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函数 ——双速经济下“小市大省”的制度设计
序言
饱带饥粮 晴带雨伞
——大地函数下的双速经济悖论
郭生祥
“盛宴还没到高潮酒杯就撤了”，这是我最欣赏的一句描述央行货币政策见好就收的比例。试想每当宴会快到高潮之际，大家似醉非醉，个个慷慨激昂，豪情万丈到气吞山河，一饮而尽，但是高明的宴会组织者却趁机悄然撤走酒杯，了不起意犹未尽者还习惯性地拿起酒瓶，或把酒杯举到嘴边咋咋杯沿，也不介意，依然一边海阔天空去。
要是之前主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撤杯，客人们一个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岂不大扫酒兴？要是酒酣耳熟之际后撤，那些早已醉醺醺的人们，你抢都抢不走他们手中的酒杯，那些饥渴的眼睛会把你藏得再深的酒都给拽出来，再次一饮而尽。
就世界范围看，当美元贬值、美国深度逆差、财政赤字、货币大水漫灌的时候，谨慎的国家，最好既要借机把肚子吃饱，酒也要喝足，但是却不过量，财政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但是始终留有余地，绝不开足全力，这既借了东风，也不至于饮酒过量最后醉倒方休。这就是“盛宴还没到高潮酒杯就撤了”的艺术，是恰到好处的艺术。
反之，如果货币投放过量、杠杆倍数过高，资产价格泡沫化比美国还有过之无不及，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价格高耸入云，不说自己一有风吹草动，就是美元从低谷中爬起，美国经济逐步好转，比如消费好转，就业看好，零售物价好转，投资好转，美元加息，美国资本升值，那时美元倒流，于是大厦将倾，“退潮时谁没有穿衣”不就彻底暴露，之前脱得越多的，之后就越显得狼狈不堪。资产价格泡沫化、负债增加、经济低迷、消费不力、生产停止、物价飞涨，整个陷入空间的危机。
当危机到来时，往往由于国内资产泡沫化、经济动荡，不少“宴会主人”又惊慌失措，不是把酒杯砸掉，或者借人，就是主人乘机逃之夭夭。客观地说，每当美元大水漫灌的时候，无论多么谨慎的主人都会热情好客的，也多少会让资产泡沫些的，而宴会在狂醉中结束时，大都也多少会慌里慌张，不是打破杯盏，就是把杯盘扔到云外，最胆小的可能就直接撤出自家的屋子，希望到外面避避风头。
自从1970年代那场美元本位大戏上演以来，世界经济就周期性地进入这种应对漩涡境地，相对来说，中国之前还没有这么开放，这次直接全面接触，相对来说还是第一次，所以这里先谈谈“历史上的今天”，再谈谈中国如何避免“历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
一
历史上美元周期带给世界的进退失据
1971年8 月15 日，尼克松鉴于美元之前长期泛滥、贬值，不得不断然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直兑的办法，从这个时候起美元给全世界带来的冲击有的称之为“尼克松冲击”。它打破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美元-黄金1盎司:35美元固定汇率体系，自此金本位制让渡于美元本位制。自那以来，1960年代格里芬教授就注意到了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周期性悖论现象，他指出，之前要是美元贬值，会带来美国贸易顺差，随着顺差的增多，美元开始坚挺，美国经济向好，于是美元回流，但是这个时候世界却开始了美元紧缺，随着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各国货币贬值，美元再相对升值，于是出现美国出口下降，接下来美元又开始贬值，不久之后美国美元又开始了紧缺，这是一种周期性悖论现象。格里芬教授看到了这种周期性悖论的顽固性，因此人们拿他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美元现象。
从尼克松冲击以来至今的40多年时间里，这个美国美元周期以及悖论无时不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周期以及悖论现象。早在1990年代我就结合中东、西德、日本以及拉美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周期以及悖论介绍了当时各国不同的应对之策。得出的心得是悖论前“盛宴高潮之前要勇敢地撤走酒杯”，这就叫“饱带饥粮，晴带雨伞”，悖论引来危机后，也不要惊慌失措，要勇敢地采用市场性“四化”来跨越扑面而来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1970年代到2015年的2月（本文的写作日期）大约整整40多年，其间我把美元发生的周期以及悖论划分为7个主要阶段来描述：
1、1971年-1979年为美元脱离黄金锚定开始阶段，这个时候美元继续泛滥、世界汇率波动更加剧烈。加上沙特为反对以色列当时选择了让石油脱离美元的政策，于是美元币值处于下降周期，很自然这又大大破坏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秩序，那时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一次性贬值15%，自1971年8月到1979年12月，美元指数贬值27%。伴随着美国和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急速增长，同期石油、贵金属、基础原材料价格飞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滞胀”。
2、1980-1985年这个阶段，因为之前廉价美元刺激了美国经济出口和复苏，渐渐美元又进入上涨周期，于是美元倒流现象出现，此时“谁在裸游”一看便知，显然“脱得最多”的拉美因为举债过多，债务迅速泡沫化，导致拉美最早进入“失落十年”。1979年刚就职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于1980年4月把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17.61%，不久之后里根入主白宫，提出稳定货币供应量，同时也减轻税负、缩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美国实体经济重新恢复增长，进而带动美元出现了5年的强势上涨周期，截至1985年2月，美元指数曾一度高达158，导致本轮美元上涨幅度超过80%。之前弱势美元源源不断让拉美“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后资金大举撤出，这“一进一出”卷走了多少人的财富，这前后的巨大反差怎能不让民粹主义的拉美迅速进入“失去的十年”呢？
3、1986-1995年为美元继续周期性上涨阶段，因1980年代以来，由于美元升值，导致美国经济又开始面临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这个时候霸道的美元不准备自己贬值，而是强迫贸易对手国货币升值，于是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速升值。此后，日元从1美元300多日元升值到200，再升值到100多日元。于是日本的股市和房市进入泡沫化阶段，“花无百日红，好花不常开”，不久之后日本经济就陷入到长期衰退。继拉美之后陷入二十年的失落。
4、于是1996-2001年继续为美元上涨周期，直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信用市场急剧萎缩，起源于1996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导致本轮美元指数上涨约45%。与此同时，大量国际资金流回美国也加剧了亚洲市场资本流出，九七亚洲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资产泡沫迅即破灭。
5、2002-2008年以来，伴随着世纪初的网络泡沫破裂，以及其后的911
恐怖袭击，资金开始大规模流出美国。为防止美国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美联储在2001年连续13次降息，累计降息5个百分点，创下了1981年以来“最为猛烈的降息轮回”。直至2004年6月，为防止通胀，格林斯潘、伯南克先后启动了17次加息。然而加息也加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6、于是2008年华尔街“次贷危机”爆发，并迅即演变为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危机。其后的数年，美联储相继推出三轮量化放松政策，资产负债表迅速攀升，也维持了美元本位制以来最长阶段的美元弱势格局。世界资产泡沫被推得高高的，包括欧、日、以及新兴经济体的衰退，就陷入到了难以自拔的低迷阶段。
7、但是从2014年6月以来，由于美国率先从危机中复苏，美元又开始了倒流，有一种说法2015年年中美联储会加息，但是目前美国通胀水平仅有0.8%，加上在强劲美元趋势下，2014年12月美国贸易逆差达到466亿美元，但是近两年美国由于叶岩气、叶岩油开采使石油和石油产品逆差大幅减少，虽然非石油产品贸易逆差增加，然而全世界经济相对更弱，于是避险资金还是开始较大规模的逆转，所以美元目前还处在加息与不加息的自我权衡之中。
在美元以上40多年7个周期与悖论中，不难看见对应地每一次都有一个主要对手和“替罪羊”。
1、1970年代的中东由于在石油美元上与美国对着干，最后导致了伊朗、伊拉克革命，沙特等中东国家最后妥协不得不购买美国国债，从此把石油作为了美元的垫底，自此中东国家凡是购买了美国大量国债的，就特别难以摆脱美国，比如不少海弯石油国家，反之与美国作对的，又特别难以翻身，比如两伊、巴勒斯坦、叙利亚等至今都在反复折腾。
2、1980年代的西德、日本与美国属于“冷战”时期的同一阵营，自然采取了妥协跟从策略，也让自己的货币贬了值，并购买了不少美国国债，一种中性的选择是西德、日本都注意完成接下来的现代化，那就是在社会保障、中小企业、三农、金融均衡现代化上都实现了跨越，但是日本由于过度地现代化，接下来还是让自己陷入二十多年的失落。好在西德由于与东德统一，或多或少改变了些过度发展带来的失衡。所以至今还是欧盟的灯塔。
3、而拉美在以上周期和悖论中，也选择了与美国对着干的策略，但是美元倒流对拉美的打击同样不小，谁让它们之前增加了那么多美元信贷呢？加上民粹主义一是难以提高生产效率，二是不恰当地助长了资产价格高涨，于是羁绊中的拉美始终难以完成现代化。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拉美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今天都已经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了，拉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看来还没有完全的胜算。
总之，以上四类经济体，凡是美元宽松时没有妄乎所以的，而美元收紧时，也没有丝毫放松自己国内均衡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借庞大的外储勇敢地加强最低社会保障、弥补产业中的短板、协助中小企业壮大、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基本上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并迅速扭转了之前日益恶化的“M型社会”，毅然决然地实现了“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哑铃型”社会。
具体就是“社会保障现代化、中小企业现代化、三农现代化、金融现代化”。凡是没有的，要么盲目地走上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对抗，要么不顾产能过剩、经济失衡，国内加强维稳，国外大量购买美国债券，最后也都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
中国经济左右逢源的最优选择
