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刊:中国资本走出去

2015年1月7日

    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总量第一次超出外资引入,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了由人到物再到资本走出去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阶段,外商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速明显放缓,而中国对外投资预计在未来10年仍然处在10%以上的快速增长的通道,这意味着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在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放眼海外。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节点。而这种角色的变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不是向全球输出多少产品,而是向全球输出多少资本,并通过这些资本深刻影响全球的经济规则和贸易格局。从过去200年全球经济大国的兴衰逻辑看,一个经济大国一定是资本输出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无一例外。

  2014年,中国有望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未来,中国资本极有可能重新塑造全球的金融和贸易格局。

  资本崛起:对外投资12年增长40倍

  “中国去年吸引的外商投资(FDI流入达到1240亿美元)仍超过中国对海外的投资,但这一局面很有可能将成为绝响。”今年6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中如此预测。

  如其所言,近期商务部对外透露,中国今年对外投资预计将超过1200亿美元。考虑到今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而对外投资同比增长21.6%,这意味着,在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的金额将很可能超过吸引外资的金额,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近年来,特别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我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里,对外直接投资27亿美元。2013年,这个数字增至1078亿美元,12年里增长了将近40倍,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

  数据显示,从1992年开始,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速度变快,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两者差距逐渐拉大;但2003年后,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均有迅猛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实际上,就在2013年1—2月,受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公司拉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吸引外资的金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今年不能实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实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说,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已经从资本输入转为资本输出的阶段,即将成为净资本的输出国。

  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尚属首次。一个经济大国一定是资本输出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无一例外。在经历30多年的净资本流入之后,随着中国在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10年成为全球GDP第二,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已经呈现不可阻挡之势。

  到2013年底,中国总共有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了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到6604.8亿美元。而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13年则达到创纪录的1180亿美元,基本和中国对外投资持平。但随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速明显放缓,而中国对外投资在未来10年仍然处在10%以上的快速增长通道,中国对外投资额很可能在2020年超过2000亿美元。

  经济学人智库在11月举行的媒体交流会上发布了《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净投资国,其海外投资规模将居世界第一位。

  海外投资已成大趋势

  “今年中国境外总投资量首次超出外资引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性转折点。”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条件已经成熟,值得关注。

  他表示,中国目前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APEC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外交将全面进入主动向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的阶段,开始拥有引领全球的话语权,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重大转变,4万亿外汇储备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的支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表示,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现在每年都有1000多亿美元的资本投资海外。“随着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资本项目更加开放,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必将成为大趋势。”

  黄益平分析了海外投资已成大趋势的内在原因,首先是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使此前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不复存在。这必然会驱使企业向海外扩张,寻找低成本市场。“这是低端生产行业产业升级的自然过程。”

  此外,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往往面临重重壁垒。产品从国内销售到国外,成本高,审批严,流程慢。因而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纷纷海外建厂,让产品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在时间和价格上获取优势。

  “还有就是战略性资产。一是能源、资源类。我国能源长期来看都是短缺的,” 黄益平解释,投资海外获取能源是一个战略性的动机,“再有就是通过投资获得品牌、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力。比如联想和IBM。”

  此外,黄益平表示,国外企业本身具备的渠道资源,也是吸引中国企业直接海外投资的动机之一。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莎拉·马尔可塔认为,欧洲国家企业相比中国投资方企业,本土经验更丰富,更加了解被投资国市场规则。海外公司被中方收购后,中国企业可以直接利用其自带的销售渠道,利用现成的管理层的经验和人脉,在海外市场获取利润。

  民营企业将成主力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日前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称,2013年,中国共有约1.53万家企业走出去,其中国有企业约占55%,他们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为投资集中区域。

  “2014年后,中国会迎来对外投资的黄金时代30年。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走出去的主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

  王辉耀介绍,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积极性,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占比不断增加,日益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生力军。尤其在美国市场,民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占中国对美投资总额的76%,民营企业在美投资项目总数已占中国对美投资项目总数的90%。

  国有企业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不断下降,根据商务部等统计资料,工商登记注册为“国有”性质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已降至55.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手续的简化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措施的推出,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力将得到进一步激发。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境外并购中扬长避短、携手合作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过去,中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初期的主导形式,现在变成了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并驾齐驱的模式。从数据统计来看,民营企业出去的势头更猛,效果可能更好,收益可能更大。”王辉耀说。

  从整个中国企业国际化历程的大趋势来看,中国民间的对外投资现在还没有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但逐渐成为“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原司长孙鲁文表示,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机制灵活,决策链条短、效率高,海外关注度低,谈判能力强等特点,积极拓展其海外投资和并购空间,出现了一批影响比较大的海外并购项目,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复星收购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Caixa Seguros、万达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美国AMC影院公司等。据统计,民营企业已占中国制造业“走出去”企业中的60%,达到3000多家,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市场。

  无论从存量投资规模、当年流量还是从发展的速度来看,民间投资的速度增长非常快,有可能在明年和后年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最主要的主力。而民营企业走出去是检验中国经济真正实力的标准之一。

