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秩序——2015年后的中国格局与世界新趋势

《大秩序》，王辉耀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

前言

2014 年10月，当我们从“国庆黄金周”休假归来时，会发现自己一夜间摇身成为全球GDP总量第一的国家的公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GDP 总量) 达11万亿美元，美国为10.8 万亿美元，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这是自1872 年以来，美国的经济总量首次降至世界第二位。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基本面都对全球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然而无论国家经济结构、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人均GDP、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面对中国改革开放36 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海内外的中国研究者们纷纷致力于梳理改革进程，总结开放经验，评判变革得失，解读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探索依法治国的新路径，寻找中国在转型时代发展的新秩序，预测中国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新趋势。

据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选了《大秩序–2015 年后的中国格局与世界新趋势》一书，汇集林毅夫、俞可平、郑永年、陈志武等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学术背景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学者、精英，依靠国际学术背景和海外留学生活经历，从全球化的角度，在比较中全面解读和前瞻中国未来大秩序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把脉，为复杂环境下的中国在新时期的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言献策。同时收录CCG 部分专家有关中国社会发展、智库建设、国际人才流动及国际移民趋势的研究报告。

最后，非常感谢为本书分享真知灼见的各位作者，感谢出版社的大力协助出版，并感谢广大读者的关注。

目 录

第 1 章未来大秩序
中国需要“釜底抽薪”的改革/ 林毅夫/ 002
官民空间和政策的四种可能性/ 俞可平/ 009
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郑永年/ 015
政府行动计划的幸福与尊严 / 俞可平/ 019

第 2 章忧患政府
市场的精神/ 林毅夫张维迎/ 028
中国从忧患里走来 / 周玮生/ 038
地方政府、企业和中国的制度创新/ 郑永年/ 047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林毅夫/ 056

第 3 章改革新常态
中国要如何实现军事发展？/ 郑永年/ 066
当代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郑永年/ 074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 郑永年/ 080

第 4 章海外之险
俄罗斯住房改革对中国的意义/ 尹斌/ 090
抓住海外并购的战略机遇/ 隆国强/ 106
扩大货币互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力更生 / 郭生祥/ 110
西方货币国际化依靠的是制度基础 / 陈志武/ 134

第 5 章操作世界的华尔街精英
为国际化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开辟道路 / 王辉耀/ 140
经济全球化，中国劳力如何迈好国际化之路？/ 胡伟略/ 145
为了中国，超级精英须留在华尔街/ 裔锦声/ 155

第 6 章海外侧目的中国新移民潮
有一大波“中国人”正在靠近/ 王辉耀/ 160
一场特殊的战争 / 王辉耀/ 183
跨国流动的经济大移民/ 王辉耀/ 195

第 7 章全球化资源争夺战
影响世界格局的移民潮/ 王辉耀/ 208
改革移民制度的大趋势 / 王辉耀/ 220
不同类别的经济移民制度 / 王辉耀/ 228
民营智库：一支最接地气的思想力量 / 王辉耀/ 238
投资移民和资本战争 / 王辉耀/ 243

附录
新道家是中国的软实力/ 赵启光 / 248

 

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较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我看来，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因为中国经济依然有维持20年平均增长8%的发展潜力，虽然这8%的潜力挖掘尚需克服诸多挑战与困难。到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从而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城市人口可能会超过80%(未来会出现十几个千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型都市），而农业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会低于10%。因而未来十年，对中国、美国乃至于世界都是关键的十年。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规律；第二，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目前贪污腐败现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有两种——扬汤止沸或者釜底抽薪，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还是要运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问题的根源。比如说腐败的问题，租金的存在就会滋生腐败。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将租金去除，腐败也就会减少。

再比如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利用再分配的手段进行调整，但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即调整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调整体现的方针正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视公平。

若要在初次分配中就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就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最有竞争力与效率的方式。同时无论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中的劳动密集区段，都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得到就业机会的工薪阶层就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果实。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方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从而带来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够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型至资本相对丰富，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资会进入快速上涨通道，资本回报会逐渐下滑。可以试想，当穷人的劳动力不断增值，而富人的资产则处于相对贬值，那么收入分配的现状就会改善。事实上，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收入分配的逐渐改善，原因就在于此。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迅速的正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收入分配为什么会越来越恶化呢？