事隔40多年后，2014年起开始的世界又不知不觉跨入到了同样的逆周期境地，中国该如何吸取教训作出正确的选择呢？
零八危机以来，全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当时美国抛出G2，诱使中国奋不顾身地实现了与美国差不多相当的刺激政策，起初中美连手确实稳定了风雨飘摇中的世界经济。然而不久之后，美国过河拆桥，反过来指责人民币汇率贬值、中国的外汇管制、不当外贸补贴以及国企不正当竞争等等，说实在的，美国今天把中国所有问题基本上都归于集权政治，如果当时中国没有这集权政治，这个看似痛快地决策还真是难以那么快地下，如果那样今天的中国也不会那么被动，美国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不管怎样，2014年6月以来，美元一改往日的颓势，美国终于就业好转、资本支出增加、再工业化活力凸显、消费信心指数增加、GDP增长进入20多年都没有的高速度，问题是这可能的景气势必会带来美元上涨，尽管美国经济还有诸多的不确定，但是这世界资本倒流的趋势却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回暖，反而倒是除美国之外这世界经济都不太景气，这当然也会使世界资本回流难以避免。
仅就中国而言，人民币近期贬值压力、外贸出口困境、资本流出加快等等都在考验自己的决策。老实说之前我们泡沫化蛮高了，好在我们有一个资本账目没有完全放开，也好在我们一切经济决策最后都集中到了集权政治，让我们无论怎么深处危机，都还有一定的国家意志的把控以及最后的壮士断腕。
因此综合起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现象与矛盾，中国要吸取教训、左右逢源，其最优选择办法如下：
1、近期美元走强是大势所趋，而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也是情理之中。但从一揽子货币来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明显，但对于其他货币却保持升值态势，但是总体上中国还是面临着资本流出的压力。2014年12月新增外汇占款下降近1200亿元，为2014年8月以来再度出现负增长。为延续以及补救当初货币财政刺激过头，短期内继续稳定汇率和通过优化投资稳定经济，依然是上上策，同时采取措施避免资金大幅流出是十分必要的。
2、面对此困境，人民币可以果断地实现一次性贬值以抵御危机，那就是将存款准备金率一次性挂钩到“近期外汇储备减少的程度”，也就是正常程度，再将利率也一下子下降到国内中小企业平均可以接受的程度，也是一个正常程度，一改过去“渐进降准、缓慢降息”的办法，从根本上扭转长期“内贬”的压力。至于汇率倒可以延迟调整而保持相对稳定，毕竟在全球需求疲软之下，贬值对出口企业帮助有限，如果汇率大幅贬值反而削弱市场信心，进而会引发更大量的资金外逃压力，但是内部利率可以贬值，名义汇率却可以相对保持稳定，以便适当扭转过去那种“内贬外升”的反差，以及相当的被动问题。
3、定向加大财政放松力度，特别是市场化之“四化”，坚定地辅以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陷入硬着陆。2014年以来，金融改革、户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城镇化推进都要与经济速度底线挂钩，因此2015年财税改革与国企改革要坚定地下到“深水区”，这样会化解困扰中国的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土地价值失衡问题，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等等，均衡地释放改革红利，保证中国经济获得更有质量的增长，削弱危机爆发的基础。
4、只要充分做好了以上国内政策，人民币反还可以加大国际化的力度。越是世界经济困难的时候，全方位推动世界货币朝“集团份额货币”演化，比如特别提款权可以更加民主化、加入更多新鲜力量、更反映新兴经济体的权重；美元指数中除了欧元、英镑、日元、瑞郎、加拿大元外，加入人民币；同时鼓励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鼓励海外人民币储蓄以及向发达国家丰富外汇投资工具看齐，为此有系统地放开人民币试验区，改善资本项目市场化、国际化，则是题中应有之意。总之，已经迈步到“临门一脚”的人民币国际化，断不能与美元一样“盛宴未到高潮时酒杯却撤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地国际化，或许其成本和代价比小心谨慎获利更多。
如此这般，我们甚至还可以反问世界，谁叫零八金融危机之中，人民币舍生取义救了美元呢？又谁叫目前的美元依然是孤苦伶仃呢？
（2015年2月12日）
绪论
大地函数下的双速背反
如果把中国大地比作一个函数，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函数，其运动比率基本遵循【-1，+1】区间规律，其间有“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再有“相反难成”、“相反悖论”四个变化阶段，也就是典型的信用区间变化规律。
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地上的函数关系变为了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之间的函数辩证关系，当然1949年前也基本遵循信用率区间变化规律，但是新中国之后，由于新中国主观上、客观上更有条件希望中国追赶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于是毫不犹豫采取了更全面、更深刻、更快速的追赶型经济政策，当然当时由于新中国所处客观环境，以及抗美援朝不久爆发，于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便迫不及待地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把刚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从互助合作社、劳动合作社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显然为的是配套更先进、更快的工业化城市化，但是欲速则不达，不久之后的不可持续，马上又迫使毛泽东回过头来检讨人民公社，从“一大二公”降下来，改为“三级核算、队为基础”、“集体生产与自留地生产并存”等，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明确提出“包产到户、联产计酬”，整个1980年代的这股退潮，反而使三农与工业化城市化之间进入到了较为和谐的发展时期，也就是相反相成时期。
然而当改革开放进入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战场从农村转为城市的时候，其实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比较遵循自然演化规律，后期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可能也是为了突破当时国际封锁，便采取了很多相反相成的办法，跨过2000年之后，很快从相反相成、相辅相成跨越到了相反难成，以致现在进入到了相反背反，也就是相反悖论的顶峰阶段。
新中国前30年要是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后30年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所有制、要素权益、市场准入“三大差别”，也就是前后60多年要是没有“三农”被“差异化”兜底，短短60多年要经历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体制机制的转换、过度，而不出大的波澜曲折，那真是人类历史上绝难以想象的。
观察共和国60多年的经济起伏总算是“茶杯里的风波”，但是有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不难看到什么时候通过以上两个“三大差别”，让三农之劳动力、土地与资本相对平缓地流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经济则相对顺利，反之，如果流的不多，或者停止流入，甚至反向流出，或者流的过快过多，则中国经济一定会出现停止，纷纷扰扰，甚至倒退。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按照人均GDP终于迈到了“中等收入门坎”，这个时候之前的差异化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种种现象显示严重的“双速背反”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再不采取“两条腿”走路，也就是一边采取“社保现代化、三农现代化”，一边加速“中小企业现代化、金融现代化”，并让这个“四化”适当综合“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否则继续一边让快的更快，一边却不筑起“底线保障”、甚至掏空“底线保障”，总之，不扩大“中产”，不让“中产”成为更重要的发动机，试问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首先从权力的角度全面清除了“极左”派，以及“极左”思想，然后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是在这股改革的春风中，中国农村毅然实行了“包产到户、联产计酬”，但是却自动没有“分田到家”，乃至最后完全虚拟了集体土地所有制，然而接下来给“地富反坏右”一次性“摘帽”，这个时候经济上，先是进一步“搞活”农村流通，从建设城市“农贸市场”到城市“菜篮子工程”，进而承接了改革之前的经济“调整”，比如之前实行“简政放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以及最基层的积极性，那就是“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并充分利用公有制的优势，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创造性地允许农村集体经济和家庭自留地经济并存，其实改革与之前的“调整”并没有什么方向上的不一致。
于是从197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80年代前中期，整个中国大地真正发生了通向繁荣之路的一些新变化。之后中国城市改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拉开了序幕。
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新中国前30年的主题曲是农村变革，那么后30年则显然是城市改革开放，虽然二者一样都异常艰辛曲折。然而无论怎么艰难险阻，凡是农村还能够支撑城市改革的时候，中国整体无论多么曲折，都还有些进步，反之，如果不能支撑的时候，特别是城市改革把农村榨干到完全不能匹配，几乎到了杀鸡取卵的时候，“双速经济”出现全面“背反”，则整个经济会出现滑坡和混乱。这就是我通常所说的差异化发展的“陷阱”。
显然即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也一样，凡是二者还能够较为协和的时候，整体经济总的算顺利，反之，“双速背反”则一定会出现低迷、困境。
下面就从这个角度简单回顾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乡经济的十大关联缺陷，以及对当前所处“双速经济”环境的一些判断和分析：
