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2014年12月4日]2014年11月21日至23日，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于海南三亚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的召开正值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额有望超过外商对华投资额的历史时刻，引发了社会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讨论，整场论坛吸引了三百多位来自海内外的嘉宾。在论坛上，原中国国家经贸部副部长、亚洲博鳌论坛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龙永图讲到，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需要企业走出去，而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企业的投资；中国经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强大的外汇储备支持、中国新提出的“一带一路”等互联互通战略载体，更使得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成为了必然趋势。中国企业国际化元年正如何开启？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转型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对外投资的机遇、挑战又在哪里？

　　一、中国企业迎来国际化新纪元

　　2014年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分水岭。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对外投资审批政策的全面松绑以及企业国际化经验的长期积累，从对外投资方面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将开启一个新纪元。

　　在对外投资流量方面，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2.8% ；2013年，中国接受的外商对华投资流量为1239亿美元，比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多160.6亿美元，如果对外直接投资保持22.8%的增长速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快有望在2014年首次超过外商对华投资 。根据邓宁的投资阶段理论，当一国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明显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而中国人均GDP已超过6700美元，目前正向资本净流出国转变，这个转变有望在2014年实现。

　　在国家政策层面，“走出去”是中国从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于2013年底修改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放宽了对外投资审批的限制。2014年10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根据修订原则，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将全面松绑，除少数另有规定外，境外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这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在国际化企业层面，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化尤其是“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练，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化经验，部分中国企业已经能够以全球视野，整合全球资源，参与甚至主导一些领域的全球价值链，逐渐成长为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展望未来，全球发展战略已不仅仅是少数最有实力的中国企业领袖们的蓝图，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世界，在全球市场寻找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和企业发展的全球坐标。

　　早在2013年底，我们就判断中国将迎来国际化的新纪元，并将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首届年会主题定为“2014：开启新纪元”，随着国家对外投资审批与境外投资监管措施改革的推进，可以说，未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将不是数以百计，而是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到那个时候，中国将名副其实地成为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经济外交也必将围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分布而展开，中国外汇储备的绝对值很有可能也因此而逐步下降，从现在的4万亿美元降到2万多亿美元。 概括而言，在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国际化将面临如下新机遇。

　　（一）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全球投资企稳回升，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013～2014年，世界经济继续温和复苏，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增强，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与此同时，受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近年来，世界经济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新技术、新产业与新商机层出不穷。在全球经济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全球投资企稳回升。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13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呈恢复性增长，流入量从2012年的1.33万亿美元上升到1.4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根据UNCTAD《世界投资报告2014》的预测，世界投资将进一步增长，2014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预期会达到1.6万亿美元 。良好的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与企稳回升的投资形势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必将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

　　（二）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强劲的内部支撑。

　　在全球经济复苏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取得新的进展，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2013年，中国GDP总量达到9.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2013年增加了逾5000亿美元，余额累计近4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2013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累计达4.63万亿元，同比增长57%。企稳的经济、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日益国际化的人民币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

　　（三）“走出去”成为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指明了战略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列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及个人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这为中国企业与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指明了发展方向，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加速。

　　（四）对外直接投资审批与管理制度改革加快，进一步消除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审批障碍。

　　2014年，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等部门根据国务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对投资审批权限进行了削减。2014年5月，发改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该办法提高了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权限、缩小了核准范围，非限制性行业与限制性国家10亿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同时，该办法简化了审批程序，明确了审批时限，提升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的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商务部新修订并于2014年9月5日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确立企业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经济技术可行性由其自行负责，除了涉及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的情况之外，其他企业境外投资全部实行3个工作日之内的备案制；取消了特殊目的公司与并购类境外投资的核准要求，不再需要提交《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也即通常所说的“小路条”）；专设章节增加了对于环境保护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更加注重事后管理和企业引导。发改委以及商务部有关对外投资审批的放宽以及监管措施的改革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在更加清晰的政策法规框架下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除少数另有规定外，境外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新修订的目录实施后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

　　（五）中国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化经验，具备了大规模国际化的条件与能力。

　　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炼，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与能力。从中国企业整体看，中国企业过去对外直接投资热衷能源资源的传统驱动形式正在发生转变，目前逐步形成了能源资源驱动、市场驱动、技术驱动等多种投资驱动格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涉足国外高科技领域投资，追求高附加值投资。部分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策略、操作财技、风险防范及跨文化整合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借鉴。

