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智库》—— 呈现出17大“智库热点”话题

《大国智库》一书首先首度提出一个观点：目前，全球化从一个“经济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智库时代”。 智库已越来越成为当今大国竞争的无形利器，并成为大国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纵观西方近500年历史，几乎每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该国智囊机构的涌现。美国的崛起，更是与其强大的现代智库体系息息相关。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执世界智库之牛耳，不仅深刻影响着世界局势，而且是全球领导力和世界影响力的重要保证。
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已经不仅仅体现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竞争，以思想、观念、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智库正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的新焦点。同时，由于世界各国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越来越复杂，从而促使政策制定者向政府体系以外的独立智库寻求政策建议。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智库在科学决策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用。由此，全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智库时代”。
当前，全球智库已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前世界智库中约有2/3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半数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近6年公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08~2013年，全球智库数量分别为5456家、6305家、6480家、6545家、6603家、6826家，智库数量增长较快，发展趋势明显。整体来说，世界智库自1900年以来，一直呈现不断快速发展趋势，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1月发布的《2013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1828家）、中国（426家）、英国（287家）、印度（268家）、德国（194家）。其中，全球最发达国家美国的智库数量多于其后四国的智库数量的总和，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从世界各大洲的分布比例上来看，经济发达的北美和欧洲地区，占据了智库的半壁江山。北美与欧洲智库数量分别以29.1%与26.6%排在前两位；亚洲（17.6%）与南美（9.7%）虽紧随其后，但与欧美相比，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差距。非洲、中东、北非以及大洋洲的智库则相对较少。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智库在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上也远在发展中国家智库之上。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自2007年至2013年近7年的全球智库数量排名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智库在全球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智库影响力排行中，美国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英国紧随其后，德国跻身三甲。作为全球智库领域的绝对领导者，美国在全球十大顶尖智库中独占五席，尤其是布鲁金斯学会更是连年稳坐“全球第一智库”的宝座。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中国、印度、巴西等智库整体实力开始上升，初步显示出了其影响力和发展潜力，但与美国、西欧智库相比差距甚大。若按人口比例和国家经济实力，中国智库在全球100家顶级智库中至少应占据20席，至少应有2个智库跻身前10。而目前，在全球前100家顶级智库中，中国智库仅占6家。中国的发展需要智库的快速发展，这需要中国智库建设者们需要奋起直追。
根据《2013全球智库报告》显示，金砖国家的智库地位在世界地位特别是地区地位中正在不断上升。中南美洲的智库排行榜中，前十五名中有五个来自于巴西，其中第一名就是巴西的公共研究所；撒哈拉以南非洲智库排行榜中，前十名中有六名来自于南非；俄罗斯的智库则占据中东欧智库排行榜中前十名中的四个席位；同样，亚洲的印度和中国则占据了亚洲智库前十名的五个席位。在全球十个新兴知名智库中，发展中国家占据7席，都分布在非洲和拉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过去，中国社会甚至行业内，对智库的认识和理解与发达国家和很多新兴国家相比非常滞后，更不用提国际合作和国际影响力。而几年来，这一现象有了突出变化。2009年是中国智库走向世界的“元年”，中国智库开始从被动参与国际事务转向主动出击举办智库峰会，网络和召集国际智库进行交流，意义重大。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1月发布的《2013全球智库报告》，中国以426家位居世界第二，这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智库数量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重要智库排名前100名中，中国有6家智库入围，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地区顶级智库前10名中，中国仍然有4家智库入选。在社会政策、经济政策、能源政策、环境、外交政策、卫生政策、国防、国际政策等专业研究领域顶尖智库排行中，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榜。虽然这份报告的公信力依然有待考究，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智库影响力的上升。
2013年11月，曾是阿根廷最年轻的内阁部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前总干事，现任世界中小企业联盟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也正式受聘为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国际高级研究员”……这些现象的密集出现，无不显示着中国智库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大，融入世界的速度明显加快。例如，我们现在运营管理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从2008年建立初期就将打造国际化智库作为目标，在2008年便开始逐步组建自己的国际专家委员会， CCG邀请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学者担任CCG专家委员会成员，旨在引入国际视野建设智库，目前参与的国际顶尖专家有60余人。这些国际顶尖专家直接参与和指导CCG课题研究、学术会议、高端活动，参与CCG国际学者计划、学术专家系列文库，并在CCG刊物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
2013年8月1日，CCG还与美国著名移民和人才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合办圆桌会议，共同研讨中美人才交流与发展；2014年3月17日， CCG与香港经伦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智库与中国发展”国际研讨会，聚集了国内智库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际智库，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等。
国际智库开始逐步关注中国智库，与之进行密切的交流合作，反映了中国智库的国际化进程正在加速，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中国智库在全球影响力的崛起并非偶然。