1、1980年代外贸企业是如何率先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后不久，人们很快从公有制“一大二公”的思想下“解放”出来，渐渐变得“一切向前看”。鉴于外贸企业特殊的代理人制度，外贸的好坏，不仅与商品以及服务本身的供需、好坏有关，还与业务员的管道、勤奋、水平能力有关，由于业务员长期掌握着主要外贸管道资源，加上他们的贸易对手多是私有化的，当“一心为公”的思想观念转变后，很容易化公为私、吃里扒外、里应外合、上下勾结，要是没有坚定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的思想，在价格决定、成交与成交量、成交条件和环境，以及支付、融资、结算、收账等环节上，业务员完全可以出现各种混杂了“技术偏差”的“道德偏差”，加上外贸的专业性、语言性又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替代的，而外贸中的监督、核算核对、司法行为也不是一般成本可以实现的，于是1980年代整个外贸行业出现了种种问题，最先的对策是提高内部奖惩力度，再是实行承包制，有时候还采取“执照租赁”分成的办法，但是依然“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时间到了1990年代，随着“三资企业”、非国有的外贸企业增多，最后这个行业只得不公开地选择全面放开，于是整个外贸领域事实上最先私有化、市场化了。总的来说这次变革是在1990年代初期最终完成的，应该说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国有资产、品牌、管道的流失其代价也是不小的。正是中外贸易这个连接器的私有化，接下来中国经济才不可避免地迈上了市场化之路。
2、1990年代前后，先是全国社办企业关停并转、再是全国乡镇企业萎靡，但是这两股潮流却成全了沿海建立起一大批“三资企业”，最初的形式是“三来一补”，而土地、厂房、一些配套设备是政府低价、甚至无偿提供的，当时劳动力供给充分，价格低廉，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甚至不惜配套一定的流动资金，不少外资最多出设备、技术、市场，这样组合的“三资企业”，当市场低迷或者要扩张的时候，厂房可以被抵押，当市场好的时候，外国订单多了，则是外方的功劳，所以那一批所谓地地“三资企业”，只要学会政治上听话、经济上连哄带骗、就可以找关系、找门道，基本上“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土地、资本、劳动力价值开始了“本土”上的第一次流失。
3、1990年代初期把与外贸配套的“汇率双轨制”变为“单轨制”，事实上一次性地让人民币大幅贬值，这的确加强了外贸竞争力，然而这个时候国有外贸却渐渐减少，“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贸渐渐增多，于是一方面这些企业挣得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国内长期通货膨胀，掏空了人民群众的腰包，加上这个时候全面的资本减负，社保、教育、医疗、行政事业单位广泛地收费以及创收被全面地社会化，于是整个中国真正地出现了“四座大山”。
4、然后是1994年开始的“抓大放小”，有的企业只要收购者承诺解决部分就业，甚至可以白白地把企业送出去，有的在剥离企业所谓地负担后，再变卖企业，但是聪明的收购者往往要政府承诺把原闹市地段的厂房土地变性为房地产开发；于是低价、甚至是免费，就把工厂用地变性为房地产、商贸用地，不少收购者再到银行抵押贷款，很快就完成了财富成百上千上万倍的增值。
5、1998年全国房地产货币化、市场化，这个时候一是旧城改造，二是“城中村”改造，三是把之前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想方设法扩张为新区，这其中的造富诀窍在于土地变性，由于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的产权是“无人代理”，连政府都在“挖墙脚”发财致富，那怎么可能会有制度管理和监督呢？哪里会有严格地程序和公平地交易呢？于是少量的钱、大量的关系、里应外合的勾结，就可以实现百倍、千倍、万倍的造富。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土地方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审批的权力要么是政府，要么是少数权力部门的个别领导，掌握资金的银行也是这样，严格地说都是“无人驾驶”产权，于是多方完全可以串通，从买地、设计、开发到融资、建房、出售等等，本质上类似一个“私有制的汪洋大海”包围了一个公有制的“大门上锁锈迹斑斑的仓库”，哪里可能不流失财富呢？只要有权有关系，拿到批条，一边有建筑商带资代建，一边在建工程可抵押，还一边预售，多数情况下还想千方设百计增加容积率、偷工减料，如此这般，哪里不能够实现超额利润最大化呢？
6、2000年前后，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摇身变为大学开发区、高新科技开发区，于是各种开发区大干快上，疯狂地向农村征地，集体土地产权“无人驾驶”现象变得普遍起来，加上只空前严格了农民的征地管理条例，于是权钱交易变性、钱权信贷交易、违规开发等普遍形成。一方面是严格限制了农民、限制了集体所有权的征地，另一方面是实行了18亿亩耕地红线，于是权力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这部分权力一部分归市长，另一部分归开发商，当2008年之后为所谓地救市，解开了货币最后一道闸门的时候，中国房地产就空前地繁荣起来了。于是一方面部分中国人迅速变为世界首富，另外一部分外国人迅速变为中国财富的赞美者，因为他们也因中国而富。
7、要弄清楚整个1990年代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出在哪里，最后又哪里去了？确实不难。要说90%都是道德风险带来的绝不为过，而各种资产剥离公司就是这一时期坏账的去处。中国经济持续了多年的发展，有多少道德风险，就会有多少央行货币放水，2000年前后的海外上市，与其说是股份化、市场化、现代化，不如说是让坏账借外资之手，合理合法超发货币，以便冲销各种呆账坏账。整个中国银行股改时期，基本上是货币超发、国企实际利率超低时期，同时却是三农、私有企业利率高企时期，然而却是汇率跟不上外储，人为贬值时期，总之想千方设百计让外资稳稳地获得了大量回报，当零八金融危机来时，不久就是外资解禁撤退时，那时再遇中国由于财政货币刺激过头，资产高价解套时期，几乎所有外资都获得了多重的回报。
8、在以上进程中，特别是2000年之后伴随着房地产开发，从土地证的各种假冒伪劣，到银行信贷的各种瞒天过海，然后是所谓上市、项目审批中的各种欺诈，基本上占总量的大约一半以上，再是各种债券发行，各种新的金融工具和方式的上马，基本上不是垄断资本，就是各种权力关系得到。
9、在以上进程中，尤其是2000年之后随着房地产不断被推向高潮，全局性的权钱交易、财色交易基本上成为时尚，至于名人字画、古代收藏之类的炒作、欺诈也不甘落后，从假冒伪劣到集体担保伪证，再到设局高价卖出，以至于所谓名人字画以亿为单位的抵押信贷层出不穷。
10、在以上进程中，尤其是1990年代末期，随着医疗、教育等社会化，这些领域也普遍开始了腐败，很多引进的设备、高科技不是假冒伪劣，就是吹牛夸张、违规违法，但是却在轰轰烈烈的社会化、市场化“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中，轻易获得了各种政策支持、金融支持，从而获得了空前的不正常利润。
伴随以上的是行政、司法、立法全面系统性腐败趋向，即钱、色、权全面、深刻地与执政资源、专政工具交换，于是整个社会就为此牺牲了，整个改革就此走上了30年前那个良好初衷的反面。
如今当人们问到新中国前30年的利润哪里去了？无论那时人们多么节衣缩食有意见，但是人们依然认可那时绝大部分钱用到了国家建设与投资上了；但是对后30年的回答，无论多少人分享了“端起碗来吃肉”，一样也还会有多少人“放下筷子骂娘”。
前后两个“三大差别”，无一另外地导致了弱势的流向强势的，由于以上资本流动带有体制机制现象，也就是同构型特别强，而这些基本上又都是官僚审批，有板有眼的官僚们偏偏显得特别怕承担开创的责任，于是在审批的时候只要别人做了，或者听说别人做了（有些人还需要有不错的红包），于是就大胆地审批、大胆地复制，绝不怕什么重复建设，更不管什么过剩产能，这种体制机制的长期全面化、深化，国内导致了大量的重复投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国外出现了“买什么贵什么，卖什么便宜什么”，这进而又导致了世界性发展失衡、产能过剩，于是越是捡到中国便宜的，越是说中国威胁论。
要命的是以上差异还不幸地导致了中国经济、中国阶层根深蒂固的逆向选择，比如城里人不如农村人实干，以至于城市里从工厂到高楼，以及绝大部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由农民工建设和维护；知识分子不如体力劳动者出实效和成效；而官僚们不如知识分子对社会管理起到更有效的正面作用。因为城里人本来应该更会做工，读书人本来应该更会创新和发明，当官的人本来应该更会提供公共服务，然而由于这体制机制上对他们长期的保护，使他们失丧失基本的市场竞争能力。
至于中国人的价值和信仰，也是由于这种扭曲的体制机制，尽管一方面中国少部分人抓住机遇成为了富人，但是由于造成这种机遇的先天不公，却使他们富而不尊；同理，尽管不少外国人虽然得到了十分廉价的消费，但是由于这种廉价竞争也抢夺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吃了亏，也没有讨到好”。
现在真正可以矫正这种内、外“坏”资本主义的，看来只有坚定地、逐步矫正以上各种人为的差异和扭曲，并从逐步矫正各种差别和扭曲中进一步发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动力，也就是俗称的标本兼治之道也。
（2015年2月10日）
大地函数下的“小市大省”制度设计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称，按照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标志着城市进入成长关键期，一方面是城镇化“最后一公里”达到世界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是城市内部“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既需要对城市交通、环境、社会等方面统筹安排，还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群内的协调发展布局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是2亿多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如何跨半步市民化的中国问题，也就是“同国同城同福利”的问题。
于是报告把这三个归纳出“人口的城镇化”问题，包括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个方面，称之为“五位一体的”城镇化。为此报告建议在推进城镇化时应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
为了简便，我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两句话“让市长认得更多的市民、让城市疏散些透透气。”，根据这两句话的意思，文章的标题为“小市大省的制度设计”。可能有的会反驳说让市长认得更多市民，这还不简单，多搞几批市民代表、照照相、握握手、上上电视，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的意思是一个市不要太大，人口不要动不动就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千万，那时市长和市民之间不可能建立起十分亲近的关系，又不是选省长、总理，那可以主要看他们的政策，选市长则主要看他们与老百姓的关系。有的可能说街道不是有主任吗？乡镇不是有乡镇长吗？他们天天代表市长与老百姓见面，然而这亲民不是谁能代表的，老百姓对他们的监督，也不是谁能够遮挡的。首先市县才是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政府中最低级政府，乡镇、街道一级最多是派出机构。第二，市长作为一个最基层的长官，如果远离自己的市民和市场，首先不可能搞好民主政治，其次不可能带领市民在复杂的市场中冲锋陷阵。