　　（六）“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海外拓展的新机会。

　　2013年9月与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与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有意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挑战

　　（一）部分企业国际化战略不清晰，谋划不足

　　国际化是企业发展的长期趋势，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是否需要“走出去”以及何时“走出去”进行国际化也没有肯定的标准答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决定是否要以及什么时候把步子迈向海外前，首先要解决自身的战略布局问题：未来若干年，企业所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有哪些主要发展趋势？这些趋势性变化有哪些是需要通过国际化手段来解决和追赶？未来的机会与挑战有哪些？全球市场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有的企业认识不明确、战略不清晰，造成国际化盲动，一些项目匆忙决策，有的竞购项目不惜抬高成本，导致收购后财务压力巨大，企业经营困难。

　　全球产业格局与趋势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行业以及企业所处的行业与市场地位进行分析评估，决定企业是否以及何时国际化，并制定可操作的国际化战略，谋定而后动。

　　（二）风险防范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

　　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中国企业国际化起步晚、经验不足，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虽有意识，但防范措施不力，尤其是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已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2014年5月，越南发生主要针对中资企业及华人的暴力打砸抢烧事件，在越南平阳等省的中资企业损失惨重。此外，伴随着肇始于突尼斯的民主化浪潮，此前曾被认为中国具有政治地缘优势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正转化为高风险地区，使中国企业在该国区的投资不确定性增加。

　　法律风险是除政治风险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另一大风险。由于不同的国家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不同，在国家安全、反垄断、环境保护、劳工、税务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另外，不同国家有关投资的相关政策与法律经常会因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给进入东道国的企业增加了潜在的投资风险。同时，由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少企业对国外法律不熟悉，在守法方面要求不严格，面临较大的法律挑战。

　　（三）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较高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的调查，目前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融资出现了分化，大型国有企业及大型私营企业由于多为上市企业，资本市场是其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商业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贷款以及并购贷款等专项贷款也主要在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而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运营方面，融资普遍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另一个问题是融资成本偏高，导致企业在国际投资过程中缺乏竞争力。

　　（四）部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缺乏合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国际竞争，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国内企业的竞争也蔓延到海外。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电站、大坝以及公路铁路等项目，经常出现几家中国企业同时竞标，有的企业为了拿到订单，采取低价策略，不断降价，造成恶性竞争。有的企业在拿到项目以后，为了降低成本又偷工减料，降低工程质量，导致合同最终无法履行，给企业自身造成很大的损失，同时损害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整体形象。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际化程度还较低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大量中国走出去企业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企业国际化评价体系”，将投资效率、海外人才、海外市场、社会责任以及产业链并购等方式作为指标纳入企业国际化程度评价，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从公开资料收集的数据分析，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根据各指标权重计算得出的分数相对较低。而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协会于2013年根据企业海外营业收入、海外资产和海外员工占企业总数的比例计算出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12.93%，这一数值不仅远远低于世界100大跨国公司跨国指数62.25%的平均水平，而且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跨国指数38.95 %的平均水平，这充分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才的国际化，分析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海外分/子公司的员工构成与聘用机制，我们发现中资海外公司员工国际化程度、管理层国际化程度、董事会国际化程度都普遍较低，海外公司雇员以国内员工外派为主，外籍雇员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离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雇员本土化还有较大差距。人才是企业国际化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来看，无论是中国企业内部的国际化人才比例还是海外分/子公司国际雇员的比例，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六）国际化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服务机构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专门性中介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二是一般性中介服务机构，如投资顾问公司、财务咨询公司、财经公关公司以及管理咨询公司等。对外直接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有广泛的信息来源，可以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同时中介机构专业能力精熟，通过中介服务机构的前期尽职调查，可以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科学、可行的评估，明辨法律财务等风险，帮助企业进行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提高国际化运作效率。由于外资品牌投资中介机构服务费用较高，部分企业为节省投资成本，放弃聘请有丰富经验的国际化投资服务机构，结果因专业经验欠缺及项目尽调不充分方案设计有遗漏等原因导致交易后隐藏的矛盾暴露，有的甚至影响到项目正常运营下去。部分本土对外直接投资中介机构虽然收费较低，但有的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达不到国际水准。因此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而言，目前还是需要充分信任并利用国际化的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力量，组成国际与国内中介服务机构相结合的顾问团队，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七）应付处理东道国复杂政治社会关系的能力有待提高

