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大国崛起背后的智库力量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教授生前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其中之一就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这位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奠基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的思想市场则是智库发展的摇篮。
智库，英文“ThinkTank”，即为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创新思想、理论、策略、方法和方案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实际上就是现代型智囊机构。与古代智囊团不同，智库服务于政府、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而不是某个执政者个人；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但不仅仅限于出谋划策；是有鲜明社会公共属性的非营利性组织，而不是依附性的私人幕僚。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谋士、军师、幕僚的智囊文化传统，佼佼之谋者，如姜尚、张良、诸葛亮、王猛之流，皆上马能参谋军机，下马能治国安邦。“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囊思想具有西方文化难以企及的战略高度，但并没有催生出“智库”意识。中国几千年以来从不缺乏为帝王将相服务的“智囊团”，战国“四公子”甚至号称门客三千，但绝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欧美，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20世纪中期，冷战和技术革命等因素造就了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曾经以个体形式为主的谋士、幕僚的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各国政治决策者应对挑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有关机构统计，到2013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6826家。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库，到2013年智库的数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与其社会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决策咨询体系。
在美国的华盛顿地区生产思想的智库工厂有393家，另外还有149家在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利亚州和马里兰州，让大华盛顿地区成为智库的大本营。政府和国际机构很多政策的构思，研发和成型都有赖于这些智库工厂，而且这里面还存在思想工厂之间的竞争，思想产品丰富，思想市场挑选产品余地很大，也很难存在垄断的现象，同时还成为公共管理人才的储备库，源源不断的为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熟悉政策研究和公共管理的合格的人才。
智库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是大国争锋的幕后推手。大国崛起的背后，往往都有智库的影子，从“海上马车夫”荷兰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到强势崛起的前苏联，从独享全球霸权的美利坚到撬动世界大格局的金砖国家，无不得益于智库的无形力量，都离不开智库的智力支持。当今世界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强国，相应的，美国智库执世界之牛耳。虽然很难说是智库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智库的力量毫无疑问是美国如此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智库在当今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其中尤以美国为最。无论是总统、内阁、国会还是中情局、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任何一项政策和一个决策，都会受到智库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实际上，在社会体制与运行机制较为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到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和发展战略，小到退休金、社区卫生乃至于儿童午餐等问题，都能听到智库的声音，都有智库参与或影响决策。智库对当今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无远弗届。
新兴大国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智库。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当今世界，后发后生型的新兴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空前增多，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科学决策的难度空前加大。怎样把握机遇，如何应对挑战，是新兴国家的共同课题，而这就需要科学、专业、系统的研究作为决策的支撑。
因此，新兴国家的政府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智库，是一个自然而必然的现象。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五国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增长的智库力量同样是分不开的。在由中国创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关键时期，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不仅是中国崛起的智慧动力，其本身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内容。
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是世界大国，但中国却还没有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级智库。中国智库的现状与国家实力、国际地位严重不匹配。虽然官方统计中国有近2500家软科学研究机构，智库数量号称世界第二，似乎与中国国际地位完全相符，但实际上，中国智库获得国际认可的仅有400余家，甚至有专家认为，中国几乎不存在真正的智库，此论虽然偏颇，但中国智库不尽人意却是不争的事实。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营智库弱而无力，更多智库机构有名无实，独立性缺失、公信力不足、影响力不大，更难谈得上国际化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这就是中国智库的现实图景。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时代，智库乏力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严重羁绊。
作为中国民营智库的探索者与实践者，我们创办运营智库六年多，游历、访问研究、考察过数十家世界知名智库，与上百名国内外智库专家有过交流探讨，深深感受到智库力量对国家崛起的重要性。因为对世界智库的了解与认识，以及智库运营过程中的实践与体会，我们对中国智库的问题、前景和方向的思考与感悟也越来越深切。
过去，智库在中国主流舆论中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政府近来开始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4月至今两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把发展智库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也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却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作为一个国际人才研究学者，我比较认同科斯教授的答案——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因为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就缺乏坚实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思想创新、学术卓越就无从谈起，人才的多样性也难以涌现。
智刃无锋，何能大国争锋？一个现代化大国的崛起，必需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智库作为智力支持和软实力支撑。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并树立起全球霸权，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就是其背后庞大的智库体系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国家智力和发展动力。中国要崛起，就必须改变这种智库力量与国家实力、国家地位严重不匹配的现状。
从中国的目前发展的阶段和优势来看，已经到了需要智库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政府权利高度集中，决策快，效率高，决策正确固然效果显著，但政策决策错误，决策快、效率高却是灾难性后果，因此，目前中国体制下特别需要智库发挥作用。智库特别是民营智库若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决策权太集中，思想出口单一和缺乏不同论证的体质弊病。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中国智库发展与中国体制改革必将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局面。
强国须强智，对中国智库的前景，我们始终是乐观的。因为无论是从源远流长的智囊文化来说，还是从思想市场的巨大需求和智库所需的人才、资金等条件来说，我们想不久的将来率先打破美国智库一枝独秀的国际智库格局的，可能性最大的无疑是中国智库。正如科斯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合理开放思想市场，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智库，中国的发展就会更上一层楼。
我们认为，困扰当今中国智库发展的因素，主要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在一个政治文明不断成熟、社会风气不断开放的国家，对思想市场的任何束缚与种种限制，终将逐步消除。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到来，中国思想市场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这是中国智库的空前机遇。尤其是对民营智库这支新生力量来说，更需要从体制上松绑，更多获得政府扶持与社会参与。如果能像对待民营经济那样大力发展民营智库，民间智慧的活力与潜能就会被彻底激活，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中国智库的大发展大繁荣。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孕育了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让资本的力量多方面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若再有思想市场的合理开放，尤其以智库为主的中国的进步将会更及全面、深刻和持久。
大国崛起，必需大国智库。为了中国崛起的光荣，为了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国智库任重而道远。如果说“中国梦”意味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那么中国智库必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造梦者。期待越来越多的民营智库加入这个伟大的造梦工程中来，打造属于中国新型智库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梦。愿与有志于中国智库事业的有识之士共勉。
王辉耀、苗绿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