至于“让城市疏散透透气”，则是基于城市越来越大，正如社科院的报告所说，出现了各种城市病，需要缩小，有的说太小的市政，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恰恰是只有短小精悍的城镇，才更有需要纵向横向联合组成大市，如果这部分公共设施交给彼此协调，或者再上一级的省来协调，岂不更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吗？
总的来说关于城镇化的问题，很早前我就把它归入到我所提出的“大地的函数”命题中。在这个所谓地大地函数中，人与自然是一个总的函数关系，重点包括三组关系，而且这三组相加的等式为：城与市+城与乡+乡与市=人与自然。目前我们只注意到了城与市之间的关系，特别注重了其间的发展关系，还没有注意到其间的和谐关系，并且为了城与市长期牺牲了城与乡、乡与市的关系，由于今天大量的城市问题，包括污染、拥挤、噪音、出行不便、生活质量下降等，导致城与乡、乡与市的之间关系紧张，最后直接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
由于中国长期抑制三农，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以致到了今天，城的供应过剩了。截止2014年，据说包括工业化的建筑与住房、道路与基础设施等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53%，而代表市的市民化只有40%不到，为生产和市民服务的服务业发展也严重滞后，也就是说城镇化过剩了13%，而市落后了13%，但是这个落后却是人为的户籍政策以及围绕户籍政策的社保、医疗、公共服务等的不匹配；这也意味着城与乡、市与乡的不足，也就是乡村现代化不够，不适合人类居住，目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据说有2.6亿，由于农村的城与市不够，包括教育、医疗、社保、公用设施与服务的不够等，造成了农民工只得背井离乡，如果这些能够得到较为均衡地发展，人们能够完全自由地选择，相信一部分会回乡成为农民，另一部分自愿选择成为市民。
总的来说，如果城乡较为和谐了，那么人与自然可能较为和谐了。也就是以上大地函数中，城与市的和谐决定着城与乡的和谐，反过来，乡与市是否和谐，也决定了城与乡的和谐，于是从和谐的角度，以上等式可以写成城与市=城与乡=乡与市=人与自然，这是大地函数一个十分有趣的和谐均衡现象。
根据这个等式，我把中国当前城乡发展问题概括为如下两个主要问题：
1、让城市市长越来越像我们隔壁的邻居！
2、让城市鲜活在山清水秀里，让乡村方便在现代生活里！
为达到此目的，我们该如何改革呢？
一
让每位市民都可与市长拉上家常
随着城市越来越大，市长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市民，市政越来越与人民脱节。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于是有人点评到“只有切身体会到的，群众才认为是真实的。”或许是因为现代文明对于常识特别容易忘记的缘故，所以人们特意把这个总结概括为奥尼尔定律。自从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套上自由民主选举政治以来，西方城市虽然越来越大，但是其“市”却依然是原来的那么大，依然保持了从里巷、乡镇上演化而来的轮廓、大小和个性。
这样的结果使必须要经过最基层选举这一环节的政治人物，在基础执政的时候，能够亲近自己的选民，而不是离得太远，由于市都很小，于是管理市政的团队，不是很大，但是不等于各自为政，因为小市为了自身的市场扩张，
不得不选择多于周边的市合作、连手，反而为县域、省域、中央政府创造了更好的统筹基建与公用事业的可能。
这样一个小市的市长在一个基本相熟的社会里，大家可以相互监督，而且市民与市民间守望相助，容易高度自觉、高度自治，实在要留给公共部分的，往往先被NGO后，直到万不得已才交给市政，即使交给了市政，也有不拿工资的市长们，甘愿为乡里乡亲义务服务。剩下的事市政，熟人监督，贪腐的可能性少了，这样真正就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小小区、大市场”了。
这样一个最基层的市政府，显然融合了农耕社会中的家族社会、熟人社会特点，真正可以做到亲民，再往上是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在省级政府这一级，由于市多了、市长们多了，其实只要管好市长、管好市级政府之上的公共服务就行了；而中央政府则只需要管好全国级别的公共服务就行了，比如军事、外交之类的，那这样的三级政府基本上就责权利明确，边界清晰了。
如果这样的市政构建逻辑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把城市建到什么地方的问题，就是首要问题。套用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可以说“哪是正确的城镇化？哪是错误的城镇化？城镇化落户到哪里是是城镇化首要问题！”过去共产党打天下，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把支部建到连上”，我以为那是共产党军队取得胜利的法宝，现在“把市限制到里巷去，把城市疏散到乡镇去”，一样是城镇化取得最后胜利的法宝。
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还是物的城镇化之根本问题？
当然这样的城镇化要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没有人的全面流动，就没有真正的城镇化，只有人全面流动了，人才可以选择城镇，城镇才可以相互竞争起来，那么就最终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否则还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即使城镇化了，城镇却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特征和个性，不是毫无生气、毫无意义，就是千篇一律、照本宣科；
第二个前提全民最低社保，没有统一的全民最低社保，人的流动性等于0，那城镇化就成为上面所说的城镇“化”人，而不是人“化”城镇了。
而全民最低社保，目前的障碍集中起来是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公共资源共享等的差异化太大，使人们都往大城市跑，结果越往大城市跑，资源越集中，但是资源集中度越大，反而却最不能够大众化，越是被既得利益者占住，反而城市差距越大，最后却越集中，也就越难分散，直到人被城市“化”了，而人性越来越扭曲了。
中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若再加上人口高度集中，那么中国大部分就越来越失去人，常年失去人的驻守，俄罗斯中西部的领土空置问题，不就成了中国问题了吗？
现在看来单单把最低社保交给市场化，政府推卸自己的责任，市场的确什么时候都有理由不建立统一的最低社保。但是若从国土安全的角度、均衡发展的角度，或再加上过去三农为工业化、城市化垫付了不少账单的角度，这个统一的最低社保完全由国家补贴都应该不是问题。
或者仅仅增收转轨时期一定的“暴富税”都足以覆盖部分。
如果现在有资金覆盖这个最低社保，那么在今天这个过剩城镇化的时代，还有什么理由推迟不立即放开户籍管理呢？
计划经济时代确实城市供给不够，那时候是太多的人来竞争城市，为此，只得简单地“一刀切”，并让城市户口和非城市户口来甄别，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也只得交给政治和机遇来甄别了，什么人可以享受干部待遇、享受非农户口待遇、享受城市文明待遇，那确实只有天知道。要是没有上天眷顾的话，就只能呆在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终身“修理地球”，与千年前的中国为伍。
但是现在城市人为地多了，城市的住房空置着，基础设施空置着，那么就应该放开人流动，至少先取消中等以下城市户口限制，让人来选择城市，这个时候城市就会改善自己，变得不单繁荣，而且人性化，那么城市就会越来越接受人。否则，这个时候城市会越来越脱离人，中国人就越来越迁移到外国去，一边是中国城市慌，一边是移民潮，这是何等的奇怪？
为此，最终彻底取消城市户口自由流动限制，并实行全民最低社保，让所有中国人能够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自由流动起来，这是城市竞争人的前提。
如果继续是人竞争城市，那么就继续保持城市户口，不给全民统一的最低社保。那么不单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样的城市政策永远不需要竞争，只需要躺在城市既往各种政策限制上，冷漠地接受这个不接受那个。附带的城市永远千篇一律，越来越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城市，无论他多大多高多“贴金”，都不是我们的城市。
在中国城镇化大转折时期，让我想到“把支部建在连上”这句话，提出“把城市建在乡镇上”，如果要把市建在乡镇上，那么市变多了，一方面是市政服务反而少了，因而市政更加灵活，更加亲民，更加市场化，另一方面省政会更加专业化、更加法制化，见诸之上的中央政府也会更加专标准化、更加国际化，那么整个中国城市的市场化、现代化就可能更快、更好。
在这样的进程中，县域面积可以还是传统的地域面积，但是县政更多的只管地域、管空间，管房地产税、管资源税、管人头下面的所得税之类的，也就是县级政府分工也可以更加明确，同时市政集中管市，管市的高级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管市的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如果这样的化，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各有分工、各有偏向，在“三级政府”的构架下，本质上让市政相当于过去我们常形容的记者乃“无冕之王”，市政在市场经济中就是“无冕之王”，它的级别可大可小，也相当于“企业家没有级别”。
市政没有大小，一切以市场管理为己任，这样利于市政的专业化、标准化、法制化、科学化、市场化、国际化。
中国的秦王朝最早打破封建制度，实行了郡县制度，是谓最早的中央、郡、县三级政府的始作俑者，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由于内向交往多，因此城市多根据离首都天子的远近、行政辖区的大小、经济产出的比量来确定城市的级别，那时大多数采取三级政府的形式，发展到现在，中国的城市级别就更多了，什么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政府、地级市、县级市等等，
古希腊罗马曾经有城堡社会，甚至形成城堡国家，东方几乎没有城堡社会，也几乎没有城堡国家。一般来说，西方的城市有市民自治的传统基因，东方的城市由于散落在农村之中，无形之中更加剧了自己的等级，后来涌进资本主义，由于一时涌进的人太多，为此在城乡之间还筑起了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城墙，让城市的等级更多起来。
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随之市场、市之产业、市之民主、民生、市政、市政管理、服务等不断扩大，但是西方的城市还是承袭了原来的地盘，只不过加大了彼此的兼并重组、互联互通，形成一片城市群，为的是扩大市场，后来随殖民扩张，进一步把市场国际化、全球化起来，但是市政还是那个市政的规模和级别。
尽管中国古代的都市一方面有有形无形的级别，另一方面由于不少市是跨越了乡村，也有不少跨了县，甚至在省与省、国与国之间的跨界处，特别是跨越河流、道路、边界，从而交汇起来的，所以很早市的特征就有顽强地无远弗届的特征。
传统的农耕社会也有交易，也有手工艺与之配套，但是没有资本主义诞生后工厂企业那么大的配套，所以农耕社会里市的巷都一般不太大，由于大多数人居住在乡村，因而乡村反倒人数不少，乡村还较大。但是现代市在大商贸、大工业基础上，还发展起科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多种资源的汇聚地。因而现代市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市内产业、市内交易、市外交易、市政服务、市政管理，由于市的功能增加了，于是市不单沿着地理平面扩张发展，也沿着楼的高度、基建的速度多向发展。而且市的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资本流、科学文化技术流纵横交错，形成复杂的网络。因而现代市的边界复杂多变，除了纵横两个边界外，还有很多方向上的边界，既有有形的边界，还有无形的边界。