　　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较多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挑战，有的国家各种力量长期博弈对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各派系的关系，有的项目遭遇派系力量的阻挠导致失败。据我们的调查，中国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平衡东道国各种关系上存在较严重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度依赖东道国政府高层关系，有的国家政府自身并不稳定，中国企业过分依赖这种不稳定政府的高层官员，容易导致低层普通民众的反对，甚至可能引发抗议事件，最终导致项目实施不下去；二是不重视反对派、NGO组织以及媒体的声音，尤其是NGO。在普选国家，NGO组织和媒体力量强大，往往能掌握舆论的话语权，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往往轻视这些力量，使一些原本有更好解决方式的环境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影响投资项目。三是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有的还有欠缺，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民本，企业在国际化运营过程中，应通过项目带动社区经济的增长，同时要重视社区居民的就业，实现与东道国社区的共同发展，与居民和谐共处。

　　（八）跨文化整合能力较弱

　　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以中国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伊斯兰教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以及印度文化、俄罗斯文化、拉美文化等主要文化类型并立交错、差异鲜明，形成了当今世界性与民族性共生、全球化与多样化并存的文化格局。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造成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由于与东道国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给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巨大。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文化差异给企业投资和收购兼并后的整合工作带来困难。据我们的调查，东道国文化包容性越弱的国家投资并购后的整合风险越大，这类国家及居住企业文化兼容性差；而东道国文化包容性越强的国家投资并购后的整合风险越小，这类国家及居住企业容易接受收购投资方带来的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习俗为出发点，在考虑公司的整体利益的原则下努力化解这些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三、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建议

　　（一）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立法

　　自2000年中央和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委都先后制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并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这些政策规章对促进与规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有的政策与规章已不能适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形势，而有的政策措施也需要进一步向法律条文演进，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应加快制定并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法》，作为统一调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律，通过该法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涉及的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审批程序、融资税收政策、管理部门及职能监管、中介服务机构与争端解决等做原则性的规定，确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法可依。

　　（二）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目前，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配套的财税金融制度、政策体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在财税、金融、民营企业融资等方面尚存不足。

　　首先，在财税方面，应加大能源、资源、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加大重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力度并细化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征管措施。

　　其次，在金融方面，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步伐，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多元方式融资，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广泛的资金来源。积极推动银企合作，建立以中小企业服务为核心的多层次对外直接投资担保体系，允许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项目本身权益做担保，扩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支持范围。

　　并且，扩大设立面向特定国家和地区以及特定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引导基金，改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鼓励社会资金设立对外直接投资并购基金，加强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

　　再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亚洲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参与国际结算，扩大人民币国际化范围，同时放松外汇管制，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便利化。

　　最后，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并购，建立分支网点，配合企业国际化，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借助海外市场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进行融资。

　　（三）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功经验，但从总体分析，中国企业国际化还存在较多问题。企业国际化应战略性布局，优化企业制度，提升合规运营能力，增强合作意识，履行社会责任。

　　战略方面，企业应高度重视并认真制定国际化经营战略，前期调研要充分，战略方案要细化，决策过程要科学，制定的战略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在企业制度上，应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使企业建立适应国际市场规则、守法高效、财务合理的制度体系，建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管理、监控、考核和激励机制，对海外子公司充分授权，大力推进管理与运行的本地化，正确处理国内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关系。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尊重东道国法律、文化与习俗，保护投资地环境。加强与东道国投资地社区与居民的友好沟通，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活动，积极参与东道国与企业有关的慈善活动，构建具有企业特色的社会责任体系。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各类媒体，做好企业形象宣传。

