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亚洲价值观：中国该如何跟世界相处
2015年7月22日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凤凰卫视评论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邱震海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在中国崛起下的背景再谈“亚洲价值观”和当年“四小龙”时的时空背景完全不同。“四小龙”时期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亚洲价值观”，因为它从文化上印证了“四小龙”的崛起以及它的内在逻辑。而中国本身又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960万平方公里，五千年文明各方面深厚的基础，恰恰在政治、价值观上又和世界不同。政治上、心理上和世界又形成截然挑战的情况下，今天我们重提亚洲价值观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一点，它的时空背景是不同的，由此，它对我们自己和别人产生的冲击是不同的。
亚洲价值观不具有排他性
到底什么是亚洲价值观？我们从文化上进行梳理还是政治上进行阐述？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亚洲价值观首先是文化上的。无可否认，那些受到儒家文明影响的所有国家在文化层面有一定的共性。我们在行为模式层面上，为人处事的方式，企业管理方式；以前提出和谐世界、和平世界行为方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当我们从文化层面进入到政治层面时问题就复杂了，我们是不是要把亚洲文化层面上的相似性，行为模式上的相似性诠释为政治上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这就是敏感的问题。坦率讲亚洲各自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内部不见得或一定不可能有共同的共识，比如中国和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在价值观上形成共识。所以，我们提出亚洲价值观，文化层面上比较容易阐述，政治上提出阐述必须提供一个思路，政治思路是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具有排他性。
我为什么提西方文明？在中国崛起背景下，西方文明变成一个很敏感的词。但过去五百年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从法制到工业制度，到经济制度，到政治价值观以及其他价值观都是西方的。这自然使得人们觉得过去五百年所有人类的价值观都是来自西方的，这当然是由西方的物质文明导致的。
2000年开始，人类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硬实力的提升，中国崛起慢慢进入软实力。这一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现在是中华文明崛起会带来东方文明过去五百年在西方主导之下又一轮崛起。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谈到东方文明或亚洲价值观，和西方为主导的以前价值观的排他性，我认为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有句口号–“虚心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我必须指出，在这句话在我们最近若干年似乎有点被人遗忘，有点不太提这个话。当然这和我们崛起的实力很快有关系，中华文明的崛起绝对不是新加坡的崛起，不是香港、台湾、韩国的崛起，它是一片文明的崛起。但我们要思考，当谈到亚洲价值观的时候，与由西方为主导，西方硬实力导致出来的软实力到底是相冲突的还是相融合的。
我真的不愿意用这个词，大家一直非常忌讳的词，“普世价值观”，这变成一个敏感的词。“普世价值观”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们误导了这个词，我们往往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价值观。我们不是说自信嘛，谁说“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观？“普世价值观”成为西方价值观，是因为过去五百年西方物质文明主导，导致它的软实力、它的价值观也变成普世的了。
现在是中国开始崛起，如果未来看二十到五十年，所谓普世价值一定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来自西方的部分，一个是来自东方的部分。只有这两个合起来才有真正的普世价值观。所以，我们今天谈价值观时定义上要做很准确，很细的定义才行。
谈到亚洲价值观，我讲三句话。
第一，假设我们能够把亚洲价值观和西方的关系，从文化到政治都厘清的时候，才能谈亚洲共同体在价值观基础上引发出来的共同体。理论上来说亚洲价值观是值得倡导的理念和远景，欧洲有欧盟，为什么亚洲不能有亚盟。
第二，我们不可忽略亚洲价值观在现阶段的不现实性（我没有用“现阶段的难度”），在亚洲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体制、战略环境、大国的博弈。其实亚洲地区的矛盾，既有双边的矛盾同时又有中美两个大国权力转移在东亚地区的折射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不能忽略它在现阶段的不现实性和难度。当然现阶段的不现实性一定不会推翻前面我说的“值得倡导的理念和愿景”。