症结在于中国在比较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双轨制有关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金融抑制、资源价格不合理、垄断等等，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垄断形成了租金，滋生了贪污腐败。而上述因素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和贪污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我国改革没有到位的问题。

实际上，工资并不仅仅由需求决定，而且是由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如果经济发展迅速(包括制造业与农业)，那么就会出现劳动力需求高企，从而就有上涨工资的议价空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但是这些主体在获得融资、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受到限制，从而抑制了它们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影响了劳动需求的增长，最终抑制了工资的增长。

未来的十年，如果中国真正要实现两个“翻一番”、实现调整“两个比重”、实现在初次分配就同时注重公平和效率，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深化改革，把双轨制的改革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如果这样的改革得以推行，不仅我们的经济可以按照比较优势的规律发展，且与经济发展相伴，收入分配体系亦会不断完善。

我们的改革走到今天，已经不再处于“应该改”的阶段，而是走到了“可以改”的时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人均收入水平极低、资本极度短缺等瓶颈的限制，有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没有自我生长的能力，需要补贴维持生存。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6000美元/年，中国已经不再属于资金短缺的国家，因而此前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业已基本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并具有自生的能力了，那么也就不必再给这些产业以补贴了。

国家发展依靠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结构的变化，这其中包括技术结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产业价值从农业到制造业、服务业的变化，但一国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制度环境也需要与产业发展相一致，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水平的提升。如果这样的改革措施得以实现，那么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10年能够达到这一目标，那么这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巨大的意义。可以预见的是，“两个翻一番”意味着在2020年会出现“黄金交叉”(原指上升中的短期移动平均线由下而上穿过上升的长期移动平均线的交叉，这个时候压力线被向上突破，表示股价将继续上涨)，中国经济必然会超过美国。

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世界老二变身老大的时刻，常常会有冲突发生。近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旁观者也很清楚。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位次的交替是否必然会带来战争？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No！

如果中国成长为全球的老大，那么受到挑战的是美国的霸权，却并不是美国企业的利益。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即使中国变成全球GNP数值最高的国家，我们依然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的产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主义者，人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美元，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在资本、技术极端密集的产业。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大公司最期待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无疑是符合美国的大企业利益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学会巧妙地利用这一看似矛盾的处。一方面，中国依然要加强军备；但另一方面，无论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来讲，创造和平环境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谓和平的环境，就是让美国的大公司能够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利益，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必须进一步开放，并在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加强修炼。那么即使有一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与美国相接近，由于同等收入国家的竞争是以专业化为标准的，那么此时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与美国间的竞争，对美国企业也是有利的。

行文至此，我想说的话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方面遇到的难题，最关键的解决之路就是釜底抽薪，就是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而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扭曲因素。这样不仅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好的环境，分配方面也会更公平，社会也会更稳定。

第二，要争取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二法门就在于加大加快开放的步伐。因为目前中国依然位列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依然存在互补关系。对于处于经济疲软阶段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亟待复苏的大型企业与经济，都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快速发展的市场。这就决定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与过去欧洲国家的霸权地位更迭的情况不同，彼时欧洲国家面临的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你多我少，但今天的中国如果可以掌握好上述有利因素，就能保证老大、老二在换位的时候，至少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

 

个人的幸福与尊严，是人类一直追求的永恒价值。在中国，这些价值过去更多地体现在学者的论述和人们的理想中，很少体现在政府的行动计划中。但是近年来，特别是自从温家宝总理郑重提出，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之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幸福计划”，发布了一系列的“幸福指数”。建设一个“幸福社会”、“幸福城市”、“幸福社区”被一些地方政府正式列入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规划。由此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政府应当对人民的幸福承担何种责任？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应当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有重大的责任。政府对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这种责任可以有极大的不同。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人民的幸福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就是实现善治。

什么是善治

一般认为，幸福是个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愉悦感。从根本上说，个人是幸福的主体，幸福应当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任何他人都不能替代别人的幸福体验，任何政府或组织也同样不能取代公民的幸福体验。幸福不能“被代表”。然而，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的需求和欲望却通常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幸福与社会制度和个人心理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改造社会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政府之所以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因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所必需的某些基本条件，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简单地说，在当今世界，政府应当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善治。

