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智库实践探索】持续的思想创新

思想是智库的灵魂，也是民营智库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民营智库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品格的公正、思想的独立和智慧的声音。多年来，CCG坚持思想创新，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发出作为民营智库应有的声音。

1．从人才发展角度首推“中国梦”概念

结合“人才强国”的理念，CCG率先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与初步设想。

2009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人才战争–全球最稀缺资源争夺战》一书中首先提出：“我们可能还需要打造一个中国梦，让全球的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来中国安家的梦。”此后，我在接受《新京报》、《南风窗》、《商界评论》、《竞报》等多家主流媒体专访并发表专栏文章，先后从不同角度，从国家人才战略的角度提出“打造一个中国梦”，主要目的还是将“中国梦”作为国家人才战略的一种手段，既要通过“中国梦”打造一个“人才大国”，也要通过“人才大国”实现“中国梦”。

2009年，我接受了《商界评论》杂志专访并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梦谁的梦》，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梦”是一个吸引全世界的人来此赚钱的“淘金梦” ，无论再有才华和贡献，外国人才也只是不能扎根入籍的“外人”；“加拿大梦”则是吸引全世界的人，把自己在全世界赚到的钱带过去的“安家梦”；而“美国梦”才算完美地结合了“安家”与“乐业”。

2010年，我接受了《新京报》等主流媒体专访并发表专栏文章–《我们需要打造一个“中国梦”》，明确指出：我们需要打造一个“中国梦”，对内让国民相信有才华之士能够发挥才能，并且通过才华获得成功；对外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向往到中国安家。这个“中国梦”不仅仅是获取财富的“中国机会”，也是留下财富和人才的“中国归宿”。这些有关“中国梦”的新提法和概念也不断地体现我在2009年到2012年期间为中组部领导和全国省市级和地市级组织部长培训班的所做的讲座中间。

2011年12月20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第14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会见外国专家千人计划代表时首次提到“中国梦”，他说：“开放的中国机遇无限, 发展的中国希望无限。我们热忱欢迎世界各国的专家来华工作,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我认为, 现在世界上不仅有一个西方的美国梦, 也有一个东方的中国梦。”2012年1月第一期的《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发表李源潮署名文章：“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进一步从人才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梦的机遇。

2012年4月27日上午，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出席中国梦座谈会。“中国梦”的人才发展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2012年6月30日，CCG联合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有关院系在北京隆重举办“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这是CCG第一次将“中国梦”的概念延伸到人才以外的范畴。77、78级同年学精英和百余人集聚一堂回顾往昔岁月,畅谈“中国梦”，展望未来发展,并就“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与中国教育发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 “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 “人才强国和中国梦”等专题分论坛展开讨论，最后以“未来30年”的圆桌论坛形式作总结。本次论坛的成果，由CCG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解析，最后形成了关于“打造一个中国梦”的建言献策报告，并送达相关部委机构和高层领导，推动了决策层的重视与关注。

CCG从2009年开始，持续不断地提出“中国梦”理念和提法，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引起了中央有关部委、海归人才、那三届毕业生和很多社会精英的共鸣，并得到了媒体广泛的关注和大量的报道，包括国际媒体的报道。党的十八大前夕，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于2012年10月2号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需要自己的梦想( China needs its own dream) ”。这个“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将人民的致富憧憬与更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海外很多华文媒体在转载这篇文章时，直接干脆就把标题写成：“习近平的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和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参加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更高层次，内涵外延更宽更广的“中国梦”理念。他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我们说的每个人都有梦想，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梦，何谓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宿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中国梦”首次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高度，很快成为凝聚新一届政府执政理念的新共识！

2．从“海归”、“海鸥”到“海归学”

作为一名留学海归，我一直有兴趣关注和研究中国留学领域的现状和趋势。我记得在1999年在凤凰卫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上，当时主持人采访我时，我提起了海归（海龟）这个词，我当时就觉得我们讨论这个词，甚至这个新群体概念很有意思，海归一词可以比喻海龟从大海游回海岸，形象代指“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从此，我开始将“海归”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加以界定和研究。海归是相对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

