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力: 国家金融安全，阴谋论还是阳谋论？
2015年5月4日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我们据此认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要义，国家利益则是金融安全的核心目标。
《孙子兵法》开篇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年代，金融市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金融安全是国家大事，决定着国家兴衰，甚至是民族存亡。《尉缭子》则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首先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金融安全是阴谋论还是阳谋论？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本文将围绕这三个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展开论述，力求正本清源，为全面、理性认识金融安全，进而务实、高效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奠定基础。
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
技术指标是金融风险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事实上，金融安全不仅取决于金融风险的大小，还取决于金融体系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风险的纾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战略对风险的综合处理能力。因此，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一）金融安全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金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金融工具的设计、金融风险的测度和金融监管的执行，都需要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权力量驱动的，技术指标作为体系运转的结果，对不同国家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标准，用技术手段来观察金融安全状况、来应对金融安全问题，往往会陷入困境之中。而将金融安全视作技术问题，这首先就是一种危险，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博弈中陷入战略被动。
金融产业是一种复合型组织体系，它一般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专业部门构成。经济界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过不少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经济指标。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推出的金融稳健指标集（FSI）。
金融安全指标体系里的指标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经常性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偿债率、偿息率、债务率等。这些指标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判断和预防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研究和应对系统性金融危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仅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是远远不够的。经验表明，技术指标的修复未必会伴随着系统性风险的同步下降，如果战略上处于被动，修复技术指标的努力甚至还可能会加大潜在风险，因此，要把金融安全放到战略层面上来进行主动部署。
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金融安全是一个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问题，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根本，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
（二）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
从逻辑上看，金融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即风险相对于风险承受者是否危险。同等程度的金融风险，对于一国可能是安全的，对于另一国则可能是危险的。金融安全取决于多个要素，包括：金融风险的绝对水平，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决定风险承受力），一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决定风险分散能力），以及一国金融安全战略谋划水平（决定风险化解机制）等。由于技术指标大多只描述了风险的绝对水平，因此其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标高还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决定性要素。
举例来说，对一国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人们往往关注于两个技术指标，即赤字率（财政赤字/ GDP）和负债率（债务总量/GDP）。很多经济学家根据理论推断和经验研究，算出了这两个指标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是3%，负债率是60%，超出警戒线，从技术上就意味着一国存在爆发债务危机的巨大风险，金融安全受到威胁。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这两个警戒线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并不能从财政角度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实际上，这两个指标传递的很多信息是和现实不符的。例如，一些赤字率和债务率绝对水平很高的经济体，就没有爆发债务危机，未来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根据IMF的最新预测数据，2015年，负债率高于100%的国家将有18个，分别是日本、希腊、黎巴嫩、意大利、牙买加、葡萄牙、厄尔特里亚、塞浦路斯、不丹、佛得角、爱尔兰、格林纳达、马尔代夫、美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西班牙和新加坡，负债率分别为245.49%、170.98%、147.41%、136.43%、131.45%、128.72%、126.63%、125.97%、117.66%、115.97%、111.68%、110.21%、108.9%、105.06%、103.88%、101.73%、101.1%和101.02%。2015年，赤字率预估值高于国际警戒线的重要国家分别有印度、日本、南非、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和巴西，其赤字率预估值分别为6.71%、5.81%、5.14%、4.72%、4.34%、4.3%、4.13%和3.13%，分别位居188个国家的第16、25、35、39、49、51、54和77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区域风险研究团队，2015）。可以看到，负债率和赤字率都比较高的国家，例如日本和美国，都没有爆发债务危机，其国债反而受到了市场的不断追捧。如果单看技术指标，就会产生美国和日本将发生债务危机的错误判断，而另一些技术指标值比较低的国家，从财政债务视角综合审视的金融安全却远不如美国和日本。因此，技术指标往往不能说明问题，甚至可能产生误导。
（三）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由于技术指标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国围绕技术指标来构建金融安全战略是危险的。很多时候，旨在让技术指标符合“国际警戒线”要求的努力反而会让一国陷入战略上的被动。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不仅需要技术上有考虑，更需要从战略高度着眼，坚守底线思维，完善顶层设计，全盘统筹金融战略的制定、国际博弈的应对、金融风险的缓冲、基础体系的建设、各种威胁的化解等。
通过金融史上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是非常危险的。
案例一是印尼，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修复技术指标以达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经济两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1998年1月，IMF向印尼提供了一笔总价值43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尽管这项援助方案中包含了对印尼的经济、金融、政治、贸易、外交等各个方面非常苛刻的限制条件，但迫于危机压力，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然而，协议签完后的1998年3月，IMF就拒绝向印尼提供后续援助贷款，并进一步要求印尼放弃联席汇率制，金融危机由此继续恶化，印尼政治经济震荡持续加剧。2000年，IMF再次以救助为名与印尼签署备忘录，详细规定了印尼应采取的两项改革措施，包括清盘16家印尼国有银行和发行中央银行援助周转金和重组银行债券。这份备忘录使印尼银行业全面崩溃，政府负债率从1997年的23%急升至2001年的114%，印尼在IMF的总债务则从2000年的1200兆盾上升至2001年的1700兆盾。此外，IMF还对印尼政府施压，迫使印尼政府将中亚银行51%的股权以6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美国的信托投资公司，而印尼中亚银行一年仅仅国债利息收入就高达5亿美元。在被迫修复技术指标的过程中，印尼原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重要工业均被外国投资者控制。危机期间，印尼连续三任政府首脑被迫下台，国内政治局势几度失控。可以说，从技术角度着力，印尼不仅没有实现化解危机的目标，还在受制于人的过程中失去了对国家金融安全的保护。
案例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并没有着力于技术指标的修复，却赢得了风险出清和强势复苏的契机。众所周知，早在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继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世界，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接踵而至，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使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危机初期，市场形成了一致共识，认为美国信用将遭受重创，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元霸权也将受到巨大挑战。2008~2011年，全球经济运行趋势的确和共识方向一致，美国经济深度调整，新兴市场脱钩增长，全球经济多元化显著推进。但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新趋势，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和新兴市场崛起受阻同生共存，以“去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的多元化共识不仅没有变成现实，反而朝向相反的方向出现倒退（程实，2014）。从2015年1月IMF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期更新来看，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多元化退潮还在继续深化。在1月报告中，IMF将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了0.5和0.3个百分点至3.6%和3.3%。与此同时，IMF将2015年和2016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了0.6和0.5个百分点至4.3%和4.7%。此番预期调整之后，2015年，美国经济增速较2014年提升1.2个百分点，经济走势向上，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则较2014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经济走势掉头向下。作为本轮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负债率等技术指标始终居高不下，但经济却在短暂衰退之后很快恢复了快速增长，说明美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修复经济基本面、占据博弈主动和争取复苏利益上，而没有过多地纠结于技术指标的修复。
