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CCG主任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构想的提出，智库要先行。国际智库之间要建立研讨渠道和平台，智库也要为国内学者搭建平台。CCG与印尼智库，孟加拉智库，新加坡智库都有广泛合作。此外，人才特别重要，拿印度来说，印度人在世界500强任CEO的很多，500强里大量的高管是印度人。

储殷，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

印度基础设施欠缺较大，但中印之间存在很强的竞争关系，其个人不主张在印度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重心应倾斜在两点上，第一，应该利用印度的环境锻炼中国的涉外NGO。第二，由于制度环境和国内不同，在印度投资实业困难重重。投资旅游业则成本较低、见效较快，中国的小企业应着重进入印度当地的旅游业。

黄日涵，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南亚地区存在着投资的可能性，人口基数超过16亿。印度、孟加拉国等国的发展势头又相对较差。要推进“一带一路”，首先，南亚地区的宗教派别多样且复杂，多了解他们的宗教传统、风俗习惯可以有效降低风险。其次，国内语言人才譬如会讲普什图语的就十分匮乏，掌握当地的语言很重要。

林民旺，外交学院副教授、外交部前驻印度外交官

中国在南亚的投资比较热，但企业家在印度往往待不长，像一些大企业如海尔、华为销量很好但利润率却非常薄。中印之间的经贸数据也并不理想，贸易逆差自12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此外，中国工程承包赚钱很少，尾款难以收回，在领事保护、工商保险等多方面也存在风险。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印度实际上是在反制“一带一路”，不同意也并不反对。

刘群，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影响南亚地区投资包括四方面问题：第一是安全问题，中巴经济走廊是旗舰项目。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完全控制塔利班还需要一定时间，存在恐怖主义的风险。第二是政治问题，斯里兰卡总统更迭使投资过程受阻。第三是加强文化交流的问题，目前中巴经济走廊中文人才匮。第四是中介服务问题，企业在当地投资，风险评估、保险机制等都需要民间组织、民间企业参与。

孙力舟，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

中巴友谊比海深、比蜜甜。目前巴基斯坦受到印度的威胁，与西面的伊朗有教派矛盾，北面的阿富汗则亲印度，只能依靠中国。而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武国家，经济增速在穆斯林国家排名第一，未来会产生大量中产阶级，市场空间非常广阔。同时，巴基斯坦在新疆问题上尊重我们的立场，并且能教会我们如何跟穆斯林国家打交道。

王天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

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法律风险。首先，法律风险，第一是立法风险，蒙古、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频繁立法，繁琐程序，随意处罚。而像巴基斯坦作为前英国殖民地，颁布新法前会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企业有较长的缓冲期来游说议员影响立法。第二是执法风险，目前巴基斯坦的执法比较刚性，不加区别。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要改变国内找人勾兑缓冲的模式。行为合规合法就能化解风险。第三，遇到问题，伊斯兰文化也倾向和解，和解的前提是准备好充足的证据以应对诉讼仲裁。

王世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西南亚主任

中巴经济走廊存在三点挑战：第一，卡拉奇当地犯罪是最主要威胁，普什图人结成帮派扰乱当地治安。第二，内部分歧。中巴经济走廊原先绕过了巴基斯坦西部地区，造成各地区之间利益的冲突。改建以后穿过俾路支省，受到巴塔等当地武装的直接威胁。第三，域外势力威胁，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当地NGO的经济资助，渲染经济走廊对生态的破坏。而斯里兰卡的港口邻近主航道位置极佳。

闫立金，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联席主席

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一个共建共赢的平台，这是我们国家外交的重大转变，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从全球视野来看，这一决策无比正确。在可预见的未来，譬如九月习主席访问美国后，美国也有可能表示支持。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考察，有包括巴基斯坦政府、当地部落等多方势力在内提供的安全保护，也表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是被当地各方所认可。

陈可，发改委处长

投资旅游产业在有些国家可能会冒犯其宗教神明，招来当地人的抵触。在倡议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领会最高层的意图，具体地分析所在国情况。“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当中，是不存在对立方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而我们的经济要想继续繁荣，必须与整个地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必须让全球各个国家都贡献出力量，团结协作。保持这样的认识，“一带一路”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王柏年，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印度人喜欢思辨，讲宗教文化哲学，印度人很重视贵族精神的培养，从小培养文化历史观念，注重输出软实力。这些培养对印度人做CEO较多是有帮助的。当前印度高管在跨国企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也显现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人才培养当中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性。而多看宗教哲学相关的书籍对和印度人打交道非常有帮助。印度高管还往往注重新的想法，注重信仰，这对我们也是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