2004年，我在国内第一次将“海归”这个词系统地编写了一本著作，名字就叫《海归时代》，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当代中国海归的著作，我全面阐释了“海归”现象。我当时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相关研究写作这本有关中国海归的研究著作，全书完成后有46万字之多。从此“海归”一词变得更加普及，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代表性的热点词汇之一。

2007年，在系统研究和推广了“海归”的概念后，2007年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又出版了《当代中国海归》和《海归推动中国》系列丛书共八本。《当代中国海归》除了对中国海归现象做了更深入更更广泛的分析和研究之外，我在该书还系统全面提出了“海鸥”这个新概念。“海鸥”专指安家国外或国内、经常往返于中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活动的留学人员或华人华侨，甚至包括老外。“海鸥”现象的总结和“海鸥”概念的提出，使得“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新观念也得到了推广，更使一大批飞越大洋，跨越东西方的国际人才在中国和海外有了更好的发展。目前，我提出的“海鸥”概念已经在国内外被普遍接受。

在推出海归海鸥概念后，这些年来我在CCG还带领团队还针对中国海归群体进行了更系统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在出版了《海归时代》和《海归推动中国》系列丛书（最系统研究当代海归群体的专著，包括《当代中国海归》、《缤纷海归》、《魅力学者》、《创业英雄》、《财富裂变》、《资本推手》、《叱咤华尔街》和《巅峰职业》），基础上，还出版了包括100多位海归人士成功案例的畅销书《开放你的人生》，以及学术研究著作《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另外，我们连续三年在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海归发展报告》蓝皮书，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在国内外发表多篇中国海归研究相关论文，还出版了关于中国海归创业研究等两部英文专著，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海归。

2014年3月27日，在丹麦奥胡斯大学举办了有关中国留学人员研究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30多名学者专家纷纷为着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和学科而来，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的留学人员。我在会上做了有关中国留学人员的专题研究报告。

CCG这些年的这些思想产品可以说开辟了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一个全新的领域–“海归”学。随着“海归”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词汇，以及国际人才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这门新学科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3．从国际人才到“国际人才学”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人才竞争日益成为决定各国走向世界命运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高端人才紧缺的我国却成了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人才流失国之一，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继续，以及面临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谐型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等核心战略目标，我国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将达到空前迫切的阶段。因此，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与改革相关计划、政策、制度，推动人才回流和环流，展开国际人才竞争。

2010年4月，CCG在长期开展人才战略、人才政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人才规划纲要的推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的研究性专著，受到国内各政府部门和人才研究工作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一书系统地总结了传统发达国家、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归纳和总结了国际人才竞争的背景、现状、趋势及规律，并且针对中国国际人才竞争的现状、趋势、优势、不足、重点目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建立中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的建议。

《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出版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还召开省委领导读书会亲自导读，推荐广东全省干部进行阅读。《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都给予该书大篇幅报道。

自2012年起，CCG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国内第一次共同推出了《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包括《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创业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中国海外专业人士报告》等，都是国内该系列年度报告系统地研究中国留学生、中国海归发展、中国国际移民、中国海外专业人士等群体的发展现状和热点问题，从国际人才流动的角度提出了提升中国国际人才竞争优势的建议，为中国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2年，CCG应邀参与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人才强国研究出版工程”–《国外人才发展丛书》的重要工作，并负责撰写该丛书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由中组部党建出版社出版。CCG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才全球化趋势将不可逆转，国际人才竞争更为激烈。随着国际人才竞争的加剧，各个国家纷纷将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人才竞争战略明显呈现出制定因素多元化、不同国情的多样化、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相结合等特点。而国际人才研究成为一项新兴学科，已经成为各国许多学者积极研究的新方向。

2013年，十八届三中报告提出要“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导下，CCG全面研究各国最新国际人才竞争制度，在党建出版社的出版《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为我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CCG持续多年对国际人才、国际人才流动、国际人才战略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研究的助动下，可以说目前“国际人才学”已经成为“人才学”的重要新兴学科领域。

 

4．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靠什么来转型？必须要靠人才。早在2007年，CCG就提出，中国要从过去30年的人口红利，转成未来30年的人才红利，要从过去30年投资拉动，转向未来30年的人才拉动，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模式竞争的核心是低成本，人口红利，投资拉动。实际上在这块，在过去30多年创造了我们中国的辉煌，包括到2008年中国北京举办了奥运会。作为CCG的专家，我很荣幸地参与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研究和起草工作。2008年，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结点，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转型。