同是金融经济危机，结果迥然不同，启示深刻：一是技术参数作为指标和目标的意义被颠覆。仅仅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衡量，如果把国际储备与外债总额的比率、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和短期外债与国际储备的比率等作为国家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及金融安全的既定目标，我们会发现，印尼为了追求技术指标的恢复，在国际社会的救助下是（至少一度是）风险越来越大，并对整个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美国在指标上并不占优势，它的经济复苏也不依赖于，或者甚至是忽略了这些项目指标的修复。二是金融安全的防护不能单纯靠被动防御也需要主动出击。印尼为了在某些指标项目上进行改善，将希望寄托于外界的经济援助，不惜将自身的主动权利纷纷放弃，不但动摇了本国政治经济的根基，还削弱了国家金融安全的物质基础。美国则充分发挥了战略主动，在复杂的全球政策博弈中始终维持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稳定和相对主动，美联储通过QE推出和退出把“对冲”职能发挥到了极致，推出QE→经济温和复苏→退出QE→产生美元升值预期→美元从全球回流美国本土→美国长久缩减赤字、减少支出、持续复苏。政策安排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美联储立足自身利益的战略决心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手笔为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强势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
因此，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而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
阴谋论还是阳谋论？
阴谋还是阳谋，这是一个问题。国际金融体系中浮现和隐藏着的是各国之间的权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争夺和较量，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Lantis，2002）。战略实施过程中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这些手段当然也应成为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无视他国“阴谋”的存在是危险的，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则太过狭隘。我们应正视，国家的金融战略应建立在国家利益而非国际阴谋论的基础上，一国金融体系的建立、设计和调整，其目的无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靠的是实力和智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
（一）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
因为金融具有技术上的复杂性，大国金融博弈也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很多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安全，这是错误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经济、金融手段在国际经济金融博弈中占据先机，用各种符合规则的手段最大化本国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原因有三：第一，目标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隐藏目的；第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公开的，尽管谋划的过程可能不会大张旗鼓，但策略实施都是通过经济活动和市场操作来实现的，任何不公开的“地下经济”和“地下金融”，都会被各国一致抵制，难以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第三，追求目标的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谁在利益博弈中占据先机，谁就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谁就能主导国际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获知的隐藏收益。
金融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国际金融斗争、金融殖民主义、金融侵略主义甚至金融恐怖主义，如果存在，也必然是存在于或者衍生于市场这个运作载体中。市场中的金融，其首要特征是逐利，它为社会和实体经济服务，这种服务的本质，也是逐利。上升到国家层面，一国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都是为了最大化本国利益，而不是为他国做嫁衣裳。只要能认识到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那么，大国战略就都是阳谋，而非阴谋。
国际社会中，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金融阳谋广泛存在，特别是美国，金融阳谋充分体现在其国家战略的方方面面。
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利用全球售债侵占新兴市场金融利益的阳谋。这也是最被聚焦的所谓“阴谋论”起始点。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并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一方面，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变成世界生产工厂，支撑发达国家消费；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债券收益率较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不断降低，甚至降至负值。基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IC）的数据测算，若以人民币计价，21世纪前十年，汇改之前的投资平均收益率约为5.54%，汇改后仅为1%；如果剔除外汇冲销成本，汇改前的平均收益率为3.59%，汇改后则降至-1.64%（王永中，2011）。与低收益率甚至是负收益率不相匹配的是，中国外汇储备还面临着较高的资本损失风险。这种“对外输出廉价商品，对外投资回报却很低”情况并不罕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经济学上称之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华尔街把这归功于智力资本，认为更聪明的人理应挣得更高回报，即智力资本的回报差价。这种解释显然不公，造成这种“斯蒂格利茨怪圈”的根本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失衡的根本则是美元霸权。凭借美国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利用市场实现了侵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利益的阳谋。
第二个例子是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不仅涉及电话邮件等信息，还包括国际金融交易，尤其是信用卡交易。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项叫做追踪金钱的监控项目，专门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银行间交易往来，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局专门成立了一个“Tracfin”金融数据库，用来存贮从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的信息。例如，原来伊拉克禁运石油，部分国家也承诺不买，但过几个月后美国却发现了某些国家在买。美国如何获知？因为石油交易涉及资金往来，而全球清算系统的总部和备份中心在纽约，任何在此系统清算的数据每天晚上都汇总纽约，因此任何人和伊拉克、伊朗、缅甸、朝鲜交易，只要不是现金交易，美国都能通过金融系统获知。此外，即使资金的路线不被监控，但是运输石油需要船队，就要缴纳保险，与此相关的几家大型保险公司都是美国公司，通过追踪保费也可以知道运输船从哪里走，到哪里去。
这两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一点，美国能够实现国家金融安全，靠的主要是经济金融实力和主导能力（Nanto，2011）。虽然美国处处处心积虑、小心算计、攫取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阴谋，因为美国的行为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都是通过市场公开进行的事情，阴谋诡计派不上多大用场。战略实施过程中无疑是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的，这些手段当然也应当成为安全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无疑是太狭隘了。决定长期金融安全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二）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实现阳谋的基础
国家利益最大化是阳谋，不是阴谋，全球利益博弈中，每个国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底气实现阳谋。所谓阳谋，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阴谋诡计、凭实力也能实现的谋略。在国际经济金融往来中，只有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才能保障阳谋的长期实现。
