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习近平过去两年的政绩非常明显
2015年3月10日
《领导者》：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进行立案审查，您认为这对于中国政治或者反腐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吗？
李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从2012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连串巨大的腐败案件，从薄熙来案到周永康案，当中还有刘志军案、徐才厚案等，尔后又有山西官员群案，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案子是有关联的。
此外，周永康曾经不可一世，他主管政法委，掌控了武警、政法、公安系统；他蔑视法律，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查办周永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案子，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夸大查办周永康的意义。有人也许会把处理周永康案的难度夸大。
如果把周永康案和薄熙来案做个比较，我觉得薄熙来案在难度上更大一些，因为薄熙来代表了唱红打黑的这么一个上下结合的运动，而周永康并不代表什么。此外，薄熙来有很多同情者，而周永康的同情者寥寥无几。而且薄熙来当时是在上升期，而周永康则是完全在下落期，这个区别也很重要。
《领导者》：如果中国即将开启真正的政治改革，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会使得改革有序而平稳地进行？
李成：我认为应该分三个方面来进行，这跟其他国家，无论西方民主国家，还是东方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
一是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有一定程度上的谁先谁后的问题，但最终都是相互提高和巩固的。
二是选举，每一个国家的选举，都会有它自己的特点。实际上，很多国家的选举，都是各不一样的，有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精英选举等。
三是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尤其是媒体监督。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这三方面来展开，下面我就具体来讲讲。
第一是关于法治建设的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当中，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当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和其他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当中，提到了法治的重要性。
我在上面说过，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关于巡回法庭的建立，这些都是往司法独立的方向靠拢的。尽管现在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想总的思路应该是和司法独立有关。当然还需要有很多非常具体的措施，一步步进行，但这个时间表现在并不特别清楚。
第二是关于选举的问题。在最近几年，党内选举讲得比较少，但我估计在十九大召开的时候，这方面的议题还会重新提出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还是应该从党内民主这个突破点来进行。
中国乡村的村长选举和城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尽管还在进行，但是现在对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和重视程度，不如前几年那么强烈了，我觉得还会恢复过来。中国的选举将会以怎样的形式来推广目前并不清楚。探索的路程是漫长的。
第三是关于媒体的问题。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媒体，尤其是微信，它的用户数量，从三四年前的零，据说现在已经发展到6亿(也有人说是4.5亿)。在中国的成年人当中，有2/3的人都在用微信，包括很多在农村的人，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扩大。微信真可谓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正在改变着生活方式、信息传播和治理机制。
新媒体的发展也使很多谣言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传播途径。近来许多谣言完全是莫名其妙、缺乏政治常识、毫无根据的，但是许多民众以为是真的。对很多人而言，毕竟前一阶段的很多谣言后来都成为现实。
比如以前谣传薄熙来事件，后来它真的就变成真事了。今年初又在传周永康、徐才厚的事情，后来也变成真的了。如果从谣言里传出来的事情，最后都变成了真实的事情，那么谣言就可能会很容易被大众认可，如此就会恶性循环，这样也会促使有些人可能去造更多的谣言。
谣言很大规模、高速度地流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如果中国的执政者，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危险或者说可能的挑战，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该更多地运用主流媒体，让它们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而不是让社会媒体主导信息的流通。这就需要主流媒体变得更开放。
我说的主流媒体不仅包括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同时也包括一些半官方或非官方的媒体，比如《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南方报系等，包括你们的《领导者》和共识网等。要让这些媒体进一步变得开放，这样它们才能成为主要信息来源，它们传播的信息才是靠得住的。实际上，这已经在进行了，但我们期待有制度性的、有法律保障的媒体开放。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法治、选举和媒体开放–入手。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改革进程中，都可以有中国的特色，而且都会是循序渐进的，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有所突破。
《领导者》：孙立平曾发文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真正到来，他们对改革最大的威胁，不是阻挠改革，而是在改革开启之后，通过扭曲改革措施，将改革变成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李成：孙立平是非常好的一个学者，我非常喜欢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敢认同他的观点。
孙立平认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威胁是扭曲改革
首先，现在反腐败打得这么厉害，谁还敢啊？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大规模的腐败，不只是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在央企垄断的过程中产生的。现在官员的偷盗，已经到了几亿、几十亿的程度。习近平主席在前几个月当中就讲到了，走市场经济路线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防止有人打着市场化的口号进行腐败活动。加上现在这种非常强烈的反腐运动，我觉得避免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关键的问题是，在未来几年当中，中国是不是能通过法治来防止腐败。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目前不断有新的政策、新的规章制度推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孙立平的观点太悲观了。
利益集团对改革措施的扭曲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改革本身的内涵。关键是政治体制能否对垄断和特权有遏制的机制。习王近两年来不正是在为此而运作吗？
文章选自《领导者》总第61期，201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