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著名对自己智库的定义：“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Quality，Independence and Impact）”，这也被看作是智库共有的独特精神气质，是智库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根基所在。
智库，顾名思义就是知识、智慧和思想存贮、碰撞的地方，在这里，思想与观点是第一要素。产生通权达变，顺应发展潮流的新思想、新观点，是智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更是成为一流智库的必然要求。如果一个智库不能产生独立的思想、观点，不能使自身的思想、观点直接影响和推动公共政策，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那么，即使其规模巨大，经费充足，名流聚集，也无法被视为世界一流智库。
国际上学者对智库的定义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定的共识。智库研究专家Donald Abelson 认为智库就是“专门创造，重组和推广思想给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大众”。美国智库学者詹姆斯·G. 麦甘定义智库为“开展针对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分析，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建议，让政策决策者和公众获得有关公共政策决策的充分思想和信息。
智库研究学者Diane Stone这样定义智库：“智库收集，消化和创造出一系列思想产品，主要是为政治和政府机构决策，有时也为媒体、利益团体、企业、国际机构和公共社会大众服务的组织。”
我们认为，智库实际上就是专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厂和研究型机构，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能够影响媒体和公共大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关注和参与，能更好的服务于关系到社会公共大众的公共政策发展、决策、制定与实施。

智库本质上是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具有社会公共属性。智库不是政府机构或其职能机构，并不直接制定相关政策，而是影响他们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智库的影响力不在于出版的著作的多少或是举办会议的多少，这些不过是载体，真正的影响力在于通过这些载体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产生响应影响，最终直接对推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制造影响力。
智库存在的根本目的即“影响政策”，智库总是寻求机会、建立渠道向决策层、社会公众尽可能地输出并宣传他们的立场、观点，目标就是要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在知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智库的功能和作用日渐凸显，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智库的独立性、专业性使其思想、观点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科学性。正是凭着这一特质，智库才在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的处理上对各国的决策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智库的影响力取决于其影响或改变社会公共决策过程中其他主体的思考、判断、决策和行动的程度，程度越高其影响力越大。为了体现其“思想工厂”的本质，实现其影响政策决策的使命，智库需要利用各种途径向相关者，如政策制定者、资助者、精英阶层、媒体和社会民众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等。智库也在宣传自身观点，影响决策的过程中，建立其在学术、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力。

智库为社会大众提供思想和观点，对大众舆论起到引导作用。在传播思想、引导大众舆论方面，智库与媒体相互合作、各取所需。以美国为例，有研究者将媒体和智库看做是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和第五种权力，而且两者关系密切。
智库的思想生产，是通过对客观事实的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思想、观点，并通过一些宣传途径或手段，宣传这些思想、观点，以影响公众和决策者。一般来说，智库采用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编辑发行出版物，扩大自身影响，同时影响他人；二是通过研讨与培训活动，互通信息、交流思想；三是通过与媒体建立联系，或者自媒体的形式，影响公众舆论。
在传统的杂志和著作之外，智库还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解读国内、国际问题和政策的文章或评论，客观上起到了影响舆论，引导舆论的方向的作用。美国智库普遍鼓励自己的研究员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开设专栏，制造舆论影响力。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各大报刊上常有知名的智库成员开设的专栏解读政策。布鲁金斯、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智库的网站上每天都会及时更新研究员在各大媒体上的言论和多媒体报道，布鲁金斯等就将研究员的媒曝光率作为重要的评价参考指标。
在传统的传播形式之外，智库也开始利用日益发达的通讯网络传播自己的思想，吸引年轻一代。脸谱网、YouTube视频、推特、博客、Google搜索等成为智库宣传自身思想、观点的新型渠道。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免费的电子邮件订阅服务之外，还利用苹果手机（APP软件）发布研究成果，方便用户及时了解该研究中心的研究信息和研究成果。