首先，强大的经济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基石。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却演绎了大国兴起的罕见奇迹。它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位置占据了一个多世纪（亨廷顿，2010）。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国家和民族的腾飞在过去都是从血腥的战争中过来的，美国拥有地缘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天然优势，因此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积累大量财富，为美国金融霸权提供经济基础（科恩，2011）。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次，货币霸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货币金融霸权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国的怀特计划战胜英国的凯恩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施行双挂钩，即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通过这一系列安排，确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和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宣布与黄金脱钩，依靠已经获得的强大国际信用，成了国际货币的主导，奠定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当今的国际储备多元化、国际收支多元化、汇率多元化，都是建立在以美元霸权为主的体系基础上的。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国际最重要流通储备和国际避险货币。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放任美元贬值，冲击他国经济，欧元日元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最后反而突出了美元强势，加固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麦金农，2013）。此外，国际汇率体系依然是美元为主导的，在各国政府的货币框架中，美元仍然是公共部门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和制定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汇率包。按照IMF2014年的统计，世界上有191个国家汇率包，有46.6%是盯住美元或美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国际储备体系也是以美元为主，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美元占比从2009年年初的65.2%小幅下降至61%，基本上还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第三，主导国际金融业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路径。美国立国都是靠发债。英国是债券市场最早的发源地，可股票市场是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做股本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等。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奠定了美国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的微观基础。金融危机发生，但美国的金融市场始终在全球占主导地位，从2007～2014年的数据看，美国股票市值占全球的比例还是主要的。根据国际清算组织数据，国际债券市场以发行人居住地来划分，美国、英国等还是占全球的前六名，在国内债券发行方面，美国在全球债券占23%，国内债券占40%。从国际银行业前十大银行排名来看，三十多年前十家里面大概有八家是日本银行，五六年前十家基本都是欧美银行，现在有四家是中资银行。为什么日本能有七八家在世界前十大银行，后来却消失了？因为美国和欧洲仍是主导，通过诱导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美欧实现了削弱日本经济和日本银行业的战略目的。在美国和欧洲主导的金融业中，中国尽管现在有一席之地，但也如履薄冰，挑战很大。
第四，国际金融组织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手段。在国际组织中，美国拥有IMF的实际权力。美国（16.8%股份）是唯一一家拥有超过15%以上股份而具有否决权的成员。IMF总部在美国，前几任IMF总裁退下来都在华尔街，常务副总裁及90%以上工作人员都是美国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IMF的运作，对整个日常运作具有控制权。世界银行原来是扶贫机构，但是为美国政治服务非常多。金融反恐和金融制裁也成为美国控制他国的工具，通常以反洗钱，打击毒品、贪污、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为重要手段。后来延续到布什提出所谓的对无赖国家的制裁，现实是美国通过组织和法律体制发动金融打击。911事件以后，美国反洗钱重点转到打击恐怖融资，特别是长臂司法管辖政策，扩大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这甚至是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主权侵犯，但是美国通过了这个法律，并用其国内法来监管世界。另外，美也以金融制裁为手段，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
第五，垄断金融定价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保障。金融定价权是目前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价格决定，金融定价权成了市场经济的命门。当代社会，要获得商品定价权，必须获得供应链中的垄断地位。目前市场的游戏规则是谁的金融定价能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达程度）越强，谁就能牢牢控制住定价权。美国依赖二战后通过美元国际本位币地位的确立，承接了英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上的主导地位，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金融市场通过金融衍生品继续控制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接体现为该国在该种商品全球市场中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集中交易、交易成本低、信息容量大的优点，已经成为现行大宗商品定价体系的核心，商品期货的价格成为相应大宗商品品种国际现货贸易定价的基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基本都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实现。农产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金融衍生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之一。另一定价基准——布伦特原油所在的伦敦洲际交易所（ICE），2001年就被美国洲际交易所收购。2006年10月17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合并诞生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集团。2008年3月，芝加哥交易所集团收购纽约商品交易所，一统美国的期货市场。芝加哥交易所集团这样的巨无霸横空出世，更加牢固地掌握商品定价权。美国将生产外包，但只要将金融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关系。邓小平将金融比作血液，金融定价权就是吸血的工具。
第六，信息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利器。斯诺登的棱镜门已经家喻户晓，但事实上，美国对全球的信息控制早已经趋于常规化、广泛化（Reveron，2012），防不胜防。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总部在瑞士，世界三大信用卡公司维萨、通用、万事达的总部都在美国，国际清算系统CHIPS和FEDWIRE等5家，每家的总部也在美国，都是美国监控信息数据库的主要来源。我们进行的每一笔金融交易，即使我们发的是银联的联名卡，只要出国交易，数据都会提交到美国，交易信息对美国来说全在掌握。大型金融企业和跨国机构，也成了美国在政治上利用的工具。微软、苹果、谷歌、雅虎等纷纷被暴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来获取信息。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封锁华为和中兴，因为是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互联网作为全球重要资源之一，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治理机制却是由一家私营部门和一个国家所主导。2005年7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商务部将继续与ICANN（互联网域名—地址管理机构）签订合约，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一合约表明美国决定继续掌握全球互联网的最终控制权，这也使美国拥有独自决策封闭某个国家互联网的权力。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权，他们认为国际性资源必须由全球共同监控，但美国却先发制人，以可能伤害互联网自由为名，拒绝让出控制权。
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
（一）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流动跨越国界，还意味着各国政策的影响相互交叉。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每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不可能是自发统一和协调的，而是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博弈，从理论角度看，是一种非合作的多重博弈，博弈过程非常复杂，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会自然实现国家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在长期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一国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掉入了“温水煮青蛙”的困境，不仅国家利益长期受损，国家金融安全遭遇威胁，甚至连政治稳定的底线都会受到冲击。
这里举几个因为国家金融战略上受制于人而引致国家灾难的例子。第一个是苏联被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拖垮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开始军事立国的征程，虽然GDP一度排在了世界第二，但粮食产量很低，实体经济过度偏向重工业。本来，苏联曾有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但在苏美博弈之中，苏联从经济金融和政治军事两方面都有点安分守己，没能主动引导博弈发展。倒是美国，瞅准苏联经济金融的弱点，率先发起了虚虚实实的攻势。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启动“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为此，里根总统公开游说国会拨款。“星球大战”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简单地说，就是美国准备建立太空防御体系，用激光、电磁炮、粒子束在导弹飞行过程中摧毁任何飞向本土和盟国的核弹头。1984年6月10日，美国南太平洋海军发射了一枚截击导弹，在160多千米高空成功地击中了从加利福尼亚州空军基地发出的另一枚洲际导弹。美国的举动引发了苏联的高度关注，苏联为此加大了航空研究投入，仅1986年，苏联就发射了91枚火箭，美国当年只发射了6枚火箭；1987年，苏联研发成功“能量”号火箭，有效载荷是美国空间运输器的5倍。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完全陷入了“莫须有”的被动，过了保密期的美国机密文件显示，“星球大战计划”唯一的目的就是诱使苏联加速军备投入，最终拖垮其经济。1983~1993年，美国国会批准的计划拨款没有超过350亿美元，和里根总统高调申请的1万亿美元差得很远。由于安分守己，被美国牵着鼻子进入过度的军备竞赛，苏联金融安全完全失去保障，给最终苏联的解体也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是拉美金融危机的例子。虽然拉美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科研开发能力，阿根廷早在1913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期甚至已超过9000美元，被国际理论界认为有可能是第一个跨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阿根廷在20世纪末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危机中，40%的人陷入贫困，30%的失业率，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拉美地区国家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或者产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过于安分守己，因此就没有金融安全可言，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第三个是“日本病”的例子。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实现了高速增长，成就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泡沫”并于90年代初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衰退与持续通缩的艰难境地，被称为“日本病”。21世纪初，日本经济有所好转，但随后由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311”大地震等因素的冲击，日本经济再次跌入低谷，日本国内悲观情绪弥漫，甚至已经变为“失去的二十年”，根据IMF的数据，2012年日本名义GDP水平还不及1991年。表面上看，日本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滞后的经济战略和宏观政策，愈加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等因素是“日本病”的成因；但本质上看，“日本病”的深层原因是受制于人，缺少长期主导权。虽然日本很发达，个人金融资产全世界第一，但基本上日本没有进入金融社会，日本的金融水平无论是在金融理论还是在金融实践上，对全球贡献较小。日本的核心问题是，在金融上基本是被美国操控的，日本金融机构庞大但脆弱，日本十几年前出台了金融改革法案，一是把日本国内庞大臃肿的金融机构市场化，二是把基本封闭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结果是美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日本巨额外汇储备和民间资金大幅流出，日本最核心的金融资源被美国所侵占，美国在日本获取了巨大利益，并左右了日本的汇率，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受制于人，陷入长期通缩。