  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踏上了境外上市之路。

  截至12月8日,已有10家中国企业赴韩国上市,以福建、浙江、广东地区的制造业为主。3家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分别是新华财经、中国博奇和亚洲传媒。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主要来自传统制造业部门,如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加工业、家居用品生产、机械制造和化工业等,目前有182家。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里,中国上市企业数量为60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为55家。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代表有搜狐、网易、中国网通、163、百度等,纳斯达克面向的企业多是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大中型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共有74家,总市值1.04万亿美元。在德意志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有25家。

  龙永图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企业面临诸多机会,海外上市蕴藏巨大机遇。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既有来自国际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受国内出现生产过剩、资源环境变差、银行改革滞后等不利因素干扰,致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

  近日来,中国股市“红肥绿瘦”,银行股、证券股屡屡涨停。龙永图认为,股市的表现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符合中国经济新常态,将对小微企业上市、中国经济转型提振信心,有利于扩大消费内需,有利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让银行、社会及个人过多的储蓄转化成有效投资支持实体经济。下一步可关注培育过剩产业中的优秀企业在海外上市。

  资本的加速“走出去”也离不开政策的“绿灯”效应。今年以来,国内政策公开鼓励企业到境外上市。3月27日,中国证监会在近20年来首次公开表示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全国中小微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股权、债权融资或到海外发行上市。6月25日,中国证监会再次表示,尊重企业自主选择上市方式和上市地,但是从监管导向上,更鼓励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

  北京二八零零投资管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李洪亮认为,政府相继出台刺激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必将引发新一轮境外上市热潮。境外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企业融资上市的首选。

  新形势,新机遇

  从流量上看,中国对外投资已居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2012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居全球第13位,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此,中国政府正在为更多中国资本“走出去”创造条件。未来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面临着较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新的发展机遇。

  一是“以开放促改革”,“走出去”发展战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明确“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近期,对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也加快了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中,新的政府核准投资目录对境外投资项目大幅松绑。除了少数另有规定外,对外直接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进一步减少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行政干预,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自主性和市场化行为将明显增强。

  二是“一带一路”战略为“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海外投资机遇。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今年11月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以及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同时,中国也正着手推动另一家巨型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成立。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联通,也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相互畅通和便利化的联通。

  三是双边或多边自贸区的建设,在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会带动区域内投资的便利化。目前,中国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和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ECFA)。近期,中国又先后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完成了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并启动中日韩自贸区第六轮谈判工作。中美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正抓紧进行。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作为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在进一步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和经贸发展的同时,也会大大便利对外直接投资,把双边或多边的投资与合作带向更高的水平。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力。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不均衡并被风险所困”,将面临着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在过去的18个月中,经济增速也较以前明显放缓。

  根据IMF2014年10月份报告,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明显供给不足,而发达经济体现有的基础设施逐步老化。美国国内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美国99%的主要公路都处于老化的不良状况。预计在未来15年,全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将超过9万亿美元。

  继世界银行宣布要设立一个全球基础设施促进机构,促进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作用,今年9月份G20财长会议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以帮助私营部门与政府开展公私合营,使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11月G20通过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中提出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将在未来四年内筹建全球性基础设施中心,鼓励各国政府、私营企业、发展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交换信息。

  “走出去”准备好了吗?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也走到了这个节点。

  然而,机会中也蕴含着风险。尤其是随着中国政府逐渐放开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审批,企业需要更多地自行承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责任。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当前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和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投资失败风险开始逐渐突出。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折戟可谓已进入高发期。2004年上汽集团以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并成为其控股股东,但受制于韩国当地严苛的劳工法和强大的工会组织,到了2009年便宣告投资失败黯然退出。2006年中信泰富开始投资建设中澳铁矿项目,产品装船出口比原计划晚了4年,超支达80亿美元。2009年,中国铁建与沙特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但因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的工程量大幅增加等原因,最终发生亏损41.48亿元。除此之外,因地缘政局动荡、政府换届等政治风险,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受挫利比亚、缅甸、蒙古、越南等地的案例多有发生。

  多项数据和专业人士的分析也侧面印证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水土不服”。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家华曾指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大约80%的失败率。其中对铁矿的成功投资更寥寥无几。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志斌在2014年莫干山会议上也表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

  剖析失败原因,首要因素来自于决策风险。与本土经营不同,境外投资一方面要面临经营、财务、汇率等市场风险,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遭遇文化差异、政策法律、劳工环境、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等非市场风险。但客观而言,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处在起步阶段,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化视野,在制定和实施海外投资战略方面缺乏经验,对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和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认知还远远不够。正是因为对境外投资的风险预估不足,对投资目的国的宏观环境缺乏了解,对项目发展前景评估不准,盲目决策、草率决策,导致经营亏损乃至失败。

  此次中国政府再次松绑境外投资政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但进行对外投资并最终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如何让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走得更远、走得更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难题。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企业管理层做出决策之前,需要有更多耐心,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应当客观评估自身条件、能力,并充分依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目标国的市场、法律、劳工等等做出充分研究。尤其对于立志于“走出去”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必须好好补上风险防范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