作为高智力研究机构，智库的人才集聚效应不言而喻。这种人才集聚效应不是人才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合理的分工架构实现整体效应高与各部分效应的共生互补的生态化过程。随着智库的日益成熟，其人才集聚效应必将日益强大，形成的人才群体的整体竞争力也势必得到不断强化。
“智库研究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实践工作者为队伍的主体。美国的一些咨询型智库大量聘请长期从事国务与行政活动、具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政府与国会官员，如在职或卸任的议员、部长、将军、大使以及知名企业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第二类是以专业学者为主体的研究机构。职业化的学者成为掌握信息最为完备、最具发言权和影响力的权威。第三类则由混合型的研究队伍构成，即同时拥有实际工作经验人员与职业学者。”
智库在人才集聚和优化方面，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人才的凝聚效应。智库提供的研究平台吸引着高层次和拔尖人才向它靠拢，并形成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再进一步的迅速吸引大批各类人才的积聚，从而改善现有人才结构，提高人才群体产出效能。二是人才生产和知识生产的相互循环。智库在整合人才资源，优化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成员与群体的相互协作，内化处理大量输入的能量流和信息流，实现人才生产和知识生产的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强化智库的功能和人才的结构。

智库本质上就是一种影响力。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作用，如提供新思想、参与政治决策、引导社会舆论、代言公共利益、开展民间外交、储存输送人才，其影响之大，堪称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智库是否具备公信力、创新力、专业力和传播力，是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先决条件。
智库的公信力，源于其非营利的本质、独立的地位和客观的研究。
中国智库公信力的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官办智库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大部分民营智库又过度商业化，缺乏高质量研究成果，以及部分智库研究人员受到现实利益的驱使，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观点，严重损害了智库的公信力。要建设大国智库，中国首先需要正视和解决公信力的问题。
智库的本质就是思想的创新工场，需要站在思想领域的前沿，既要有紧扣社会热点的敏锐，又要有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超前意识，随时提供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方案。
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首先要具备战略性的人才储备。智库要研究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则人才的储备应该是一些关于战略性人才的储备。其次，人才多样化。第三，人才高流动性。智库不仅是人才的蓄水池、也承担人才输送的功能。
思想和成果的传播，是一个智库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是赢得影响力的必经途径。在新媒体风起云涌的信息时代，智库要扩大其影响力，已经越来越有赖于媒体传播网络。开放性的传播方式，促进智库国际化的影响力。
总体来说，传播力的塑造应该擅于利用各种新媒体，不但要在主流媒体上经常有自己的新闻与声音，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数字电视等新媒体手段，以构筑自己的立体式传播平台。
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代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国际影响力十分巨大。继货物贸易和资本的国际化之后，全球化进入第三阶段，以资本、人才、技术等的全球性流动为特征，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智库国际化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研究领域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影响力国际化和传播方式的开放性。
全球智库在国际化的同时，也很注重本土化。