（二）乱中有为才能占据主动
混乱和无序是国际金融运行的本质和常态，有序是短暂的，混乱是长期的，金融创新发展就是在“长期混乱→短期收敛于有序→长期混乱”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混乱的国际金融博弈中，安分守己不能换来安全，谁占据先机，谁主导格局，甚至谁引导失序，谁就能取得更有利的发展契机。理论上看，博弈论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论证了乱中有为对于占据先行者优势的重要性（让·梯若尔，2010），现实中，也有通过乱中有为占据主动、进而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案例。
美国就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的混乱，乱中有为，通过政策“折返跑”战略的实施，完成了和新兴市场的风险换位，向新兴市场转移了金融风险，保障了自身长期中的金融安全。
2008~2014年间，美国始终处于一种引领状态，无论是复苏抑或是衰退，无论是进抑或是退，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总是引领着全球发生滞后、同向变化。危机的这几年，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返跑，美国经济根据自身体质和阶段状况不断主动调整步速和节奏，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始终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危机这几年，多元化一调高过一调，独立增长神话一个接着一个，霸权式微说也一浪高过一浪，而实际上，美国经济金融霸权不仅没有根本动摇，反而以一种且进且退的变化方式深层体现，霸权力量支撑的变速折返跑，让美国经济突破了体能瓶颈，也大幅消耗了跟随者的增长动能和发展势能。
进一步细看，第一段折返跑是2008~2010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一次由强转弱的变速。这一阶段之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世纪之后的高速增长期，全球化在写意的经济环境中得以迅速推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打开国门、深度融入经济大世界的过程之中。在开放性的全球经济和外向型新兴市场的格局之下，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和美国经济的突然变速迅速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外部增长压力。增长压力之下，美国财政政策的大尺度扩张又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新兴市场为把握危机期间“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机遇，为进一步彰显脱钩增长的崛起实力，纷纷实行了跟随性的财政政策扩张。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的4万亿政策，虽然让中国避免了2009年全球性衰退，但也让地方政府尝到了大把花钱的政绩甜头，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大项目依赖”和“财政政策持续扩张预期”。这不仅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市泡沫化风险的形成和恶化埋下了隐患，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源自宏观层的挤出效应，因为地方政府能够借由财政扩张获得短期政绩，而扶持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则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段折返跑是2010~2011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二次由弱转强又趋弱的变速。这一阶段，借由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危机期间出口的异常贡献，美国经济自2009年第三季度正式走出衰退，并逐步走强，全球经济也随之反弹，甚至于2010年出现了通胀抬头的迹象。但2010年下半年开始，前期政策的刺激效果逐步消失，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由于欧洲局势的恶化，金融危机也进入第二波高潮，全球经济被带进“二次探底”的漩涡。这一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前半段的乐观时期高调退出宽松政策，大部分经济体为控制短期显形的通胀而进行了加息，但紧接着后半段的经济二次探底不仅将通胀迷雾一举驱散，还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新一轮增长压力。这次压力之下，财政政策在全球财政巩固大趋势下已无太多发力空间，而美联储三轮QE政策又适时产生了引领效应，全球迅速由短暂的加息节奏进入更大幅度的货币宽松节奏。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大量的信贷投放给房地产市场在短期蛰伏后的蓄力爆发创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并让诸多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产生了“流动性持续宽松”的预期，影子银行体系也在诸多刺激因素下进入高速膨胀期。
第三段折返跑是2012年至今，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三次由弱转强的变速。这一阶段，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去泡沫化和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取得明显成效，美国经济复苏进入习惯性的消费驱动轨道，内生增长动力不断趋强，美国银行业盈利大增，美国企业竞争力趋强，美国股市进入强劲牛市，收复危机失地并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在复苏基础渐趋稳固的背景下，美联储稳健启动QE政策，美国进入增长和政策双重周期性领先阶段，美元由此表现强势。双重领先带来的资本虹吸效应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又一轮的危机压力。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一阶段面临着由于三段折返跑效应叠加而产生的多重难题：其一，地方政府项目依赖、房价高企和资金价格高企共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普通实体经济行业缺乏投资青睐、资金支持，并由此进入“盈利空间有限→投资吸引力下降→发展更趋困难”的恶性循环。其二，潜在的财政持续扩张预期和货币持续宽松预期共同激励了透支行为和投机行为，经济金融主体非理性选择和泡沫化发展倾向悄然加剧，整个经济的风险蕴藏悄然增大。其三，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形成与一揽子货币中的美元始终具有较强的实际联系，所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以及美元汇率的趋强实际上对中国的全球贸易产生了双重压力，而全球保护主义在危机阶段的逐步抬头更进一步加剧了外需增长压力。其四，由于缺乏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激励，流动性整体充裕和结构性稀缺的矛盾悄然加剧，而美国双重领跑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虹吸效应又进一步加大了中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反思危机，美国经济引领的周期折返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能够利用危机实现自身的风险释放和快速释放，在向新兴市场转嫁风险的同时最大化了本国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乱中有为战略的具体体现。
（三）乱中有为也需底线思维
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全球利益博弈需要乱中有为，乱中有为才能占据先发优势，但值得强调的是，乱中有为的前提是自己不能乱，也就是说，乱中有为需要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稳定，从技术上看则包括了多种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
从技术上看，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包括以下内涵：第一，金融体系不爆发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主功能不被抑制；第二，国家物价稳定，CPI同比增幅不超过3.5%的警戒线；第三，国家主权货币币值稳定，兑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不发生巨幅波动；第四，国际资本流动顺畅但不过度，不发生大进大出风险；第五，银行业运转正常，不良率不超过资产利润率；第六，政府和企业负债保持适度，债务风险可控，不发生企业废债风潮和主权债务违约事件；第七，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不发生支付危机，货币资金价格不过度波动；第八，金融改革对银行业整体的冲击有限，即便利率市场化等因素导致行业竞争加剧，银行业整体也不出现亏损；第九，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生金融力量有序进入银行业，不发生非理性的恶性市场竞争；第十，保险行业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不发生恶性道德风险事件和突然性的股市崩盘。
小 结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首先，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而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其次，金融安全是阳谋不是阴谋。虽然阴谋论很是流行，但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靠的是实力和智谋，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最后，乱中有为才有所为，乱中有为也要有底线思维。每个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就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稳定，从技术看则包括了多种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