CCG在2008年提出来：过去中国发展是靠人口红利，人口低价，靠中国制造，靠廉价的劳动力，靠环境、能源的消耗，农民工福利的牺牲来取得的，但这个模式是难以为继。2008年我们的人口红利达到了顶峰，2008年开始下降，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特别是经历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认识到，中国必须要转型，社会要转型，经济要转型，体制要转型。

2010年我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重申我国低劳动成本模式难以为继 人口红利正衰竭、201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参与国际竞争引领中国转型》，强调人才对中国转型的重要作用。转到未来30年的招才引智，从而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转型。

    5．提出“人才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正如弗里德曼所言，世界被一台无所不包的电脑所“夷平”，但即使是在平坦的世界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人才流动与竞争。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同时既是国际人才的输出国，又是人才输入国，这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人才流入国，一般总会带来各方面的积极影响，包括知识、技术、信息、资金等，以及通过产业化创造潜在的公司和就业机会，进而推进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接受国必须确保根据自身市场需求引导人才的流入，给予适宜的发展平台，避免人才浪费，避免与国内人才培养、就业产生矛盾。而对于输出国来说，人才的外流，可能会导致生产劳动及其相关产出的损失、财政对出国人才的教育支出等等，也可能形成潜在的“智慧银行”。同时，在国际人才竞争过程中，由于缺乏国际性组织对人才流动来进行规范和约束，人才流动也出现了大量不合理的现象，发达国家选择性接收高层次人才，发展中国家人才大量流失且接收了大量低层次移民，人才流动严重失衡，加剧了各国对人才流动的限制。

我们认为，全球化浪潮发展到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人才全球化时代”，CCG提出人才已经从“外流”，“回流”，再到“环流”。国际人才竞争必然加剧。但从整体来说，国际人才竞争并不是一种完全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互惠双赢的竞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CCG认为：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促进了全球贸易在市场经济中有序开展；在第二次全球化流动浪潮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促进了全球金融快速规范流动。正因为有国际规则引导，贸易开展和货币流动才能有序进行，才能带来今天全球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样，在人才全球化时代，也需要这样的国际组织来维护人才流动与竞争秩序。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从未置身事外。最早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带来了鸦片战争和半殖民地的沦陷；过去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加入WTO，为中国减少了贸易壁垒和货币流动障碍，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逐步崛起。在人才全球化流动与竞争的全球化第三次浪潮中，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人才输出国和“海归国”，未来30年中国要建设成一个创新型的国家，不仅需要吸引大量海归回流，也需要大量引进外籍人才，不仅需要熟悉国际人才流动规则，更需要能够主导国际规则。

6．建议建立国际人才流动新秩序和“人才WTO”

在人才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人才流动日益频繁和国际人才竞争加剧，我和CCG开始关注“国际人才流动与竞争秩序”的问题，进而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组织来维护人才流动与竞争秩序。

在全球化第三次浪潮中，随着人才全球化流动与竞争愈演愈烈，中国迫切需要熟悉国际人才流动规则，更需要能够主导国际规则。

全球化的前两个浪潮，国际规则均由发达国家制定，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当前全球化第三次浪潮正劲，中国不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最具潜力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大国，也是人才输入大国，人才流动和国际人才竞争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与能力，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的研究，提早考虑成立有关的多边合作机制或者为建立专门的合作机制奠定基础，发起建立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s Organization），建立国际人才有序流动、高效协调管理的机制，从而把握制定国际人才流动秩序的主动权。

从增加国际人才竞争公平性、加强人才流动管理的角度看，世界人才组织的主要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方面：

（1）对世界人才流动进行调查研究，从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对全球人才的流动进行专业分析，建立世界人才库；

（2）出台国际性条约，消除各种消极因素和相关壁垒，促进国际人才流动市场的形成，维护人才的平等权利，保证人才的合法、有序流动；

（3）制定相关规则，协调成员国之间的人才流动矛盾，为其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

（4）为国际人才流动提供统一的、可操作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文凭、技能和福利的互相认证，规范人才流动程序，促进人才在各国的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降低人才流动和使用的成本；