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不争事实，但当今中国的崛起，主要还是体现在GDP、制造业、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方面，但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层面的“软实力”则明显不足。
大国崛起必有大国智库。所谓大国智库，主要指与大国实力地位相匹配、能为大国政策外交提供智力支持的一大批优秀智库组成的强大智库体系。
其一，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大进步，越来越有赖于软实力的发展升级，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而智库作为国家智力、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志，正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
其二，崛起中的中国呼唤代表国家软实力的大国智库。2009年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提出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将大国智库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而智库作为政府之外唯一专业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肯定是“储备性政策的研究”中的重要角色。直到2013年4月，习近平作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示，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决议，中国的智库建设才真正掀起了高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即是顺应中国崛起要求的大国智库。
智库是政府外唯一专业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智库未来在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这一领域将会发挥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当然，智库因为其职能特点，还能为政府发挥“储备人才”等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智库是
（一）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
（二）重点领域决策咨询的提供者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者
（四）政策研究人才的培养者
（五）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桥梁
（六）独立知识精英学术和政策建议的港湾
（七）全球合作交流的国际平台

从事“思想”生产和提供新的政策主张是西方智库的核心功能。
而在中国，智库的专家学者也大都是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于社会思潮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智库通过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或自己的出版物，通过举办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参加重要的决策咨询会等形式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氛围。同时，智库用权威性的报告对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引导。
与世界各国的多数智库一样，中国绝大多数智库都以承担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作为机构业务重心，为政府决策制定提供咨询论证；同时，在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提出建议，影响政府的政策。
智库的本质特征是独立性，以影响公共政策为基本目标，因此，一个合格的智库的研究和建言，应该着眼于社会公众的基本利益和迫切需求，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者。尤其是在官方声音受到质疑，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在面对突发事件、热点问题处置失当的时候，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独立性的第三方声音。这时，就是智库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最佳机会，尤其是那些完全独立、具有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机构。
智库的核心之一是研究人员，可以说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智库看作政策研究人才和决策者的培养机构，网罗社会各阶层精英的“俱乐部”，为前政府官员提供容身之地、为新政府输送人才的“中转站”。
智库的发展对独立知识精英群体的培育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智库尤其是独立型智库，未来将会为中国带来真正有价值而又没有利益关联的良好的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加快，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智库也逐渐成为国内国际有关全球化相关问题研究的交流平台。

（一）高端引领是重要前提
（二）要重视推动民间智库
（三）定位与模式是发展关键
（四） 发展国家智库集群
（五）大国智库，也需民营“智造”

智库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首先国家要重视智库发展，在智库发展问题上政府要高端引领，对各种体制智库发展一视同仁，要建立政府公共政策制定需要在思想市场上实行公共政策研究购买服务的政策，要获得国家的智库发展政策支持，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让各类智库包括民营智库也能够公平参与政策和课题研究，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优化智库发展的外部机制和发展环境。
社会和企业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广大舞台，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民间的推动，这与国际上智库的产生和发展道路是一致的。
民间推动智库可以更直接的吸收社会资金研究社会公益项目，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可以吸收大批有社会理想、有创新精神、支援献身公益事业的优秀专家、退休政治家和管理人才。
民间推动智库可以让社会力量参与到智库发展的评价和考核中去，最终成为智库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智库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智库发展需要准确定位，找到合适的发展模式。由于体制等原因，中国智库大多数目前定位并不清晰，也缺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国际智库的发展路线一直是非营利模式，独立于任何机构的第三方地位，专业化的服务水准，为社会和政府做公共服务，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出售思想和影响政策，唯一的目标就是提升自己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产业化发展模式一般会是盈利模式，就要以自身的服务来获得报酬，如同企业一般。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人们一般认为公共服务部门的产业化是改革的误区，因此如何确保智库在市场化运作过程的公共服务性质，而不是成为一个盈利的产业，是智库顺利发展的关键。
中国的大国建设需要智库推动，尤其是新的民营智库的力量。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在中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提升相比，中国智库在软实力方面还远不够，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虽然说中国也拥有不少的官办智库，它们中不少也可以与美国智库“对等”的中国机构，但在智库的国际化和相对独立对政策的影响力而言，还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民营智库还凤毛麟角。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不论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在国际领域，中国都需要对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有建设性的研究，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对智库机构有更多的现实需求，民营智库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智库机构的真正大繁荣大发展，还需要寄望于民营智库的发展。掌握着行政和决策资源的政府，在新的形势下，可以应以更宽松、包容、支持的心态，来鼓励民营智库对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的参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1）民营智库的侧重方向
（2）民营智库与建言献策
（3）民营智库与公共利益