于是现代市，看起来还在传统的地域上，但是立体空间却比传统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然而历史的习惯使中央、省、县的地域具有固化现象，因此市立足的地理位置、地理空间的管理，可以继续交给县政来管理，但是日益膨胀的市却需要交给现代市政来管理。显然二者会出现一定的交叉，但是只要分工明确，一样可以条分缕析，那就是传统地域上的土地买卖，以及衍生的各种土地税、资源税完全可以由县来管理，但是其他的，比如各种复杂的经营活动，什么增值税、关税则要交给市政管理，交叉部分的人头税、收入税，则可以按比例分成。
在这种情况下，市就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单位，一方面配合传统的县来管理，另一方面独立完成市场管理。在这样的理念下，市不一定非要像县域那么大，即使像传统的里巷、乡村那么大，也是可以“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因为现代市的发展空间，一是可以向空中发展，二是可以向外发展，三是可以向复杂的系统规则发展。
当今现代化城市，凡是发达的，不是指它的面积多大，而是指它的市场多大，像伦敦市、纽约市、悉尼市，其实行政区划继承了传统还是很小，但是其市的影响力却不小，几乎可以号令全球了。
二
让城市疏散到里弄、乡镇去透透气
把城市建到乡镇去，推动国土整治不留死角、全覆盖，推动人口分布相对均衡，减缓中国城市、产业、经济、资源、资本等集中度过高现象，让中国均衡些、疏散些、安静些、美丽些，从而过上较为协和的日子。
为此，首先是城市的布局问题。
在2010年底中央向各省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了要构建以陆桥信道、沿长江信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在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化开发的同时，形成三个特大城市群，在哈长、江淮、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
要是这个规划考虑到了全国生态规划、地形地貌保护与修缮，再加上城乡合理布局、乡与市的和谐发展，那么这个规划将会更加完美，综合这些就是我所说的要完成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到《全国一体化规划》，当前我们拥有这样的勘测能力和条件，有这样的卫星和计算处理能力，只有把这个规划出来了，以上规划才可能更为科学。
不少发达国家在卫星、云计算还没有现在这个能力的时候，即使仅依靠手工测算也都基本上完成了早期的规划，比如澳洲第一次全国统一规划在19世纪末期，以后不断修改完善，直到今天其国家卫星资源、云计算能力也主要配套在这个方面。因为只有这个规划出来了，其他规划才更聪明，也只有规划科学与完善了，整个生产、生活、生态，以及大地函数才能更加科学和和谐。在这个规划里，不单有城与市、城与乡、乡与市，还有人与自然，不单包括建筑、基础设施，还包括平原、山林、沼泽、丘陵、湖泊、海洋等，都一起规划，至于其中的工、农、林、牧、副、渔等的产业规划则是其中一个分项的分项。
根据十八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目前国家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而且国家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中，确定了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62个地方开展试点，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
有关报导说，这次规划注重了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了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希望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
显然这个指导思想，如果放在大地函数下面，以及全规划理念下，则似乎还有所不足。尽管如此，在其试点安排中，特别提到了乡镇试点城镇化，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其市建制镇试点有：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我最看好的无疑是乡镇试点城镇化。
据说目前全国有1.7万乡镇，其中人口10万以上的有60多个，在10万人口的大乡镇试点城镇化固然可以，其实只要人口在3万以上的乡镇，我的意见也可以试点城镇化，只不过这是人口数最小的城镇化试点。这样说来，作为市级人口最多在10万左右，最少在3万左右，目前有的市人口上千万，如果按照街道、里巷来安排市的话，那么一个大城市就可以划分为上百个市，大一点的街道基本上都可以变为市，在乡村稍大一点的乡镇也都可以变为市。
至于这样的好处简单地一句话就是“让市长更亲民，让城市到乡镇透透气”。
2008年，中国共有城镇人口6亿零667万，城镇化水平45.68%。按照市区非农业人口的统计，全国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23个，100万至200万人口的城市35个，50至100人口的城市82个，25万至50万人口的城市233个，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下的城市共282个。
截止2007年末，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44.9%，共有城镇人口5.94亿，中国共有城市655个。全国设市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共35470平方公里，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104人。城市实有房屋建筑面积187.9亿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19.7亿平方米。中国城镇化水平45.68％，人口突破6亿。
如果以上城市按照以上建议重新划分，变为小市政，小政府，10万为上限，那么城市数量将会成倍的增加，更主要的是这样真的可以实现“小政府、大市场；小小区、大社会”，让城市内生“互联互通”的市场、公共设施、市场化以及国际化。如果真这样，那么这将会是中国城市管理、城市发展的第二次解放，从规模过度到适量适度，从人竞争城市到城市竞争人，从为发展而发展到以人为本。
截至2012年，全国有建制镇20113个，镇区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的有206个，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数量仅占三分之一。从数量分布看，江苏省10万以上人口建制镇有46个，其次为广东省26个，中西部省份仅四川、安徽两省达到两位数，而陕甘宁、新疆西藏等地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为零。
东部各省人口最多建制镇经济总量均达到或超过百亿，镇区人口从事二三产业的达到90%及以上，江浙沪及北京此类镇区商品房价格已过万。中西部地区10万人口建制镇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开发投资等领域均存在较大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10万人上限，即使这些乡镇也可以分为多个市，真正的“以小为美”。
全国有23个省份拥有10万人以上“大镇”206个，其中122个分布在东部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占59%。东部地区“大镇”数量前三名分别是江苏、广东和浙江、上海(并列)。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这些区域城镇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
有着中国经济第一强镇之称的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镇区人口达54万，2013年全镇生产总值达382亿元，同比增长9.8%。而贵州桐梓县娄山关镇生产总值则刚及20亿，相差近20倍。经济差距来源于不均衡的地理环境和产业结构分布。从业人口方面，东部地区“大镇”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90%，一些已被纳入城市的如上海市辛庄镇甚至达到100%，而中西部地区仅占33%，这表明中西部“大镇”农业人口仍为主流。
东部地区毗邻三大城市群，地理位置和交通网络使东部镇区较早进入发展快车道，产业结构从制造业逐步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服务业等为主。特别是随着临近城市的扩容，东部镇区在过去几年间多被纳为新城或卫星城，但是土地开发殆尽。而中西部地区“大镇”在产业上多以矿产资源、农业、重工业等为主，有条件的还可以发展旅游业。
通过镇改市实现就地城镇化，将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就地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需求。实施镇改市有利于提升城市管理功能，改善城镇公共服务质量，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特别是全面设市、全面小市后，市没有级别，将会大大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对于镇改市，为减少行政编制，在保证“四大班子”的前提下，每套班子内部要像中央设立大部制一样，基层完全可以把很多职能部门合并，实行一专多能、综合对接，并适当引进不拿工资的市长，不拿报酬的NGO，从而减少职数、减少庸员、减少费用，达到提高效率、增进和谐的目的。
三
让市民可选择持有自己城市的股份
当前在中国所有制结构上，国有、民有、混合所有基本上都市场化了，唯有集体化尚没有，还是计划权力的那一套，一方面集体所有基本上模糊了原来农民所有的基础，另一方面让征地抽取了天价的三农利润，为此让集体土地资本化、股份化，明晰产权是必然，然后再全流通，根据这个道理在集体土地上新建的任何城市或乡镇，就都可以变为股份制的城市或乡镇，从而实现城市是每位市民的城市。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偷偷地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手印，于是小岗村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序幕；1992年，广东省南海市下柏村农民将承包经营的土地以股权形式，流转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统一经营。类似的有些农村保留了集体经济试点，比如河南的南街村，之所以今天这个村变为亿元村，是因为很早他们就利用集体资本办起了乡镇企业，很早就把农业用途的部分用地变为了城镇用地，让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让房地产实现了升值，从而进一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这样再利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不断办厂、不断生产销售廉价产品，从而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加上为本地农民集体造房，为外地农民工建造廉租房，以及奖励房，这样保证了源源不断地农村劳动力，同时由于政治性的宣传和炒作，树立了品牌，塑造了市场洼地。这样就保证了南街村走在全国农村的前面。
