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场

作为高智力研究机构，智库的人才集聚效应不言而喻。这种人才集聚效应不是人才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合理的分工架构实现整体效应高与各部分效应的共生互补的生态化过程。随着智库的日益成熟，其人才集聚效应必将日益强大，形成的人才群体的整体竞争力也势必得到不断强化。

“智库研究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实践工作者为队伍的主体。美国的一些咨询型智库大量聘请长期从事国务与行政活动、具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政府与国会官员，如在职或卸任的议员、部长、将军、大使以及知名企业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第二类是以专业学者为主体的研究机构。职业化的学者成为掌握信息最为完备、最具发言权和影响力的权威。第三类则由混合型的研究队伍构成，即同时拥有实际工作经验人员与职业学者。”

智库在人才集聚和优化方面，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人才的凝聚效应。智库提供的研究平台吸引着高层次和拔尖人才向它靠拢，并形成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再进一步的迅速吸引大批各类人才的积聚，从而改善现有人才结构，提高人才群体产出效能。二是人才生产和知识生产的相互循环。智库在整合人才资源，优化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成员与群体的相互协作，内化处理大量输入的能量流和信息流，实现人才生产和知识生产的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强化智库的功能和人才的结构。

在西方国家，智库与政府之间还存在一种特殊的人才交换通道–“旋转门”。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通过“旋转门”智库实现身份的转换，这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实现了两者的相互渗透，增强了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一些智库也往往将“出人才”与“出成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培养了多少政治家作为衡量其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方面。“旋转门”在美国表现的最为明显，因为，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实现的不只是政治首脑的更替，还牵涉诸多政府官员的卸任，和空缺职位的人员补充，这就为“旋转门”机制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几十年来，美国“旋转门”的机制造就了诸多的名人。由智库研究人员成功转型政府官员的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特普·塔尔博和劳伦斯·林赛等。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和外关系协会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从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卡特政府内阁的。而布鲁金斯学会的斯特普·塔尔博和劳伦斯·林赛则分别出任了克林顿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目前执政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中，就有多名智库研究专家：其中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琼斯（James Jones）就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国家亚洲研究局国安部门主任布莱尔（Dennis Blair）出任国家情报总监（DNI），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莱斯（Susan Rice）则接任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而在亚洲事务方面，从白宫的东亚顾问李侃如到现在的李成都是出自智库研究人员身份。

有政府官员成功转型智库研究成员的例子也有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赖斯在结束自己政府工作生涯后，回到原先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并进入该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4年4月，赖斯在北京参加美国著名教育集团劳瑞德大学集团在北京的演讲活动谈教育与人才，会前小规模聚会中，我们还专门向赖斯介绍了中美之间的留学生的发展和人才往来。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