民营经济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在于其在产权机制、经营机制、创新能力、动力机制和功能互补作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更少受到体制的束缚。当今中国智库发展最大的障碍，同样是体制问题。因此，中国应借鉴鼓励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放手发展民营智库。恰如中国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生力军，民营智库也必将在深化改革中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新生力量。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国智库的大发展，中国智库的大发展离不开民营智库的大繁荣。随着深化改革的推进和政府职能的公共化，政府公共决策越来越需要来自民间的智慧和社会的声音，民营智库在中国智库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并与中国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越来越紧密相连。
而民营智库能否大发展大繁荣，决定性的因素有三：
民营智库因其运行的主体来自民间，运行的支撑依靠民资，因此属于非政府类。若按官办智库与民营智库的二元划分，那么民营智库的主体包括两部分，一是依托于大学、科研院所、社科院等机构的高校智库，二是独立型民营智库。
民营智库由于势单力薄，缺乏应有的地位以及资源、信息、资金等，很难与官办智库身份对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府不容易改变传统模式求助于民营智库，就连民众、社会对民营智库也持质疑的态度。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权机制最需要来自民间的思想和声音，但民营智库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下，很难有突破传统思维的空间，更多参与政府决策。官方政务咨询自有行政级别、学术地位、专家团队以及影响力等都声名显赫的官办智库来担任，几乎不太可能让民间来参与。
一些高校智库运行的力量虽来自民间，无法与中央党校、国研中心等官办智库抗衡，但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而民营智库在民营智库中，无论是地位还是力量，都属于最微弱的群体。民营智库要想发出智慧的光芒，必须另辟奇径，走特色道路，引起政府的注意和重视，引起民众和社会的支持。
存在即合理。只要选对政策研究侧重、选对方向，真正是在为科学决策建言、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代言，民营智库必然有其发展的春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中国越来越需要不依赖于政府和任何集团利益、独立的、能代表公共利益的声音，这就最需要民营智库的民间思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转型升级需要民间智慧和更多的智慧。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方式加速转变。未来拼的不是劳力，不是产品数量，而是科技和人才，是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将伴随着的思想智慧的百花齐放，因此咨询公司、民营智库、人才中介、科技中介等将成为中国智慧产业的生力军。
其二，中国的政治文明需要民营智库参政议政。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权高度集中，能够过问政治的不是官员也是“客卿”、“幕僚”或“智囊”之类，一般普通百姓根本干预不了政策，其声音很难到达官场并能触动上层进行变革。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应该是我国思想智慧产业发展的春天和里程碑，它开启了人们禁锢已久的内心，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智慧、尊重科学技术、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政治文明摆上了重要地位。中国在政治文明的道路上更加趋向于民主、协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习总书记也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更是对智库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个繁荣的国家需要繁荣的思想，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更需要不同的声音参与到政治上来，参与到政府决策上来。在官方的声音、官办智库的声音越来越受到质疑的信息化时代，民间声音、草根思想更容易接近本质和事实，往往能反映出最广大的最根本的公共利益。尤其是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热点问题需要澄清事实和解读的时候，社会也愿意倾听有公信力的非官方的声音。
正是在政府最需要民间思想的背景下，民营智库开始从灯火阑珊处走向思想市场的繁荣、辉煌和荣光。最近一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都对建设新型智库做出了重要指示。这预示着，中国的智库发展即将迎来美好的春天。
那么，中国的民营智库如何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发出中国好声音？
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坚守民营智库的安身立命之本，最为重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思想独立，力排利益干扰，注重专业化，影响和推动科学决策；
其次是民营智库应选择好研究方向，提出的观点、思想和主张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对政府和学术界以及公共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有那些对政府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共生活产生影响的专业研究机构才称得上是智库，一个合格的智库必须对社会发展担负起公共责任；再次，是要有“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意识；最后，是要走向世界，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影响力。