以上关键之处就是农村土地与城镇土地的“同地同权”，以及抓住了资本化的机遇。
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本来新一轮土地改革要始于2008年的，当时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却唯独不许农村土地抵押，这样失去了金融化的支持，就等于断了土地资本化之路。所以那些改革“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又允许农村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允许农村建设用地在确权后与城镇用地“同地同权”。但是对于农村宅基地如何与城镇住宅“同地同权”则还在探索之中。对于真正的基本农田，政府规定了不准任意改性的制度，但是却没有规定补偿制度。
总之至今农村土地改革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但是“土地流转”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主题。各种试验正在展开。一方面想彻底“同地同权”，另一方面还想有所限制易。重庆的地票式交，、成都土地流转、广东佛山的股权分红、天津宅基地换房，不同的地方做法不同。背后都有共同的悖论。
比如成都在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中提出，“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这样的改革虽然也赢得农民的支持，但在确权、监管、收益和小产权房等棘手问题上也显得进退失据。针对此农业部明确表示，2013年将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争取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
显然在这些探索中，分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对集体土地如何人格化明晰产权，二是对这些土地如何资本化以便开发？对于产权如何经营，只有股份化才最符合实际，相对来说，但现如今由于大多数集体土地还没有资本化，处在绝对弱势方的集体土地，任何一次性买卖，都可能发现不了其公正的价格，除非硬性规定参照全国统一的平均地价来买卖，否则政策性银行按照最低指导价来兜底。
为此可以组建全国土地最低均衡基金来实现这个功能，甚至财政可以投资形成基金参与担保，因为过去长期实现工农业“剪刀差”，现在至少伦理上财政是可以反哺的。
一方面农村土地之上的经济经营，2013年中央一号档首次提出的发展家庭农场是发展新型城镇化一种相对易行的方式，可通过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大力提高农业经营体系的水平，走农户联合和合作，多元化、多层次的经营体系这条路；；另一方面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如何经营，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2013年中央一号档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尽快出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问题。
严格来说，集体土地确权不单是为提高补偿的问题，也不单为当前市场交易的公平价格问题。其中还应该包括过去“剪刀差”遗留下的补偿问题。所以，集体土地最好分相对于城市新增用地的地票问题，然后是市场价格的问题。
说到反哺问题，不光包括共和国前30年的工业化“剪刀差”，还要包括改革开放30年的市场化“剪刀差”，改革开放后30年来，据调查显示，耕地征用之后，在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和政府拿大头，村级组织留下两三成，农民往往不到10%，这一“剪刀差”引发越来越多矛盾和冲突。2012年年底，尽管补偿标准取消30倍的“天花板上限”，但是依然不公平。
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是要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二是要形成长期保障机制，通过货币、就业、培训、留地、入股、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多种安置方式。
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天津的小城镇发展主要分为四种子类型：整体推进型、都市扩散型、开发拓展型和“三集中”型。其主要做法为乡镇政府主导的“以宅基地换房”，先解决搬迁农民的安置问题，然后通过土地集约增值的收益发展地区产业，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将农民的集中居住与城镇化、产业化有机结合。
然而，更正确的做法应该包含有农民对于集体土地的股份问题，因而就应该享受相应地股份权益。
“珠三角”模式，是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二是山区模式，即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珠三角模式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进而实现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崛起。这个模式同样没有考虑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的权益股份化问题，所以依然不是一个完备的改革方案。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土地制度持续“二元性”，事实上导致了“三元性”，一个是强势的城市土地，一个是弱势的农村承包土地，再就是被虚拟化后掏空的集体土地，由于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城市土地比农村土地拥有更完整的权利制度，享有更完善的权能，二者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同时，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法律规制和管理体制是分割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把农村土地权益给虚掷了，没有赋予它资本权能，而这个资本权能的忽略又是基于集体土地没有人格化的事实。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这部分集体土地资产先资本化，再按照村集体人均股份化，所需资金就是上面所说不是财政直补，就是城市土地价格升值部分提留平准基金来担保，只有这样集体土地资本才可能人格化，从而也赋予其价值基准。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集体土地权利被弱化、虚化；地方政府(市县一级)通过延伸到乡镇的行政权、党权从而把集体土地权益事实上掌控了，但是这种便利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及与土地相关的融资；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和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低下，和与此相关的耕地占用和流失；
土地法律框架不完整。农民土地权利弱化，法律赋予农民集体的土地物权基本上是形同虚设，35年的承包经营权只是部分权益，这种情形严重制约了农民通过土地物权分享城镇化和工业化成果的权利。
加上征地程序与补偿标准不公平，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的土地融资，一次性收入的做法使长期的收入来源不可持续，也使土地相关收入缺乏有效管理和监控，因而缺乏透明度与责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金融部门风险。
长期以来，按农业产值的原用途补偿和经营性用途的招拍挂出让，其间巨大的差价激励了城市土地的粗放式利用，导致宝贵土地资源大量浪费。突出表现为各类城市的形象工程以及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低。中国城市的容积率只有0.3—0.6，远低于发达国家1以上的水平。
而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
同时还导致了中国工业化最终的结果是“买什么贵什么，卖什么便宜什么”的荒唐局面，这都是基于长期抑制、廉价三农导致的供给过剩造成的。
简单地说，各种问题的最终根源是中国法律对集体土地确权、资本化、股份化完全缺失，宪法中对城市土地规定了国有，在相应地土地法中明确了70年内的责权利，宪法中对农村土地规定了集体所有，但是土地法中没有明确其权益，事实上从最初的来源上看这些土地是农民的，集体化相当于股份化了，但是却是虚拟的，过去被国家掌控着，现在被半权力、半市场力量掌控着，如果要补偿，要么向富人征收暴富税来补偿，要么财政出资补偿。否则，可以把整个城市相对农村土地升值部分股份化，让全体国民，包括农民平均持有。
四
可把土地升值纳入基础保底基金、均衡基金
孙中山之前的中国说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包括封建部分，也都属于私有制，孙中山曾经设想平均地权之后，所有土地升值部分归国家，毛泽东的公有制则是全部归国家，邓小平先是农村部分归农民，再是城市部分归市民，现在正在推进农村与城市一样确权与平权。要把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并且不受过去畸形政策导致的扭曲影响，可将土地升值部分变为四个主要平准基金。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加上人多地少的现实，要矫正百多年来的城乡土地价值失衡，最好办法可构建四个基金，全国一体化的低保基金、公共设施均等化基金、全国粮食安全基金、乡村旅游发展基金，然后利用土地长期升值趋势逐步提取出以上所谓地矫正、平准基金。
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如果按照有城镇户籍的人数，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在城镇打工的2.6亿的农民工中，举家迁徙到城镇的人口有4000万人，真正在城市购房的还不足1%，大约只有200万左右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
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内，国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83%，但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长45%，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51%的数字中超过10%是半拉子的城市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
所以城镇化最根本的应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支付机制，逐步实施融居住登记和就业、社保、租房、教育、计生等多种服务管理功能于一体的居住证制度，让“一证通”助力实现农民工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养老等方面的待遇均等。