（5）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举办人才相关法规政策的培训班，提高其对人才的管理水平，促进人才快速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等。

过去30年我国在消除货物贸易流动的壁垒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了全球第一大贸易囯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30年我们还需要尽快消除国际人才流动的壁垒，主动建立国际人才流动新秩序，主导建立人才WTO，广纳天下人才来实现他们的中国梦，推动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人才强国。2013年，CCG在中组部党建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正式第一次首次提出了人才WTO的概念。

7．从“人才赤字”到“移民赤字”

2009年，中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62万，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49万，据此，CCG于2010年首次提出了“人才赤字”的概念。CCG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人才赤字”，这使中国成为国际人才战争的最大输家。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即将超过韩国成为美国大学本科生最大的国际生源，而中国的大学生毕业生已经是美国博士生的最大的国际生源。根据2010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机构研究数字，各国理工科博士毕业五年后仍然滞留在美国的中国最高，达92%。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的双边“教育贸易”造成了中国的严重的“人才赤字”，人才外流和人才回流极不平衡。

2013年CCG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指出，截至2012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64万，留学回国人员仅为109万人–留学人才“赤字”超过150万人，在提请相关部门和全社会的重视与关注的同时，指出如何让我国由“人才流失地”变为“人才洼地”、“人才热土”：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健康，顺应人才国际化潮流，改善人才发展环境，为留学人员回国创造良好条件，建立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人才赤字”背后是更为庞大的“移民赤字”。2014年1月22日，CCG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指出改革开放来中国海外移民目前已达到934.3万人，仅过去23年就增长了128.6%，而目前来华外国长期定居的外籍人士只有80多万，移民赤字严重。中国已成第世界4大移民输出国、成为美国最大人才输入国。投资移民迅猛增加，“海外置业”投资增速，“海外购房团”队伍庞大。

CCG认为，“移民赤字”庞大既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符，也会造成人才、资金、技术等的严重外流。不过，中国人海外移民不完全是坏事，越来越多的海外同胞分布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民族的海外人才库，可能为祖国带来更大的效用。同时，CCG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移民赤字”问题的建议，如：尽快组建移民局，进一步开放“国际人才”移民来中国、开放“国际投资”移民来中国，改善国内环境、医疗、教育等导致移民的因素。

　8．从“黄金周”到“中国公众假期优化”

中国“黄金周”是从日本舶来的公众休假方式，始于1999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随着黄金周的社会运营成本越来越大并逐步达到极限，其弊端日益凸显。

作为较早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我基于国内外公众假期模式的比较，发表了《优化中国黄金周假期安排》《国际社会公共假期的规律》、《中国公众假期存在弊处应优化》、《反思黄金周》、《黄金周离“休闲社会”有多远？》、《对改进中国黄金周假期的建议》等文章，提出了“黄金周制度不宜采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国公众假期模式和国际社会结轨，由全民集中放假模式向全民分散度假转变”、“恢复民间传统假日”、“设立三休日制度并和传统文化节日挂钩”、“加强带薪休假制度”等一系列新观点，作为从全民集中度假的粗放式假期模式向精细化和个性化全民分散度的假期模式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支撑。

这些思想和建议，有些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国家公众假期制度的改革，如清明节假日的恢复和带薪休假制度的建立。有些还没有得到采纳的，在公众假期越来越引起社会争议的今天，仍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多年来，CCG坚持道德操守，保持清醒头脑，保持着自身心灵上的一份净土，坚持公益行为，坚持非盈利模式，执着前行。CCG用全球视野、本土情怀去解读“中国与全球化”，成为一个代表中国民间思想的创新工场。通过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产品，CCG发出了民间智慧的强劲声音。这些声音和产品，成为传播CCG思想的主要载体，往往能触及国家法律或公共政策的盲区，符合最广大的公共利益，因而能够引起行业界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通过与政府合作的项目平台、与媒体合作的传播平台和国际化的智库合作平台，CCG思想的公信力、创新力、传播力、影响力正在不断加强，如“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闻者远”。

CCG多年来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传播最权威、最前沿、最客观的思想观点的同时，也开始以产品载体的形式记录中国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