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新智库,新角色

2015年3月12日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我国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智库出台意见,标志着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中国智库的发展已经在政府推动下,进入了“真刀实枪”的实践阶段。结合本次《意见》、国外智库功能定位和中国发展环境特点,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扮演怎样的新角色?

  国际智库的三大功能

  提供思想、影响决策

  提供思想、影响决策是智库的本质与使命。兰德公司对自身的定义:通过研究分析,帮助提高政策决策水平的独立性、非盈利机构 。 在发达国家,智库发挥着提供新思想、参与重大政治决策等功能,其影响之大,堪称所在国权力机构中继 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方面,智库承接政府课题、为政策制度提供咨询;另一方面,智库保持独立性,进行自由研究,为政府提供服务。美国智库都在为政府提供一种参考性的专业意见。

  启迪民智,引导舆论

  智库是打通“知识”与“政策”脉络的桥梁,也是连接大众与政府的桥梁。智库既可以将民众的意愿反映出来,成为政府了解民意的渠道,也可以解读、传播政府政策意图,引导大众舆论。

  智库与媒体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从智库与媒体各方发展来看,一方面,国际智库要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各界的赞助,需要借助媒体进行传播、包装和推动;另一方面,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时, 也需要借助智库专家的分析和解读来吸引观众与读者,提高社会关注度和市场份额。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宣传研究成果是当代智库的重要特征。

  目前,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智库的宣传手段也推陈更新。像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各项研究报告、出版物的研究成果,均会同步更新到博客和微博中,每个研究员也拥有独立的工作博客,代表机 构发表意见和看法。

  吸引人才、促进流动

  智库具有人才储蓄和为社会其他部门培养输送人才的功能。美国建立第一家现代独立智库–兰德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通为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工程师,重新创造平台,让他们发挥作用。

  越来越被人熟知的“旋转门”,也是西方智库向党政行政机关输送和培养人才的功能体现。所谓“旋转门”机制。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内阁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人。这些官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在华盛顿,一些非常资深的民主党员曾在布鲁金斯研究中心进行培训。

  这个系统不仅在西方存在,在韩国也是如此。韩国有一些发展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将一些学生送到美国读博士,等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他们以三倍的薪水将他们吸收进智库,几年之后这些人才就会有所成就。这是吸引人才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可以为政府注入活力,也不会让一些非常陈旧的观念在政府当中永远存在。

  我国“新智库”的“新”的作用

  中国智库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发展经验,而另一方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根据我国国情,新型智库可有新的功能和定位。

  “公众“智库,政府政策的传声筒

  智库专家解读政府政策,也是我国历来智库机构的传统功能之一。但是与国际智库相比,我国智库专家的政策传声、沟通公众与政府的功能还有待挖掘。另外,仅仅在媒体上解读政策、发表意见的方式还远远不足以支撑智库引导舆论的功能。在我国,智库应加强自身传播能力,利用举办大型学术论坛、组织人才交流活动等方式,促进学术界、企业界甚至政界人才的思想交流。

  “国际”智库,民间外交的主体

  本土智库不能 把视野局限于国内,要打造真正的中国国际化智库,要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我国智库可以充当民间外交的主体,打消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误解。布鲁金斯学会在每年举行的大型公开会议有200多次。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每年举办700多次会议,美国企业研究所也多达200多次。 这是我国智库应该学习的。

  “多元”智库,民主参与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中国智库的95%是官方智库,在决策当中起主要作用的也是官方智库。与规模庞大的官方智库来比,“小而精”的民间智库更具灵活性,更贴近民间,可以反映民众的声音。只有官方智库的智库事业,就像是缺乏私营企业的计划经济一样,智库之间缺乏竞争就会存在问题。

  智库将在政策改革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民间智库也是推动中国民主参与的重要群体,可以成为除了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之外的新的建言献策渠道。如果中国可以发展一批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智库,一定可以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推动。

  “人才”智库,战略人才的蓄水池

  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与政府的距离更近。 这使得我国智库人才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部分官方智库保留事业编制,很多脱离体制内的智库,如社科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关键的管理层人员依然保留行政级别,研究人员薪酬体制也仿照事业单位进行,薪酬待遇较低,对人才吸引力不强。要增强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就需要改革内部薪酬机制。第二,在科研的机制方面,要打破一些以部和单位为单元的研究机制,转向以项目和专家的引导方式,把人才集聚起来;打破学科界限,跨所甚至跨单位、跨国界,跟国外机构合作。第三,在人才管理方面,突破人才流进流出 的方式,适当引进国外的人才,还可以建立一个国外专家库,实现智慧的共享。

  引“源头活水”,发展“智库金融”

  缺乏资金是我国智库发展滞后的首要原因。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捐赠文化。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希望学校、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完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事业也一样是做公益事业。

  在国外,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但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意见》中,对此也做出了“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智库建设。”的规定,这将极大的推动我国捐赠文化的形成,让民间智库获得“源头活水”。

  另外,建议我国发展智库金融,比如成立“智库基金”。在发达国家,智库不仅是人才的蓄水池,也是资本的蓄水池。智库金融高度发达,为智库发展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文章选自《国际人才交流》2015年第3期

关键词 理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