我把善治界定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

善治有以下10个要素：

1）合法性，即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

4）责任，即管理者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担负基本的公共责任。

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

6）有效，即管理的效率。

7）参与，既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

8）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

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

10）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善治与幸福

近一个时期内，中国国内忽然出现了许多关于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和城市幸福程度的测评。这些调查和评估表明，公民的幸福程度与政府的治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善治事关人民的幸福，它集中体现了政府对人民幸福应当提供的必要条件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地说，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府责任与人民幸福。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责任的清单中应当增加醒目的一条，即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为公民的幸福生活创造外部条件，努力让公民有更大的幸福感，应当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什么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就是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责。进而言之，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要保证政府履行对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诺和责任。如果政府失职，没有履行应当履行的责任，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应当有制度追究失职官员和政府的责任。公民的幸福指数，应当成为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其幸福生活的基础条件。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没有必要的经济收入和财产，幸福生活就无从谈起。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使人民群众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这就要大力发展经济，就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改善民生。这就与政府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然是政府的核心任务。但是，发展应当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仅有经济增长，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不可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甚至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社会不公，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给人民造成痛苦。

第三，公共服务与人民幸福。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安居乐业，需要国泰民安，需要文化教养，需要健康和睦，需要交通便利，需要生态平衡，所有这些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密不可分。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有公共财政和制度机制的保证。政府应当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不断加大对公共交通、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健康医疗、养老失业、扶贫济困的预算投入，努力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改善政府服务的质量。公共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

第四，政府治理能力与人民幸福。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人类的生活需要秩序和规范，因此，公共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强调政府的服务，并不意味着弱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既不可分离，也不可偏颇。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达、人民富裕，但社会动荡、秩序失控、犯罪猖獗、安全缺失，人民群众也不可能有幸福生活。政府治理的无能和失效，只会给人民带来痛苦和不安。政府的治理能力来自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法律规范，两者缺一不可。我们既要想方设法提高政府自身的素质，也要健全法制，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社会。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依法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在社会领域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但在国家事务中我们必须依靠法治。建设法治政府，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

第五，政府的民主治理与人民幸福。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自由、平等、参与等政治需求。只有在保障和实现公民经济权益的同时，也保障和实现其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人们才会有生活的幸福感。民主和民生从来就不可分，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两个基本保障。人民要生活得有尊严，就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管理，就要不断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自由权和平等权。努力扩大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这是政府的重大责任，也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

第六，公民教育与人民幸福。人类的幸福毕竟直接体现为个人的主观感觉，这与他自身的世界观、道德观、权利观密切相关，而这些都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这就涉及到公民教育问题。政府如何对公民进行教育至今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公民教育问题上各有不同主张。我认为，在幸福观上，公民教育首先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点，即追求和创造幸福生活既是公民自己的责任，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权对政府提出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主张，但公民在追求自己幸福生活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特别重要的是，公民在追求自身的幸福时不应当妨碍别人的幸福生活，这就要要求公民必须遵守基本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国家的法律。

总而言之，在现时代，政府对公民的幸福生活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责任，公民的幸福程度应当成为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政府对公民幸福的责任是有限的，而绝不是无限的。政府对公民幸福生活所提供的条件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公民幸福的许多条件是政府无能为力的。幸福首先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政府的作用毕竟是外在的，归根结底公民自己才是幸福生活的主体。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政府对公民的幸福生活既需要积极的作为，也需要消极的不作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划定界限，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而这正是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共同的任务。

 

 

全球化的发展，是从贸易、商品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密不可分，一个国家即使不愿或者无力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竞争国际人才，但仅仅要保护自身培养的人才不流失到海外也需面临国际竞争。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就指出：“就像公司竞争招聘最优秀的员工，大学竞争录取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国家也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强竞争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在人才全球化时代，人才的跨国流动已是公认事实。按照联合国的统计，2005年，全世界在出生国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人约有1.9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大约3%的增长率。时至今日，这一总数已经超过2亿，占全世界人口的3.1%。其中大约有9 000万是经济移民或技术移民，大部分是流向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

人才的跨国流动，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世界中心的转移，是大量人才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成为新兴经济体的背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海外族裔人才的大量回流。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国际人才竞争，正如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2002年在新加坡国庆晚宴上发表讲话所指：“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而美国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广纳人才。”