为此，首先是城镇化市政建设资金，据统计，目前中国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接下来，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一方面则要根据中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引导产业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合理布局，降低城镇化的门坎，避免形成畸大畸小、畸重畸轻的城镇格局。
那么这些改造和布局的资金哪来呢？为此，可改过去单一的平台债为直接发行统一的市政债，可以缓解平台再融资和对银行还款的压力，市政债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债务混乱的情况。不过过去的平台债可以与将来的市政债平行，不需要有我无你，二者不是一个替代关系，而是一个相互补充的关系。
其次保护18亿亩耕地安全基金。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基本解决13亿人吃饭的问题。目前中国18.26亿亩耕地中，中低产田13亿亩。70%的耕地由于农田使用过量化肥、农药、工业污水排放等原因已受到污染，影响了粮食安全。一方面我们要有到全世界去种粮的思想，把全世界都变成中国的粮食产粮区，而且随着中国资本和移民的世界化，世界粮食安全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时单独的粮食安全就越来越软化，而集体粮食安全则越来越强化，另一方面则改造我们基本农田、改良我们基本的种子，以便保障我们基本的粮食供应，双管齐下，相互补充和救济。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粮食平均自给率达100.5%；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也分别达99.6%、99.1%、99.2%和97.7%。主要是因为中国把大豆纳入粮食中统计，2010年以来每年大豆进口量都在5000万吨以上，2012年进口量达5800多万吨。从国际经验看，粮食自给率维持在90%以上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有人建议可将扣除大豆进口后的粮食进口量与国内粮食总产量的比例控制在10%以下作为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但是紧接着的2015年年初政府又把土豆作为主粮，进一步扩大了粮食安全线。如果再加上金融安全准备，中国粮食安全线还可以继续扩大，根据信用科学原理，即使处在【0.382,0.618】区间，只要掌握高度的流动性技巧，都是可以的。
第三最低社保基金，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会拉动50万亿元规模的投资需求。一个农民在城市里要安顿下来，大概最少需要12万元。已经有两亿多农民在城里面，还有一亿多到两亿要转移进来，也即客观存在总额40万-5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农民城市化的成本估算，以北京市通州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例，通州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201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53.9%。到2017年，通州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5%；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2%。据初步测算，通州区外来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约为10万元/人，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则达到25万元/人。到2017年的试点期间，通州拟推进6万外来人口市民化和3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农转居。北京晨报记者粗略估计，总计成本将达到135亿元。这些成本将由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共同分担，其中，个人承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费用。
当然这是基于北京这样发达的城市而言的，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国家财税以及国企要给予补贴，因为这些企业的利润在共和国60多年中，基本上是三农产品“剪刀差”直接间接带来的。
最后是在乡村生态农业基础上发展观光农业基金，旅游强大的动力价值及区域综合发展协调能力，决定了乡村现代化，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是一种消费产业带动即内需型产业带动的城镇化。
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以农旅产业链打造为核心，以乡村休闲度假功能为主导，以乡村休闲业态为特色，以乡村商业休闲地产为支撑，以田园乡居生活为目标，通过土地整合、城市基础设施引入、文化特色的呈现、农民就业的解决，进行城中村，大城市郊区，以及独立村的改造升级，向旅游综合小区发展。再辅以逐步鼓励城市富人区搬离城市中心，沿城市边沿，或者城市群落某个方便的聚落分布，腾出市中心成为中国创新创意创业产业的聚集区。
五
三级地票制度覆盖全国
目前中国的城市供给过剩了，但是户籍制度，也就是社保、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制度还在限制人们进城，我们可以算一个账，那些已经城镇化了的土地、楼宇以及基础设施等，被人为空闲起来，这个损失是多少？而已经进城了的农民工，不让他们享受社保，同城同福利，让他们做城市的“候鸟”，这个成本又是多少？农民工们远在乡村的资产多年不用，这个损失又是多少？关键的是他们积攒的钱不到城市消费、不买房，这个损失又是多少？
过去是城市不够，只得把人限定起来，有选择性的进城，现在是城镇过剩了，这每一天的多重浪费，还与时俱进，可以反观我们的扭曲以及官僚主义是多么可怕。政府一定要拿那一点点社会保障资金从何而来当城镇化既得利益者的挡箭牌，确实有点得不偿失。
现代城市，只有放开了人的自由迁徙，城镇才可能自由竞争，在选址、布局、产业、规划、环境、管理、风格上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竞争力，反之如果限定了人的自由迁徙，那么城镇就不需要这些竞争，只需要继续维护非农户口政策，就可以躺在上面睡大觉。城市建好建坏一个样，有没有人性化一个样。
户籍制度把人分成城镇户口和非城镇户口，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而不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因此城市越来越不人性化，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恶化，要是取消了这个划分，人能够自由迁徙，人有了对城市的选择权，就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来选择城市。
现行土地制度最让人诟病的是把农村集体土地虚化，十八大只把它35年的承包权物化，可以转让、入股、合作、租赁、置换，十八届三中全只对农村建设用地准备同地同权，但是农村建设用地却是农村现代化的条件，由于过去的落后，以及农村相对用地较多，完全可以低价化些；对于农耕地政府严定了用途，但是却没有对比与城市工业用地、高科技用如何同权同价；对于农村宅基地、商贸用地，现有政策完全是土政策，比如规定什么宅基地不可在本乡镇以外买卖，这么一个规定等于变相限定了农村宅基地的价值。总之集体土地限制多多，这是农民不能资本化起来的根本原因。
如果农民各种用地用途被强行固定，却不给相应地补偿，等于把农民财富绝大部分限制了资本化，这如何充分完全地发现其价格呢？反而与之交易的城市各种对象都可以无限移动、无限买卖的，不光在一县之内、一省之内、一国之内，还在一国之外。
这不是市场，市场是在范围和深度内发现价格，人为地限制了范围和深度，那么这不是野蛮，是什么？见诸之上的管理，不是现代化管理，当然也不是市政管理，而是封建集权管理。
要突破这个限制，上面我们讲了，一种办法是加入城镇化的土地，由于其升值加大，可以提炼出各种平准基金，另一种是不能依靠大城市提携增值的土地，可以让财政补贴形成一种最低价格保护基金，也就是均价平准基金。
要是城乡住宅率先可“同地同权”，由于城乡之间用地指标可以转让，显然城市里容积率高，那“溢出”的地票价格应该等于：平均每块城乡土地容积率差，乘上评价分摊到每平方米楼面的差价，再扣除相应地土地开发平均成本，就是这地票的溢价。原则上这溢价可以作为全国农村宅基地平准基金，但是这个平准基金要分成三份，一部分为相当于全国通用粮票、一部分为省级粮票、第三部分为县级通用粮票，可按照3:3:4来统筹平均分配下去，第一个3为全国宅基地平准基金，第二个3为全省平准基金，然后那个4是所在县的平准基金。
与此配套还可以在城市周边或者卫星镇构建一个富人置换区，目前中国的富人大多住在市中心，要学习西方城市经验，可适当将他们置换到城市郊区和卫星镇，配套允许这些地带建立较为高档的公寓，甚至一定的别墅规划，自然生活设施也可以适当齐全些高档些。如果这样建成后，不要小看这富人集中的城乡结合部以及卫星镇将来对周边地带的辐射带动作用，包括文明、生产方式以及地价和生活质量，同时那些腾挪出来的市中心给创新创业人员群，将同样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变。
针对目前中国三农改革，要冲破两个误区，一个是所谓的粮食安全，据说为保障粮食安全必须要建立18亿亩耕地红线，进而确保农地用途长期不变，但是现在人们的粮食结构在变化，比如随着肉食品种和数量增多，再加上随着海外种粮的增多，中国所拥有的权益粮也多了，难道我们还要一味地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吗？
另一个是所谓地战争威胁，现代大国之间的战争打的概率越来越低，即使发生也不一定是本土战争，往往是全球、全太空的战争，换一句话说现代战争哪有本土和非本土之分，所以战争与海外种粮构不成一个安全问题，有也只是一个伪问题。
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地中国粮食安全绝不等于本土粮食安全，更不等于本土安全，相反却日益等于生产安全、金融安全、财富安全，也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购买能力、供给能力、保障能力？没钱买或者有钱却买不到、或供应短缺，那才是真正的粮食安全。
（2015年2月5日）
后记
大地函数下的新变量
——“一路一带”“宪章化”意义
郭生祥
文化是什么？
要根据《说文解字》，文=纹、化=变化，联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叫文化；根据《韦伯字典》，CULTURE最初的意思是园丁、栽培、成长的意思，翻译成通俗语言讲就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变化叫CULTURE。
如果把这东西方对文化的两个经典解释“合二为一”，好像更靠近文化所要表达的事实和真相。
根据这个解释，我们来看看市场，市场当然既包括范围、面积、大小，也包括深度、层次，综合起来就是结构，如果从人类交易演化的角度出发，市场显然也存在着一种文化演化现象，也就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小到大的不等式变化现象：