怎么使现阶段的不可现实性自动过渡到我们倡导的理念和远景，就要有一定的高度和格局。高度和格局取决于谁呢？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中国，因为无论是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观，还是现在正在对世界形成冲击的，令我们感到自豪的过程–中国的崛起，它的主角是中国。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对应方，那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最主要的主角还是中国。中国有没有高度，中国有没有格局，中国是站在自己家门口各说各话–这也是一种对话，你说你是对的，我说我是对的，吵个没完也是个一种对话；还是我们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站到我们共同的屋顶上，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审视彼此的情绪，审视彼此的盲点–你的不一定就是错的，我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那么如果有这种高度，我认为中国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作为正在改变过去五百年西方主导格局的大国–未来五百年，到底是中国主宰世界还是东西方共同主宰世界，这是个开放的问题–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应该领先，而不是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与西方对话，而是强调我的就一定是对的，你的就一定是错的。
因为种种原因，刚才说的亚洲价值观或多或少是一个“伪命题”。其实这个“伪命题”反映了一个“真难题”。这个真难题就是中国到底如何与世界相处。如果中国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无所谓提亚洲价值观或中国价值观，因为中国是个崛起的中国，而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如何和世界相处，很简单，虚心学习西方。我们仰视西方，那时候我们虚心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那时候世界战略格局是冷战，我们和美国、日本是在战略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苏联。那时候简单得很，现在苏联消亡都已经1/4世纪了，世界多多少少形成了战略上“准冷战格局”，中国为一方，美国为首世界另一方的格局。在价值观上全世界都有一个疑问，一个崛起的中国到底如何与我们相处。
亚洲共同体中的中国
中国自己也有个困惑，我们过去是个老大，世界是东方主导的，东方或多或少是中国主导的。过去西方主导的，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我们怎么和世界相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国民心态等等，所有的困惑茫然得对内会折射在自己的国内情绪，民粹主义情绪等等许多情绪上，对外也会折射在我们的外交战略，也会折射在西方对我们的看法。当然西方有很大的问题，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自我矛盾越来越厉害。
我认为，改革开放36年来（到2015年），有几个年份我个人认为很重要。1979年、1992年、2001年、2011年、2008年、2015年。
1979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开始。1992年市场经济，邓小平南巡，如果没有那一年的话恐怕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2001年中国入世，全球化。全球化一加入，对中国来说不得了，2007年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老三，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现在大家就在算下一个超过谁了。根据美国IMF购买力评价指数计算，我们在2014年10月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这种算法暂且不说，但是所有这些都是2001年为代表的，中国融入整个全球化的过程。还有，2001年“9.11”爆发给了中国一个战略性机会，要不然小布什还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9.11”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又导致中国大发展。
到了2008年，美国遇到金融危机，这是一个重要的所谓“美消中涨”趋势开始产生的时间节点。虽然最近几年美国经济也在复苏，中国经济遇到很大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在回流等等，但趋势一旦形成就无可阻挡。也许以后从历史上回头看，2008年就是“美消中涨”趋势的展开。
2015年到现在大半年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最近半年乃至最近一年，我们国际经济政治、战略安全上的趋势让我产生很多的忧虑。
第一，2008年到现在六七年时间过去，中国崛起的势头越来越猛。尤其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很多概念，包括“一带一路”，我认为都非常好，给世界很大的震撼。中国崛起，中国主导的势头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上午龙部长提出全球化的弱化或者虚化，双边或多边规则的改变，TPP、TTIP中国也在搞等等。全球化的弱化，人民币也要国际化，导致其实有一种趋势产生，就是中美越来越脱钩了，过去我们是越来越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十指紧扣，当十指紧扣，你把别人五个手指斩掉，自己五个手指再斩掉，当十指紧扣慢慢开始脱的时候，你就觉得斩掉别人五个手指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也不需要对方了，我在经济上也不需要对方了，其他方面也都不需要对方了。
第二，贸易规则的变化。美国最近半年，最多一年时间，它的战略底线用我的话说“越来越被触及了”。刚刚结束的SED（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在美国国防部文件中被拿掉了。换句话说，美国已经不再提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了。这本来是中美之间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美国人评估你又要搞东海防空识别区又要在南海扩岛建礁，现在又提出“一带一路”、亚洲价值观，我对你不耐烦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玩这个游戏，两军已经没有新型军事关系。
