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重点报道：龙永图、吴建民、郑永年解读“中国如何适应全球化新阶段”
2015年7月31日
以下内容摘编自“2015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大会发言。该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
龙永图：全球化体制面临无所作为的窘境
从微观层面讲，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涉及人才的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以及资本的国际化等多个层面。但在讨论这些具体层面之前，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全球化在宏观方面的重大趋势。
就我所熟悉的经济领域而言，表面上看全球化确实处在倒退之中，国际贸易体制正在被空前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从未像现在这样弱过。与此相反的是，现在各种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区域贸易集团和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其中很多贸易协定都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TPP就是其中一例。那么，这种区域贸易的发展会不会是短暂的退一步、进两步，将来还是重回推进全球化的主流呢？这可能还有待观察。
不仅经济和贸易领域如此，整个全球化体制现在也是这个样子。联合国成立70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削弱联合国组织。尤其是在无法控制联合国以后，它们搞了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形成一种循环，使全球化体制变得毫无作为，这对全球化肯定是极大的打击。
总的来看，现在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名声并不是很好，某些世界性重大贸易或金融会议举行时经常引发举办地民众的游行示威。这就反映出一种奇怪现象，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工人阶级或普通民众是反对全球化的，真正支持全球化的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的商业利益集团。那么，类似西方这种反全球化浪潮，未来是不是也会发生在中国呢？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切实夯实全球化在民众中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体现在政府的努力和支持层面。▲(作者是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主席)
吴建民：“走出去”的中国要警惕封闭惯性
第一，虽然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并且面临困难，但我认为其大趋势不可逆转。一个明显例证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时很多人感到震惊，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就这样完了，将来怎么办呢？可谁都没想到，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回顾过去20多年的历程，1991年全球GDP是23万亿美元，去年则达到了大概74万亿美元，这就是全球化大发展之路。
第二，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这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对此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必须重视欧洲，这也是亚投行给我们的众多启示之一。设想一下，如果亚投行没有14个欧洲国家加入，还能叫成功吗？美国国内有人说未加入亚投行是个错误，但若欧洲国家也没参加，美国人还会有这般反思么？
当然，欧洲确实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现在金融危机中心仍在欧洲；欧洲代议制民主陷入危机，希腊危机就是从代议制民主危机开始的；欧洲的福利社会包袱背不动了，而且改起来也很难。但这不能构成我们轻视欧洲的理由。对于中国崛起，美国的警惕性要远远高于欧洲。根据我在欧洲工作长达15年的感觉，欧洲国家在科技领域比美国、日本对中国开放多了，比如中法两国搞了P4实验室，那是非常先进的，在美国那里根本不可能。现在欧洲尽管面临困难，但其潜能不可低估。
第三，警惕封闭惯性。阴谋论近年来在中国舆论界非常盛行。比如在全球产业链问题上，总有人说中国处在低端，挣的都是血汗钱，而大钱都被人家挣去了。这些言论乍听起来振振有辞，但其指向基本就是说改革开放错了，接下来的逻辑可能就只有关门了。中国在历史上大多时期都处于封闭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出现的494个皇帝除个别外眼睛都是向内的，而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现在的中国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封闭的惯性。
对于外来威胁，我们当然还是要重视，毕竟过去我们因此吃过大亏，但在对其进行估量时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在夸大外部威胁的基础上封闭起来，那对自身非常不利。根本上讲，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如果内部出现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身。简单说是外国人搞的阴谋而自己不想办法解决是不行的。封闭这种惯性害人害己，现在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走向世界，但封闭惯性的危害仍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作者是原中国驻法大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
郑永年：加强内部制度建设适应全球化新阶段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这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开始搞一些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实现了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也需要为此做出主动调整，尤其是在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方面。
对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总体而言我是比较乐观的。但要想发挥这种潜力，使其转化成为实际成功，还是需要中国做好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谈到中国崛起，我总想到明朝。其实明朝最初是积极走向世界的，比如当时朝廷下令开展的郑和下西洋。除了政府层面，民间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大，当时东南福建地方的海商就是如此。但明朝后来推行的错误政策使中国失去了海洋的机遇。
任何制度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不充分了解国内情况，相关制度不可能完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一样，跟亚洲或其他国家也不一样。这套制度很有独特性，这与适合新加坡国情的细致设计密不可分。
除了设计本身，对于制度的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及时跟进。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那些极具智慧的企业家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西方先进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且能促进自我发展的良好制度。▲(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辉耀：智库走出去是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国家，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迅速，而且已经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也正加快步伐，包括最近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新构想的提出以及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等都是中国积极投身全球化的例证。
中国真正的崛起是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的，中国入世的15年中，无论是中国的GDP还是全球的贸易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积极性来维护全球治理机制，支持全球化。过去中国可能错失了一些机会，但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深入全球化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建设，发挥新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也是加强全球化机制的具体体现。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来算的话，30年为一个阶段。建国前30年是一个和前苏联合作的阶段；后30年是一个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向海洋开放，诞生了沿海的经济特区，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开放。中国真正开始有一种国际视野、国际担当是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相通之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二战以后扶植欧洲、日本，战后70年稳定世界地位、成为世界领导曾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在全球化进程中，智库可发挥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程度不深，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
我们不仅要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提倡中国智库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的提升，而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一要促进人才的国际化；二要与国际智库进行合作，沟通交流、合作研究课题、互派访问学者等。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转变，这一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正是智库的重要研究方向。▲(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