1.建立百花齐放的智库格局体系
2.研究定位：战略性长期问题
3.加强中国智库的社会舆论引导功能
4.将人才储备和旋转门纳入智库功能之中

中国智库的建设一个是中国智库格局问题。中国智库的95%是官方智库，在决策当中起主要作用的也是官方智库。所以，现在中国智库的格局是不均衡的。就像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任何私营企业一样，智库之间缺乏竞争就会存在问题。
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的智库应该是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的支持和一些可发展的环境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如果思想市场形成，中国智库格局体系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局发展的态势。
西方智库在定位于功能上，明显不同于企业的特征，便是其研究的战略性和长期性。同美国智库一样，中国智库的作用应该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这是智库的基本定位。研究具备战略性，就意味着研究成效具有长期性，无法用短期的评估机制评估成果和作用。因此，定位战略性的同时，智库的内部或外部，应建立起相应的长期评估机制。同时，人才的储备方面应着眼于战略性人才的储备。
启迪民智，是智库的重要功能。中国智库在引导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这方面做得还够，跟西方非常重视媒体网络的传播相比，我国相对较弱。目前，大多数智库的宣传渠道仅限于机构网站和活动，如成果发布时的媒体宣传或研讨会、论坛，这些宣传仅仅是对研究成果的侧面宣传，引起公众瞩目的效果十分有限。许多民间智库机构，甚至没有足够的办公场所，在居民住宅中办公，更没有人力财力建立网站和使用新媒体。官方智库不缺乏经费支持，但由于其功能设定的单一，即只需要完成政府课题任务，提供决策建议，往往缺乏引导社会舆论的动力。
西方智库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影响决策，但是对中国智库来说，其服务的政党相对稳定和固定，从而有更好的直达的通道。尤其是官方智库，与政府的“距离”更近。因此，中国的智库更应该倡导人才的旋转，人才的旋转也更便捷，智库之间体制方面没有多少跨度，可以实现智库人才和党政行政单位人才的互相交流和流动。