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我们据此认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要义，国家利益则是金融安全的核心目标。
《孙子兵法》开篇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年代，金融市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金融安全是国家大事，决定着国家兴衰，甚至是民族存亡。《尉缭子》则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首先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金融安全是阴谋论还是阳谋论？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本文将围绕这三个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展开论述，力求正本清源，为全面、理性认识金融安全，进而务实、高效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奠定基础。
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
技术指标是金融风险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事实上，金融安全不仅取决于金融风险的大小，还取决于金融体系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风险的纾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战略对风险的综合处理能力。因此，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一）金融安全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金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金融工具的设计、金融风险的测度和金融监管的执行，都需要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权力量驱动的，技术指标作为体系运转的结果，对不同国家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标准，用技术手段来观察金融安全状况、来应对金融安全问题，往往会陷入困境之中。而将金融安全视作技术问题，这首先就是一种危险，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博弈中陷入战略被动。
金融产业是一种复合型组织体系，它一般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专业部门构成。经济界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过不少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经济指标。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推出的金融稳健指标集（FSI）。
金融安全指标体系里的指标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经常性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偿债率、偿息率、债务率等。这些指标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判断和预防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研究和应对系统性金融危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仅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是远远不够的。经验表明，技术指标的修复未必会伴随着系统性风险的同步下降，如果战略上处于被动，修复技术指标的努力甚至还可能会加大潜在风险，因此，要把金融安全放到战略层面上来进行主动部署。
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金融安全是一个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问题，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根本，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
（二）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
从逻辑上看，金融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即风险相对于风险承受者是否危险。同等程度的金融风险，对于一国可能是安全的，对于另一国则可能是危险的。金融安全取决于多个要素，包括：金融风险的绝对水平，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决定风险承受力），一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决定风险分散能力），以及一国金融安全战略谋划水平（决定风险化解机制）等。由于技术指标大多只描述了风险的绝对水平，因此其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标高还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决定性要素。
举例来说，对一国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人们往往关注于两个技术指标，即赤字率（财政赤字/ GDP）和负债率（债务总量/GDP）。很多经济学家根据理论推断和经验研究，算出了这两个指标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是3%，负债率是60%，超出警戒线，从技术上就意味着一国存在爆发债务危机的巨大风险，金融安全受到威胁。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这两个警戒线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并不能从财政角度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实际上，这两个指标传递的很多信息是和现实不符的。例如，一些赤字率和债务率绝对水平很高的经济体，就没有爆发债务危机，未来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根据IMF的最新预测数据，2015年，负债率高于100%的国家将有18个，分别是日本、希腊、黎巴嫩、意大利、牙买加、葡萄牙、厄尔特里亚、塞浦路斯、不丹、佛得角、爱尔兰、格林纳达、马尔代夫、美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西班牙和新加坡，负债率分别为245.49%、170.98%、147.41%、136.43%、131.45%、128.72%、126.63%、125.97%、117.66%、115.97%、111.68%、110.21%、108.9%、105.06%、103.88%、101.73%、101.1%和101.02%。2015年，赤字率预估值高于国际警戒线的重要国家分别有印度、日本、南非、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和巴西，其赤字率预估值分别为6.71%、5.81%、5.14%、4.72%、4.34%、4.3%、4.13%和3.13%，分别位居188个国家的第16、25、35、39、49、51、54和77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区域风险研究团队，2015）。可以看到，负债率和赤字率都比较高的国家，例如日本和美国，都没有爆发债务危机，其国债反而受到了市场的不断追捧。如果单看技术指标，就会产生美国和日本将发生债务危机的错误判断，而另一些技术指标值比较低的国家，从财政债务视角综合审视的金融安全却远不如美国和日本。因此，技术指标往往不能说明问题，甚至可能产生误导。
（三）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由于技术指标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国围绕技术指标来构建金融安全战略是危险的。很多时候，旨在让技术指标符合“国际警戒线”要求的努力反而会让一国陷入战略上的被动。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不仅需要技术上有考虑，更需要从战略高度着眼，坚守底线思维，完善顶层设计，全盘统筹金融战略的制定、国际博弈的应对、金融风险的缓冲、基础体系的建设、各种威胁的化解等。
通过金融史上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是非常危险的。
案例一是印尼，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修复技术指标以达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经济两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1998年1月，IMF向印尼提供了一笔总价值43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尽管这项援助方案中包含了对印尼的经济、金融、政治、贸易、外交等各个方面非常苛刻的限制条件，但迫于危机压力，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然而，协议签完后的1998年3月，IMF就拒绝向印尼提供后续援助贷款，并进一步要求印尼放弃联席汇率制，金融危机由此继续恶化，印尼政治经济震荡持续加剧。2000年，IMF再次以救助为名与印尼签署备忘录，详细规定了印尼应采取的两项改革措施，包括清盘16家印尼国有银行和发行中央银行援助周转金和重组银行债券。这份备忘录使印尼银行业全面崩溃，政府负债率从1997年的23%急升至2001年的114%，印尼在IMF的总债务则从2000年的1200兆盾上升至2001年的1700兆盾。此外，IMF还对印尼政府施压，迫使印尼政府将中亚银行51%的股权以6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美国的信托投资公司，而印尼中亚银行一年仅仅国债利息收入就高达5亿美元。在被迫修复技术指标的过程中，印尼原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重要工业均被外国投资者控制。危机期间，印尼连续三任政府首脑被迫下台，国内政治局势几度失控。可以说，从技术角度着力，印尼不仅没有实现化解危机的目标，还在受制于人的过程中失去了对国家金融安全的保护。
案例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并没有着力于技术指标的修复，却赢得了风险出清和强势复苏的契机。众所周知，早在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继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世界，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接踵而至，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使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危机初期，市场形成了一致共识，认为美国信用将遭受重创，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元霸权也将受到巨大挑战。2008~2011年，全球经济运行趋势的确和共识方向一致，美国经济深度调整，新兴市场脱钩增长，全球经济多元化显著推进。但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新趋势，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和新兴市场崛起受阻同生共存，以“去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的多元化共识不仅没有变成现实，反而朝向相反的方向出现倒退（程实，2014）。从2015年1月IMF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期更新来看，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多元化退潮还在继续深化。在1月报告中，IMF将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了0.5和0.3个百分点至3.6%和3.3%。与此同时，IMF将2015年和2016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了0.6和0.5个百分点至4.3%和4.7%。此番预期调整之后，2015年，美国经济增速较2014年提升1.2个百分点，经济走势向上，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则较2014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经济走势掉头向下。作为本轮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负债率等技术指标始终居高不下，但经济却在短暂衰退之后很快恢复了快速增长，说明美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修复经济基本面、占据博弈主动和争取复苏利益上，而没有过多地纠结于技术指标的修复。