　　（四）加强合作，联合国内外企业共同进行国际投资

　　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中国企业应树立互利共赢的观念，加强与国内外企业及机构的合作。首先，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加强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合作，成立合资企业共同运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外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绝大多数即采用与中国企业合资的形式，中国企业走出去新到一国投资，可借鉴以前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方式；其次，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加强国内企业间的合作，实现信息共享与优势互补，避免国内企业在国外投资过程中出现无序恶性竞争，导致几败俱伤的情况；再次，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合作，联合国际优秀企业共同进行投资，既可学习国外优秀企业跨国投资管理的经验，又可分散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此外，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加强与银行及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合作，组建财团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联合和渗透；同时，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还应重视与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加入东道国相关行业协会组织，要善于变通，通过合作共赢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五）推动本土对外直接投资服务机构发展

　　国际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在跨国投资并购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充分依托国际中介机构的力量，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在充分依托国际中介机构提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同时，应加大力度支持本土对外直接投资中介机构的发展。同时，建立并完善与企业国际化相适应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介服务机构法律保障体系，引导本土对外直接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促进外资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要建立以行业自律为主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督促行业协会根据国际规则制定标准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介服务程序，建立规范的执业规则与管理制度，提高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加强对投资服务中介机构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强化中介服务机构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责任，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中介服务机构黑名单制度，对进入黑名单的中介服务机构进行业务限制。

　　（六）建立多方合作的风险防控体系

　　近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日趋复杂，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面临的各类风险也越来越多，除传统经营风险外，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成为高发风险，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产生重要影响。在风险防范方面，应建立政府、企业与第三方合作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三方信息共享。

　　政府层面。应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与保障制度，尽快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法》，在健全法制的同时，建立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构，设立对外直接投资救急基金。与更多的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加强安全监管，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建立常态化的境外风险应急救助机制。在信息服务方面，改进信息服务及发布方式，通过国家驻外使领馆及企业等机构，为中国企业提供投资信息。同时，在外交上，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领事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境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安全与利益。此外，还应为民间智库及其他机构开展企业国际化研究提供便利，通过各种形式支持民间智库对企业国际化的研究。

　　企业层面。建立风险防控机制，进行风险预测、预防和控制。一是要健全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监管，合规运营；二是要借鉴国际风险管理经验，准确科学地发现、识别、防范、控制和化解经营风险。

　　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加大风险识别。利用行业协会以及智库等相关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力量，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定期发布相关风险信息，为企业选择投资项目、合作伙伴和制定国际化经营战略提供决策咨询。

　　（七）建立企业国际化人才支持体系，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近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制定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由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全球经济的新形势对人才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总体看，目前中国的国际化精英人才依然短缺，这也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跨国经营能力低下的最大因素。根据2008年在博鳌论坛上麦肯锡的调查数据显示，88%的企业高管认为缺乏人才是海外并购难以成功的首要原因。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2010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报告也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国际化人才：缺乏外语流利、商务精通、专业深厚、经验丰富、熟悉财务法律的复合型国际经营管理人才。国际化人才也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加快建立国际化精英人才支持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国际化精英人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智力保障，应坚持把培养国际化精英人才作为国家“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并优化多层次国际精英人才培育体系。

　　其次，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充分发挥中国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作用为企业国际化服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中国在海外有400多万专业人才。这些人士大多既了解中国企业的情况，又熟悉当地的政策环境，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运营管理不可多得的财富。

　　再次，充分利用海归人才的力量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服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4）》，中国每年有30多万海外学成归国人员。这些人员熟悉外语，了解留学国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企业与运营也有一定了解，同时还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中国企业国际化应充分利用好海归人才的力量。

　　第四，政府设立国际化精英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利用市场渠道培养懂金融投资，通外语商务，熟财会法律的国际化精英人才，支持企业在实践中锻炼培养精英人才。

　　第五，打造有吸引力的文化制度环境，简化出入境手续。根据我们的了解，华为目前有3万多名员工在国外工作，联想也有三成多的员工在海外 ，因签证等原因，员工进出国门不方便，对公司运营造成一定影响。中国急需简化签证申办手续，增加免签国数量，延长停留时间，优化通关手续，在签证、社会保障及居留等方面提供便利。另外，还可以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为企业的国际化精英人才的招聘提供优质服务。

　　结语

　　自“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速，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这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高兴地看到，通过实践磨练，部分中国企业已经能够以全球视野，整合全球资源，参与甚至主导一些领域的全球价值链，逐渐成长为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培养和打造更多的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将大大扩大和深化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从而使中国经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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