些完全独立、具有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机构。

  不可讳言,中国智库过去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因此,中国智库在未来要承担起大国智库的责任,就必须具有自觉充当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意识。

  

(四)政策研究人才的培养者

  智库的核心之一是研究人员,可以说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智库看作政策研究人才和决策者的培养机构,网罗社会各阶层精英的“俱乐部”,为前政府官员提供容身之地、为新政府输送人才的“中转站”。

  一般来说,中国智库的人才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功能。智库十分重视研究人员的招募与培养,将出“出人才”与“出成果”列为同等重要的地位。很多单位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教学机构,承担培养人才的任务。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就做得比较出色。二是人才储备的功能。智库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成名后,加入各级政府;许多政府的高级官员离职以后,也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就起到了人才储存的作用。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例,通过自身国际化的视野、网络、平台,凝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界高端人士,吸引汇聚了大量的留学归国人员。此外,有的智库还承担培养国家公务人员的任务,政府会挑选一些工作多年、积累一定经验的官员参加中短期培训,让他们去一些智库读书学习、总结经验。  

(五)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桥梁

  目前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不是非常畅通,因而社会公众对政策的有关信息掌握程度有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许多民众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的情况,这往往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智库作为独立研究机构,可以通过报告、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等方式向公众传播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详细解读相关政策,引导公众正确地理解、接纳相关政策并配合实施。

  目前很多智库,如中国社科院、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等,很多时候都会及时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和需求,增进政府与公众的互动理解。而零点集团连续多年发布《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调查》、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出版《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等,客观地反映当前的社会需求,也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六)独立知识精英学术和政策建议的港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一度失去了独立思考、独立主张,和发挥独立人格和精神的空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体制变革,以及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初具雏形,一个不依附于体制、相对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正在逐步形成。

  但由于中国当前的大学体制、研究体制和学术体制仍然存在很多弊端,行政化主导学术研究,学术独立的原则很难真正实现,独立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还经常受到很多限制。

  由于智库机构是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因此,智库的大发展,尤其是那些独立性有保障的智库的成长,就可以为这些独立知识精英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以便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工作,其思想理念和学术价值,可依托智库平台得到传播和实现。智库对他们而言,就相当于一个学术的港湾。反过来,他们也正是智库所需要的研究型人才,是智库赖以发展繁荣的中坚力量。

  因此,智库的发展对独立知识精英群体的培育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智库尤其是独立型智库,未来将会为中国带来真正有价值而又没有利益关联的良好的政策建议。  

(七)全球合作交流的国际平台

  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加快,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智库也逐渐成为国内国际有关全球化相关问题研究的交流平台。

  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定期举办“中国与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中美经济对话”等高端研讨,以研讨对话的形式,邀请学界、商界、政界国际知名人士参与,不仅对公众影响巨大,也深受决策层的肯定。又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各国政要、学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国际、国内主要智库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就全球热点经济问题进行讨论,在解析和预测全球经济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很多单位也都会不定期的针对一些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举行国际交流研讨会。这些国际交流平台的建立以及相关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促进世界城市的建设。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