SED之后9月份，国家主席要去访问美国。2013年6月份，加州庄园会确定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是咬牙切齿接受，本来他不愿意接受。最近美国国内精英阶层的舆论认为要重新评估，或者至少不太愿意再谈，本来他们就是咬牙切齿接受了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
军事解决问题的方案好像在上升。新型大国关系其实就是解决不冲突，不对抗，最后不爆发战争，避免世界上所有崛起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悲剧发生。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虽然这可能刚刚开始，也许再过五年十年我们会发现，往回一看会看得很明显，军事解决方案在上升。很多原来似乎通过“十指紧扣“、全球化、利益共同体；很多原来希望通过外交、政治上提出一种大的概念，包括2006年佐立克的“利益攸关方”，2009年、2010年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的“战略再保障”，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现在都或多或少就像全球化一样也被虚化了。军事解决方案在上升。
我觉得中国和世界在脱钩。虽然在座企业家没感觉到，但其实在战略许多问题上脱钩的趋势在慢慢显现出来。2008年我们称之为“美消中涨”，2015年这种底线被触及。也许再过五年或十年会看得更加清楚。我为什么强调再过十年呢？因为再过十年，如果中国内部转型做得好的话，中国的发展一定会更快，但从2005年看到现在，2005年我们有没有觉得军事解决方案、军事冲突、战争是一种选项？大家都觉得连中日方面我们都只是在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之间都不可能产生军事冲突，更不用说中美。中美直接大战是不可能的，但会担忧很多代理人战争，诸如菲律宾、越南、日本，以至于中美之间会卷入一场谁也不愿意进入的、或大或小的军事冲突。再往前看2035年、2050年会怎么样。
1979年，1992年，2001年、2011年乃至到2008年我们都比较希望和世界接轨，现在我们依然和世界接轨，但2008年随着“美消中涨”的趋势产生，如果这个趋势是存在的，2015年双方底线被触及，双方“战略不耐烦”开始产生的话，我们自己的心态会怎么样。早上吴大使也提到了，现在民间似乎开始产生了封闭的心态。有一个很好的医生朋友，有一次我带我妈去看病，他说“哎呀，你天天在电视里跟我们讲国际政治，现在好像打一仗也不怕嘛。大不了我们再封闭起来再自己干。”，像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虽然是种个别情绪，但不无代表性。
到底我们和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价值观，各位从亚洲价值观、执政党价值观谈到战略取态，我们和别人到底如何相处？如果中国梦要实现我们到底怎么实现，我们的梦和别人的梦是不是相冲突。这也包括怎么去吸收世界先进的文明成果，也包括怎么面对海归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
中国现代化实际上有四代海归：清末第一代海归，民国时代的海还，50年代到东欧、苏联学习的海归，到最近30年改革开放的海归。哪一代的海归贡献最大，很显然是我们这一代人。但我们对国家文明进程的推动，这个文明进程一定是硬实力之外的其他软实力，我们和世界的接轨中，海归应该成为桥梁。
最后我想引用一句话，德国刚统一的时候世界很茫然，尤其是欧洲。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开玩笑说了一句话，“我是如此喜欢得德国，以至于更希望看到有两个德国。”所以当时的欧洲有一句话形容德国统一之后的欧洲和德国的关系，“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如果是德国的欧洲，那完了，就回到1937年。当时欧洲人非常担心。后来发现，今天德国统一正好1/4世纪了，我们发现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欧洲直接对德国很放心，一个统一的大德国完全没问题。
其实中国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说亚洲共同体，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到底是中国的亚洲还是亚洲的中国？如果是中国的亚洲，我们潜意识当中认为，这个潜意识从决策者到精英到民间都有这样的认为，那会折射在我们一系列的政策上，一系列其他的行为方式上，包括语言体系上。
如果是亚洲的中国，显然我们根本不用谈亚洲价值观，根本不用谈中国价值观，中国就是亚洲的一部分。同样，如果我们把亚洲这两个词替代成世界，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到底是崛起以后，崛起以前36年前没有关系，我们虚心学习，哪怕世界不好的我们都学来。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是有选择的，不但不太谦虚还要主导。
所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中国的世界还是世界的中国，这个问题听上去很虚，但是中国早晚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比讨论中国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更加直观一点，如果这个问题大家想明白了，亚洲价值观是水到渠成的问题，至少在迈向亚洲共同体的路上会减少很多阻力。
我们和东南亚的关系也会相对缓和一些，和日本的关系不会很缓和，但是会相对舒缓一点。明年2016年我是蛮担心的，如果洪秀柱赢不了，民进党上台的话，台海趋势会起风波。上面还有东海，中间有台海，下面还有南海，三海联动对中国不叫“负背受敌”也叫“三面出击”、“四面出击”。这是过去没有的情况，海洋东海、南海、台海四面出击的情况。这可能是媒体人忧思多了一点。但我觉得，我们不说它也不会跑掉，问题不说它反而会累积。
（注：以上发言根据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