同是金融经济危机，结果迥然不同，启示深刻：一是技术参数作为指标和目标的意义被颠覆。仅仅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衡量，如果把国际储备与外债总额的比率、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和短期外债与国际储备的比率等作为国家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及金融安全的既定目标，我们会发现，印尼为了追求技术指标的恢复，在国际社会的救助下是（至少一度是）风险越来越大，并对整个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美国在指标上并不占优势，它的经济复苏也不依赖于，或者甚至是忽略了这些项目指标的修复。二是金融安全的防护不能单纯靠被动防御也需要主动出击。印尼为了在某些指标项目上进行改善，将希望寄托于外界的经济援助，不惜将自身的主动权利纷纷放弃，不但动摇了本国政治经济的根基，还削弱了国家金融安全的物质基础。美国则充分发挥了战略主动，在复杂的全球政策博弈中始终维持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稳定和相对主动，美联储通过QE推出和退出把“对冲”职能发挥到了极致，推出QE→经济温和复苏→退出QE→产生美元升值预期→美元从全球回流美国本土→美国长久缩减赤字、减少支出、持续复苏。政策安排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美联储立足自身利益的战略决心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手笔为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强势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
因此，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而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
阴谋论还是阳谋论？
阴谋还是阳谋，这是一个问题。国际金融体系中浮现和隐藏着的是各国之间的权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争夺和较量，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Lantis，2002）。战略实施过程中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这些手段当然也应成为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无视他国“阴谋”的存在是危险的，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则太过狭隘。我们应正视，国家的金融战略应建立在国家利益而非国际阴谋论的基础上，一国金融体系的建立、设计和调整，其目的无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靠的是实力和智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
（一）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
因为金融具有技术上的复杂性，大国金融博弈也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很多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安全，这是错误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经济、金融手段在国际经济金融博弈中占据先机，用各种符合规则的手段最大化本国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原因有三：第一，目标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隐藏目的；第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公开的，尽管谋划的过程可能不会大张旗鼓，但策略实施都是通过经济活动和市场操作来实现的，任何不公开的“地下经济”和“地下金融”，都会被各国一致抵制，难以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第三，追求目标的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谁在利益博弈中占据先机，谁就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谁就能主导国际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获知的隐藏收益。
金融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国际金融斗争、金融殖民主义、金融侵略主义甚至金融恐怖主义，如果存在，也必然是存在于或者衍生于市场这个运作载体中。市场中的金融，其首要特征是逐利，它为社会和实体经济服务，这种服务的本质，也是逐利。上升到国家层面，一国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都是为了最大化本国利益，而不是为他国做嫁衣裳。只要能认识到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那么，大国战略就都是阳谋，而非阴谋。
国际社会中，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金融阳谋广泛存在，特别是美国，金融阳谋充分体现在其国家战略的方方面面。
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利用全球售债侵占新兴市场金融利益的阳谋。这也是最被聚焦的所谓“阴谋论”起始点。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并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一方面，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变成世界生产工厂，支撑发达国家消费；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债券收益率较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不断降低，甚至降至负值。基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IC）的数据测算，若以人民币计价，21世纪前十年，汇改之前的投资平均收益率约为5.54%，汇改后仅为1%；如果剔除外汇冲销成本，汇改前的平均收益率为3.59%，汇改后则降至-1.64%（王永中，2011）。与低收益率甚至是负收益率不相匹配的是，中国外汇储备还面临着较高的资本损失风险。这种“对外输出廉价商品，对外投资回报却很低”情况并不罕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经济学上称之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华尔街把这归功于智力资本，认为更聪明的人理应挣得更高回报，即智力资本的回报差价。这种解释显然不公，造成这种“斯蒂格利茨怪圈”的根本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失衡的根本则是美元霸权。凭借美国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利用市场实现了侵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利益的阳谋。
第二个例子是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不仅涉及电话邮件等信息，还包括国际金融交易，尤其是信用卡交易。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项叫做追踪金钱的监控项目，专门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银行间交易往来，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局专门成立了一个“Tracfin”金融数据库，用来存贮从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的信息。例如，原来伊拉克禁运石油，部分国家也承诺不买，但过几个月后美国却发现了某些国家在买。美国如何获知？因为石油交易涉及资金往来，而全球清算系统的总部和备份中心在纽约，任何在此系统清算的数据每天晚上都汇总纽约，因此任何人和伊拉克、伊朗、缅甸、朝鲜交易，只要不是现金交易，美国都能通过金融系统获知。此外，即使资金的路线不被监控，但是运输石油需要船队，就要缴纳保险，与此相关的几家大型保险公司都是美国公司，通过追踪保费也可以知道运输船从哪里走，到哪里去。
这两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一点，美国能够实现国家金融安全，靠的主要是经济金融实力和主导能力（Nanto，2011）。虽然美国处处处心积虑、小心算计、攫取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阴谋，因为美国的行为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都是通过市场公开进行的事情，阴谋诡计派不上多大用场。战略实施过程中无疑是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的，这些手段当然也应当成为安全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无疑是太狭隘了。决定长期金融安全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二）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实现阳谋的基础
国家利益最大化是阳谋，不是阴谋，全球利益博弈中，每个国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底气实现阳谋。所谓阳谋，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阴谋诡计、凭实力也能实现的谋略。在国际经济金融往来中，只有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才能保障阳谋的长期实现。