第一个不等式可以写成：易货贸易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货币出现后所发现的商品价值和交易量＜资本主义诞生后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知识产权诞生后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工业标准诞生后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全球价值标准形成后所发现的价格和交易量＜人类终极信仰形成后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
第二个不等式可以写成：如果你不承认以上不等式中最后的那个终极信仰，那这个不等式就可能要倒着写：终极信仰形成后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全球价值标准形成后所发现的价格和交易量＜工业标准诞生后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知识产权诞生后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资本主义诞生后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货币出现后所发现的商品价值和交易量＜易货贸易所发现的价值和交易量。
显然前面一个不等式反应的是使用价值到社会价值的发现过程，后面一个不等式则是从虚拟的社会价值到使用价值的发现过程。两个不等式中间的知识产权诞生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物质文化，之后的可以称之为意识文化，两个不等式只有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真实地反应市场的进化和发展规律。
广义的文化既包括具象的物质文化，也包括抽象的意识文化，如果文化要朝更抽象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都会更朝扩大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反之，则更朝限制公平、正义方向发展。前者可谓理想主义，后者可谓物质主义。一个可能会回到大同世界，一个不排除会回到小国寡民状态。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起初似乎是自西向东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欧亚大陆“中部堵塞”后，人类文明的方向似乎扭转头来被迫自东向西发展。正是这个时候，起初由于“有形的堵塞”，使世界经济从“中部经济”过度到了“中部不经济”；再后来由于人类文明改向，于是诞生了重商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知识产权主义，进而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现代信息文明。这样东部在300多年的进化中被边沿化了，于是由于“无形的堵塞”，继续着“中部不经济”的故事。由于地球是圆的，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按照地球的阳光路径还是回到了太平洋西岸，也就是俗称的东方。
这个时候人类文明何去何从，我1990年代的回答是承接好西部文明，但是要重新扩张“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现在人们概括成十分简捷的“一路一带”。既然大家都进化到了这样的地步，我接下来想要建议的是抓住时机把“一路一带”宪章化。
一
文化的公平、正义可软性跑马圈地
文化，以及文化传播的意义在于，在霸权主义者看来，好比你虽然不是他儿子，但是你却跟他姓。你虽然不是他的血族，不与之同种同宗同族，但是你依然是他的扈从。就像中国流行的干儿干女称呼一样，当然现在的干儿干女可能其中有性交易，但是古代却是只要你“认爹认娘”，那么我就有这份义务保护你。而大张旗鼓地保护你，正好显示了我至高无上的权威？现在国与国之间讲求条约，讲求平等，但是古代你可以认宗主国，那宗主国就得保护你。
总之，文化的意义就在这，你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但是如果你接受我的文化，那等于就是我的人。这也正如信仰的意义，虽然我们完全不同种、不同宗、不同族，或许我们的价值也千差万别，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有了共同的信仰和价值，即使我们不同种不同族，我们依然能够相互认同。比如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认可基督上帝、认可犹太教，那我们可能就是兄弟姊妹。
可见文化是看不见的势力地盘。在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文化统一，具体就是“书同文”，当然也包括统一度量衡等。当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统一效果。比如“书同文”的效果相比“车同轨”就好些。你看那时秦始皇的“书同文”，到了今天是的何等的效果。整个中国地域那么辽阔，方言那么多，但是却因为只有一个书面语言，我们不单能很好的沟通，而且当全国要推广普通话的时候，人们的接受与普及就飞快。
现在“物”的标准化越来越具有一致性，比如什么国家标准、国际标准、联合国标准、欧盟标准等，为什么这些标准争夺的那么厉害，主要争夺的是背后的文化，也就是其中的价值观念。因为标准与其说是物的标准，不如说是背后的文化标准。
在“物”中，“车同轨”和“兵同器”的效果差不多，强调的都是背后的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首先就把天下兵器收拢，集中于咸阳，铸成一个大的兵器，然后再统一配置秦军自己标准造的武器，这利于统一步伐、集中作战。
这么说来所有“物”的标准化，其实背后最终为的是文化的一体化。比如历史上即使秦始皇有再多的“车同轨”、“兵同器”，但是只要其背后的文化追求不一致，价值和信仰不一致，甚至可能同室操戈呢？当今世界“物”的标准尽管越来越统一，相反人们的认识却千差万别。
然而不管人们的认识有多么千差万别，只要背后的价值标准越来越一致，即或是“求同存异”，人们就可越来越相安无事。
有的人开玩笑，也许我们生前不在同一个家庭，但是只要我们死后在同一个天堂，也就是同一个信仰的天堂，那么今生今世或许我们也可以称兄道弟。
总之文化交流的意义，在血族主义者看来，类似于追求多子多福，即使不是同一支血脉，但是我们却相当于是同一个姓氏，终究还是一家人。当然这其中有的不乏是霸权主义者，类似于希特勒的种族论，追求“类雅利安人”所谓的纯正，其实背后追求的是民族优越、民族霸权。
不过在宗教和信仰家们看来，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差别，只要我们有统一的价值标准，我们也是同一信仰下的兄弟。比如如果我们都信仰上帝的话，那么都是上帝之子。
即使在简单的兴趣爱好者看来，只要我们属于志同道合，也是可以亲如兄弟的。
在婚姻主义者看来，这或许就是我们的爱情基础。
这就是文化，以及文化传播的意义。
二
“一路一带”宪章化的意义
在冷战结束后，鉴于各国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于1991年荷兰首相发起并最后签订了《能源宪章》，目前加入的有5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是观察国。这个最初主要由欧共体、前苏联各成员国参与的组织，目前正在一步步扩大为国际能源宪章。这个宪章之所以能够诞生并扩张，是因为它的确为加强各国能源投资、贸易、过境提供了相当的合作与安全保障。
1990年代末期在我注意到世界文明的阳光路径之后，我注意到世界文明有一种先顺地球自西向东自转的阳光路径，如果说尼罗河或者非洲真的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的话，之后它自西向东转移到两河流域、古希腊，然后是印度、中国，但是自从12、13、14世纪欧亚大陆中部草原部落兴起后，这个文明进程的现象就发生了逆转，当时的欧洲为了找到印度和中国，只得绕道大西洋，不小心发现了美洲，然后才重新连接上印度和中国。
自此新大陆发现、航海贸易开始，资本主义在殖民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推动下，不久进军到科学主义，于是地球繁荣的路径发生了逆转，自此自东向西，近300年一直在大西洋两岸，蔓延到了美洲，美洲也已经繁荣了上百年，那么接下来应该是亚太，亚太之后应该重新回到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那就是中东、西亚、东欧、中欧、非洲。
为此2005年前后我出版的《寻找心灵的家园》一书中专门留有篇章讲述处在这个繁荣路径承东启西环节上的中国，应该右手要承接好OPEC，当时还没有TPP，不过现在要加上TPP，还要通过RECP协调好TPP，左手当时还没有东盟、以及东盟10+3，后来有了，也要通过这个推动东北亚六方会谈，或者直接构建东北亚3集团，然后再加个3集团，分两步走后，再以经济促军事，以军事和解促政治和解。
但是关键的是要恢复丝绸之路，既有汉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也有两宋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两条路今天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搞好了投资、贸易以及过境的能源、商旅安全，那么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就指日可待。
记得书中我还写了一首古诗，几首现代诗，描写的是一只从汉唐飞到现在，想落脚古代丝绸之路的小鸟，没想到这只古代的小鸟，盘旋多日也没看到昔日的青山绿水、驼铃声声，到处都是枪炮声，不禁感叹这哪里是昔日的丝绸之路？在另一首现代诗中，我对比的是两个长城，一个是陆上长城，一个是水上长城。提出长城上每一块砖都是中华儿女的血汗，他们累累白骨垒起了今天的交流与合作，这是多么坚强的精神和意志，“一路一带”要再现的不光是这古丝绸之路上的繁华，还要其精神和灵魂。
“习李新政”头两年就发起了“一路一带”，其实质也是想通过重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使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再现。现在似乎我们的投资口号在先，但是发现制度的行为在后。今天的大国博弈，需要“两条腿”走路，固然针对美国的竞争，我们需要更“货真价实”的投资在先，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保障。
制度的发现在今天国际政治中，不管美国是否霸权，中国一如既往肯定要民主，这民主既要有政治家、外交家的对应，也要有银行家、法律工作者、老板和建设者的沟通和接轨，只有全方位、多层次、双边和多边的深入交流，才可能发现最优制度以及价值。
目前来说较好的办法可以仿照《能源宪章》来制定“一路一带”宪章，大致内容如下：
1、宗旨，联合“一路一带”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克服艰险，努力恢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安全、稳定，从而让久远的繁荣重新落户这一地带；
2、通过投资、贸易、过境安全的协商、推动最后达成统一的宪章，有些可组建联合司法仲裁体系，以便保证最后的公平正义与安全；
3、路径每一个国家，都要大力支持，尽可能使沿线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互联互通、以便相互沟通与协助、创造新的发展和繁荣。
4、可以有系统和规划地搭建些“一路一带”多层次沟通平台，再通过相互磋商形成“一路一带宪章（草案）”，然后根据自愿原则开放加入平台，通过加入国相应立法机构的认可，使宪章从国际协议、国际法变为国内法，从而得到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及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促进投资、建设、贸易、过境的安全高效和舒适顺利。
（2015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