由于发达国家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更具有优势，因此，从整体而言，大多数人才总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流向最发达国家。但这种局面并不是不可以打破，人才有流失，就会有逆流、环流、回流。从硬件来说，那些获得全球产业转移机会的国家和地区，因为经济实力增长而将拥有机遇，例如上个世纪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现在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从软件来说，那些开放兼容、富有移民人文色彩的国家也拥有人才流入的机会，例如早期的美国，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等。

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下半叶都曾迎来大量的人才回流。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韩国等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面临过大量的人才外流，但当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经济高速发展机遇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实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并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才流向，并创造了“韩国硅谷”大德研究城、“台湾硅谷”新竹工业园等新兴科技中心。最典型的就是韩国在首尔奥运会后，在1990年到1993年经济腾飞阶段，韩国留学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决定留在美国的比例只有24.4%。

《福布斯》杂志报道的印度移民罗森?沙尔玛的故事，是典型的移民发展轨道变迁的故事。罗森?沙尔玛于1993年选择来到美国留学，然后留下工作，最终创业。当时，他是新德里的顶尖学府印度理工学院的理工科高材生。他所在班级共有40人毕业，只有3人留在了印度，其他人全部通过H1B签证或留学签证跑到了美国。而在硅谷，有更多的数以万计的像他这样的工程师，其中一些人还自己建立了公司，并让自己和美国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罗森?沙尔玛也是如此，他获得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创建了好几家公司——开发了新科技产品、为自己赚取了高额利润、回报了投资者、也为美国贡献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如今，他已经获得了美国国籍，几个孩子也在美国出生、成长。

但是，如果罗森?沙尔玛是现在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那么他就会选择留在印度。身为印度理工学院校友会主席的沙尔玛知道，印度下一代工程师也许对他当年选择的道路已经无法理解。因为印度理工学院2006年毕业的45个同专业的毕业生当中，只有10个人决定到美国寻求发展，其他人都留在了印度。连沙尔玛自己也认为，现在印度的商业机遇更好，生活质量也还不错，年轻工程师的薪水有不断增加的机会，同美国相比，印度等新兴国家拥有其独特的优势。

笔者2010年到201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其他专家所做的合作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希望回来。在调查中我发现，91.8%的中国留学人员称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大部分留学人员回来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场。这显示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大部分中国留学人员却不认为回来的绝对生活质量、孩子教育与成长会有更好的保证，对这方面的信心甚至远低于印度人对印度有关教育、生活环境和食品构成的生活质量的信心。同时，他们也不认为回国会有更低的商业成本。但他们依然认为回来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随着经济滕飞，以及过去政府的努力，自“千人计划”2008年出台以来，中国也正由“人才流失国”逐渐扭转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中央和地方的最新人才吸引举措加大了人才的回流力度。2011年，中国年度留学回国人员人数达18.62万人，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新的人才政策还包括相继出台的“青年千人计划”，“外国专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政策创新举措，还有中国独创推出的“人才特区”。

许多人相信：欧美更适合生活，但事业在中国会有更好的回报。

如果这确实代表着一种最新的趋势，那么美国受到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搜索巨头Google曾公开表示：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对海外移民政策的开放，也许世界第一大搜索公司至今尚未出生，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布兰就是从前苏联而来的移民。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人才竞争中最大的人才流入国。凭借日渐积累的硬件、软件等各方面优势，全球顶尖人才也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亚洲、非洲流入到美国，寻找着他们的“美国梦”。英国BBC援引OECD报告甚至声称，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居住在美国，因为美国做了最大的努力来吸引这些人才。

时至今日，美国大学37%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并非美国公民。在2006年美国专利申请备案当中，外籍居民在发明者或合作发明者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4.2%。从1995年到2005年间，所有在美开办的工程及科技公司中，有25%的创办人是来自美国境外，投身科学及工程行业的人口中，外来移民占67%。根据考夫曼基金会的报告显示，在加利福尼亚移民创办公司的比例高达38.8%，而在高科技中心的硅谷，有外国移民参与创办的公司竟占全部高科技公司的52.4%。到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创办的公司已经创造了520亿美元的产值和45万个就业机会。

但这样的故事正在发生改变，人才流动有了新的趋势。惟一没有改变的是，人才跨国流动的规模只会越来越庞大和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