首先，强大的经济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基石。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却演绎了大国兴起的罕见奇迹。它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位置占据了一个多世纪（亨廷顿，2010）。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国家和民族的腾飞在过去都是从血腥的战争中过来的，美国拥有地缘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天然优势，因此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积累大量财富，为美国金融霸权提供经济基础（科恩，2011）。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次，货币霸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货币金融霸权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国的怀特计划战胜英国的凯恩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施行双挂钩，即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通过这一系列安排，确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和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宣布与黄金脱钩，依靠已经获得的强大国际信用，成了国际货币的主导，奠定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当今的国际储备多元化、国际收支多元化、汇率多元化，都是建立在以美元霸权为主的体系基础上的。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国际最重要流通储备和国际避险货币。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放任美元贬值，冲击他国经济，欧元日元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最后反而突出了美元强势，加固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麦金农，2013）。此外，国际汇率体系依然是美元为主导的，在各国政府的货币框架中，美元仍然是公共部门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和制定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汇率包。按照IMF2014年的统计，世界上有191个国家汇率包，有46.6%是盯住美元或美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国际储备体系也是以美元为主，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美元占比从2009年年初的65.2%小幅下降至61%，基本上还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第三，主导国际金融业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路径。美国立国都是靠发债。英国是债券市场最早的发源地，可股票市场是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做股本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等。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奠定了美国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的微观基础。金融危机发生，但美国的金融市场始终在全球占主导地位，从2007～2014年的数据看，美国股票市值占全球的比例还是主要的。根据国际清算组织数据，国际债券市场以发行人居住地来划分，美国、英国等还是占全球的前六名，在国内债券发行方面，美国在全球债券占23%，国内债券占40%。从国际银行业前十大银行排名来看，三十多年前十家里面大概有八家是日本银行，五六年前十家基本都是欧美银行，现在有四家是中资银行。为什么日本能有七八家在世界前十大银行，后来却消失了？因为美国和欧洲仍是主导，通过诱导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美欧实现了削弱日本经济和日本银行业的战略目的。在美国和欧洲主导的金融业中，中国尽管现在有一席之地，但也如履薄冰，挑战很大。
第四，国际金融组织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手段。在国际组织中，美国拥有IMF的实际权力。美国（16.8%股份）是唯一一家拥有超过15%以上股份而具有否决权的成员。IMF总部在美国，前几任IMF总裁退下来都在华尔街，常务副总裁及90%以上工作人员都是美国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IMF的运作，对整个日常运作具有控制权。世界银行原来是扶贫机构，但是为美国政治服务非常多。金融反恐和金融制裁也成为美国控制他国的工具，通常以反洗钱，打击毒品、贪污、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为重要手段。后来延续到布什提出所谓的对无赖国家的制裁，现实是美国通过组织和法律体制发动金融打击。911事件以后，美国反洗钱重点转到打击恐怖融资，特别是长臂司法管辖政策，扩大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这甚至是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主权侵犯，但是美国通过了这个法律，并用其国内法来监管世界。另外，美也以金融制裁为手段，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
第五，垄断金融定价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保障。金融定价权是目前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价格决定，金融定价权成了市场经济的命门。当代社会，要获得商品定价权，必须获得供应链中的垄断地位。目前市场的游戏规则是谁的金融定价能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达程度）越强，谁就能牢牢控制住定价权。美国依赖二战后通过美元国际本位币地位的确立，承接了英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上的主导地位，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金融市场通过金融衍生品继续控制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接体现为该国在该种商品全球市场中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集中交易、交易成本低、信息容量大的优点，已经成为现行大宗商品定价体系的核心，商品期货的价格成为相应大宗商品品种国际现货贸易定价的基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基本都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实现。农产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金融衍生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之一。另一定价基准——布伦特原油所在的伦敦洲际交易所（ICE），2001年就被美国洲际交易所收购。2006年10月17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合并诞生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集团。2008年3月，芝加哥交易所集团收购纽约商品交易所，一统美国的期货市场。芝加哥交易所集团这样的巨无霸横空出世，更加牢固地掌握商品定价权。美国将生产外包，但只要将金融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关系。邓小平将金融比作血液，金融定价权就是吸血的工具。
第六，信息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利器。斯诺登的棱镜门已经家喻户晓，但事实上，美国对全球的信息控制早已经趋于常规化、广泛化（Reveron，2012），防不胜防。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总部在瑞士，世界三大信用卡公司维萨、通用、万事达的总部都在美国，国际清算系统CHIPS和FEDWIRE等5家，每家的总部也在美国，都是美国监控信息数据库的主要来源。我们进行的每一笔金融交易，即使我们发的是银联的联名卡，只要出国交易，数据都会提交到美国，交易信息对美国来说全在掌握。大型金融企业和跨国机构，也成了美国在政治上利用的工具。微软、苹果、谷歌、雅虎等纷纷被暴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来获取信息。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封锁华为和中兴，因为是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互联网作为全球重要资源之一，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治理机制却是由一家私营部门和一个国家所主导。2005年7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商务部将继续与ICANN（互联网域名—地址管理机构）签订合约，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一合约表明美国决定继续掌握全球互联网的最终控制权，这也使美国拥有独自决策封闭某个国家互联网的权力。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权，他们认为国际性资源必须由全球共同监控，但美国却先发制人，以可能伤害互联网自由为名，拒绝让出控制权。
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
（一）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流动跨越国界，还意味着各国政策的影响相互交叉。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每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不可能是自发统一和协调的，而是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博弈，从理论角度看，是一种非合作的多重博弈，博弈过程非常复杂，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会自然实现国家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在长期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一国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掉入了“温水煮青蛙”的困境，不仅国家利益长期受损，国家金融安全遭遇威胁，甚至连政治稳定的底线都会受到冲击。
这里举几个因为国家金融战略上受制于人而引致国家灾难的例子。第一个是苏联被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拖垮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开始军事立国的征程，虽然GDP一度排在了世界第二，但粮食产量很低，实体经济过度偏向重工业。本来，苏联曾有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但在苏美博弈之中，苏联从经济金融和政治军事两方面都有点安分守己，没能主动引导博弈发展。倒是美国，瞅准苏联经济金融的弱点，率先发起了虚虚实实的攻势。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启动“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为此，里根总统公开游说国会拨款。“星球大战”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简单地说，就是美国准备建立太空防御体系，用激光、电磁炮、粒子束在导弹飞行过程中摧毁任何飞向本土和盟国的核弹头。1984年6月10日，美国南太平洋海军发射了一枚截击导弹，在160多千米高空成功地击中了从加利福尼亚州空军基地发出的另一枚洲际导弹。美国的举动引发了苏联的高度关注，苏联为此加大了航空研究投入，仅1986年，苏联就发射了91枚火箭，美国当年只发射了6枚火箭；1987年，苏联研发成功“能量”号火箭，有效载荷是美国空间运输器的5倍。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完全陷入了“莫须有”的被动，过了保密期的美国机密文件显示，“星球大战计划”唯一的目的就是诱使苏联加速军备投入，最终拖垮其经济。1983~1993年，美国国会批准的计划拨款没有超过350亿美元，和里根总统高调申请的1万亿美元差得很远。由于安分守己，被美国牵着鼻子进入过度的军备竞赛，苏联金融安全完全失去保障，给最终苏联的解体也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是拉美金融危机的例子。虽然拉美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科研开发能力，阿根廷早在1913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期甚至已超过9000美元，被国际理论界认为有可能是第一个跨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阿根廷在20世纪末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危机中，40%的人陷入贫困，30%的失业率，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拉美地区国家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或者产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过于安分守己，因此就没有金融安全可言，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第三个是“日本病”的例子。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实现了高速增长，成就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泡沫”并于90年代初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衰退与持续通缩的艰难境地，被称为“日本病”。21世纪初，日本经济有所好转，但随后由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311”大地震等因素的冲击，日本经济再次跌入低谷，日本国内悲观情绪弥漫，甚至已经变为“失去的二十年”，根据IMF的数据，2012年日本名义GDP水平还不及1991年。表面上看，日本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滞后的经济战略和宏观政策，愈加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等因素是“日本病”的成因；但本质上看，“日本病”的深层原因是受制于人，缺少长期主导权。虽然日本很发达，个人金融资产全世界第一，但基本上日本没有进入金融社会，日本的金融水平无论是在金融理论还是在金融实践上，对全球贡献较小。日本的核心问题是，在金融上基本是被美国操控的，日本金融机构庞大但脆弱，日本十几年前出台了金融改革法案，一是把日本国内庞大臃肿的金融机构市场化，二是把基本封闭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结果是美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日本巨额外汇储备和民间资金大幅流出，日本最核心的金融资源被美国所侵占，美国在日本获取了巨大利益，并左右了日本的汇率，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受制于人，陷入长期通缩。
（二）乱中有为才能占据主动
混乱和无序是国际金融运行的本质和常态，有序是短暂的，混乱是长期的，金融创新发展就是在“长期混乱→短期收敛于有序→长期混乱”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混乱的国际金融博弈中，安分守己不能换来安全，谁占据先机，谁主导格局，甚至谁引导失序，谁就能取得更有利的发展契机。理论上看，博弈论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论证了乱中有为对于占据先行者优势的重要性（让·梯若尔，2010），现实中，也有通过乱中有为占据主动、进而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案例。
美国就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的混乱，乱中有为，通过政策“折返跑”战略的实施，完成了和新兴市场的风险换位，向新兴市场转移了金融风险，保障了自身长期中的金融安全。
2008~2014年间，美国始终处于一种引领状态，无论是复苏抑或是衰退，无论是进抑或是退，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总是引领着全球发生滞后、同向变化。危机的这几年，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返跑，美国经济根据自身体质和阶段状况不断主动调整步速和节奏，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始终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危机这几年，多元化一调高过一调，独立增长神话一个接着一个，霸权式微说也一浪高过一浪，而实际上，美国经济金融霸权不仅没有根本动摇，反而以一种且进且退的变化方式深层体现，霸权力量支撑的变速折返跑，让美国经济突破了体能瓶颈，也大幅消耗了跟随者的增长动能和发展势能。
进一步细看，第一段折返跑是2008~2010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一次由强转弱的变速。这一阶段之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世纪之后的高速增长期，全球化在写意的经济环境中得以迅速推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打开国门、深度融入经济大世界的过程之中。在开放性的全球经济和外向型新兴市场的格局之下，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和美国经济的突然变速迅速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外部增长压力。增长压力之下，美国财政政策的大尺度扩张又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新兴市场为把握危机期间“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机遇，为进一步彰显脱钩增长的崛起实力，纷纷实行了跟随性的财政政策扩张。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的4万亿政策，虽然让中国避免了2009年全球性衰退，但也让地方政府尝到了大把花钱的政绩甜头，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大项目依赖”和“财政政策持续扩张预期”。这不仅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市泡沫化风险的形成和恶化埋下了隐患，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源自宏观层的挤出效应，因为地方政府能够借由财政扩张获得短期政绩，而扶持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则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段折返跑是2010~2011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二次由弱转强又趋弱的变速。这一阶段，借由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危机期间出口的异常贡献，美国经济自2009年第三季度正式走出衰退，并逐步走强，全球经济也随之反弹，甚至于2010年出现了通胀抬头的迹象。但2010年下半年开始，前期政策的刺激效果逐步消失，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由于欧洲局势的恶化，金融危机也进入第二波高潮，全球经济被带进“二次探底”的漩涡。这一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前半段的乐观时期高调退出宽松政策，大部分经济体为控制短期显形的通胀而进行了加息，但紧接着后半段的经济二次探底不仅将通胀迷雾一举驱散，还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新一轮增长压力。这次压力之下，财政政策在全球财政巩固大趋势下已无太多发力空间，而美联储三轮QE政策又适时产生了引领效应，全球迅速由短暂的加息节奏进入更大幅度的货币宽松节奏。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大量的信贷投放给房地产市场在短期蛰伏后的蓄力爆发创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并让诸多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产生了“流动性持续宽松”的预期，影子银行体系也在诸多刺激因素下进入高速膨胀期。
第三段折返跑是2012年至今，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三次由弱转强的变速。这一阶段，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去泡沫化和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取得明显成效，美国经济复苏进入习惯性的消费驱动轨道，内生增长动力不断趋强，美国银行业盈利大增，美国企业竞争力趋强，美国股市进入强劲牛市，收复危机失地并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在复苏基础渐趋稳固的背景下，美联储稳健启动QE政策，美国进入增长和政策双重周期性领先阶段，美元由此表现强势。双重领先带来的资本虹吸效应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又一轮的危机压力。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一阶段面临着由于三段折返跑效应叠加而产生的多重难题：其一，地方政府项目依赖、房价高企和资金价格高企共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普通实体经济行业缺乏投资青睐、资金支持，并由此进入“盈利空间有限→投资吸引力下降→发展更趋困难”的恶性循环。其二，潜在的财政持续扩张预期和货币持续宽松预期共同激励了透支行为和投机行为，经济金融主体非理性选择和泡沫化发展倾向悄然加剧，整个经济的风险蕴藏悄然增大。其三，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形成与一揽子货币中的美元始终具有较强的实际联系，所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以及美元汇率的趋强实际上对中国的全球贸易产生了双重压力，而全球保护主义在危机阶段的逐步抬头更进一步加剧了外需增长压力。其四，由于缺乏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激励，流动性整体充裕和结构性稀缺的矛盾悄然加剧，而美国双重领跑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虹吸效应又进一步加大了中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反思危机，美国经济引领的周期折返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能够利用危机实现自身的风险释放和快速释放，在向新兴市场转嫁风险的同时最大化了本国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乱中有为战略的具体体现。
（三）乱中有为也需底线思维
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全球利益博弈需要乱中有为，乱中有为才能占据先发优势，但值得强调的是，乱中有为的前提是自己不能乱，也就是说，乱中有为需要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稳定，从技术上看则包括了多种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
从技术上看，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包括以下内涵：第一，金融体系不爆发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主功能不被抑制；第二，国家物价稳定，CPI同比增幅不超过3.5%的警戒线；第三，国家主权货币币值稳定，兑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不发生巨幅波动；第四，国际资本流动顺畅但不过度，不发生大进大出风险；第五，银行业运转正常，不良率不超过资产利润率；第六，政府和企业负债保持适度，债务风险可控，不发生企业废债风潮和主权债务违约事件；第七，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不发生支付危机，货币资金价格不过度波动；第八，金融改革对银行业整体的冲击有限，即便利率市场化等因素导致行业竞争加剧，银行业整体也不出现亏损；第九，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生金融力量有序进入银行业，不发生非理性的恶性市场竞争；第十，保险行业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不发生恶性道德风险事件和突然性的股市崩盘。
小 结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首先，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而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其次，金融安全是阳谋不是阴谋。虽然阴谋论很是流行，但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靠的是实力和智谋，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最后，乱中有为才有所为，乱中有为也要有底线思维。每个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就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稳定，从技术看则包括了多种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