1.尽快发展思想产品市场，开放研究共享平台
2.完善智库内部的管理和机制
3.鼓励不同性质的智库发展，扶持民间智库

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和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严峻挑战。中国智库要真正成为一个制定政策的推动力量，不仅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应该鼓励更多的智库保持独立性、民间性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本土智库不能把视野局限于国内，要打造真正的中国国际化智库，要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为尽快推动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需要首先解决好以下问题：
对当下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的中国来说，智库群体权威的专业能力和独特的战略眼光，将成为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各种问题的重要辅助工具。科学的公共决策，通常是多个视角、多个角度碰撞的结果，“多元”则意味着选择的机会增加，更为决策优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岁老人科斯敏锐地指出，目前中国缺乏思想市场，使得偏激和错误的思想容易侵蚀市场经济的根基，导致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由于缺乏思想市场，没有多样性思想存在的保障，就没有化解偏激和错误思想的解毒剂，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因此，要形成有影响力的智库，要想真正发挥影响力，不仅仅要从智库本身发展努力，还要大力发展思想市场。智库的学者们应有勇气发表观点，而不是作为政府的传声器，也不是揣测领导的意思而发言。从社会角度来看，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观点，鼓励不同的观点。只有社会有宽松的自由思想市场，能够形成并容纳多样化的思想，只有存在多样化思想根基，才能激发创新思想，才能形成多元化的、更有影响力的智库，才能让国家的决策更加科学化。
现在我国无论是以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因为地方以各省市的研究中心为主导，但是它相对封闭，各自为政。现在在国家层面上，官方智库层面上没有形成一个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紧密的联系网络，更不要提在社会的民间的智库和官方智库之间的网络和共享平体，这种智库的共享、交流、共通，应该加强。
智库尤其是民营智库难以与政府展开有效“对话”的主要因素有二：其一，沟通渠道的缺失。一些高校研究中心和民间研究机构远离政府，没有有效渠道反映自己的研究成果，即使他们向一些地方部门建言提议，也难以上达至决策层；其二，决策层的“兼听”机制不健全。建议加强对政策咨询工作的重视程度，把预案研究纳入规范的行政程序。2010年，北京市人大首次尝试法规预案研究机制，在立法项目草案起草前，首先委托专业学术机构，对立法的必要性、科学性以及可操作性进行研究。引入专业机构，可以节约决策资源与决策成本，提高决
首先，智库必须有自己的经费来源，与政府部门在经费上实行“断奶”，方能独立成长，经费的依赖性会造成咨询工作独立性和客观性的丧失。部分官方智库保留事业编制，很多脱离体制内的智库，如社科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关键的管理层人员依然保留行政级别，研究人员薪酬体制也仿照事业单位进行，薪酬待遇较低，对人才吸引力不强。要增强研究人员积极性，需要改革内部薪酬机制。
其次，智库必须有独立的人才管理权，过去那种编制内的人才管理方式，由编委定编，政府提供薪金，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也使智库的研究人员容易懒散，不易激发创造性，而且也形成了不习惯于提出新见解的弊病。在科研的机制方面，要打破一些以部和单位为单元的研究机制，转向以项目和专家的项目引导方式，把人才集聚起来；打破学科界限，跨所甚至跨单位，跟国外机构合作。在人才管理方面，突破人才流进流出的方式，适当引进国外的人才，还可以建立一个国外专家库，实现智慧的共享。
再次，智库必须有独立设置课题的自由权利，那种指派性的课题，由上面组织评审的课题的审核方式，严重地限制了智库的发展，卡死了创新的课题设置，也卡死了创意性的咨询研究，这对智库来说是致命的。成功的智库，在咨询的课题上都是有充分的独立性的，它们对课题的设置不是由凌驾于智库上的政府部门指派的，而是面对市场，面对社会热点问题，面对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设置的，智库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也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智库的发展方向，智库只有在充分的市场运作体制中才能真正的健康发展。
中国智库有必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现在中国的智库其实已经呈现出组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座的各位专家都是来自于不同类型的组织智库。除了事业单位型的、高校型的，还有民间智库等主要类型外，中国还存在混合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即民间智库有官方背景。

（1）完善智库发展的法律政策，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2）要形成允许智库做出独立决策的政策环境。
（3）探索稳定的支持机制，促进智库可持续发展
（4）建立智库经费支持的渠道，鼓励企业捐赠智库事业

为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快发展，应为智库作用的充分发挥营造更为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对于民营智库，除了要给予合法的地位、保障其正常活动之外，还要畅通其研究成果的发表渠道。当前，我认为最迫切的是以下两方面：
首先，要明确民办非企政策研究机构的法人地位。
民办非企业与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是由原“民办事业单位”转变过来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就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发改委主管下的民办事业单位)，但从《民法通则》规定的四类法人(机关、企业、事业和社团)中无法找到与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智库对应的法人形式的相关规定。这导致了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智库的相关民事责任规定无法明晰。
目前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通过对制度的规范为相关智库提供法律的保障。具体来说：对于已有的社会共有财产，应该完善民法对法人类型的规定，确立非营利法人制度。明确民营智库可以以非企业法人的身份接受由企业和国内外个人捐赠的资产用于机构未来长远发展。
要使智库敢于谏言，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就必须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独立的声音不一定是反对的声音，科学决策需要智库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受影响地做出判断。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对国会内部的各种委员会、理事会和专家组等（统称为咨询委员会）就规定，“保证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不会受到提名机构或特殊利益团体的不合适的影响，而是出于咨询委员会的自身独立判断”。
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智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等方面。中国也应该借鉴这方面的经验，需要从法律、政策和资金对智库给予大力扶持，鼓励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机构的捐助。要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智库获得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改变官办智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
官方智库存在财政的支持和监管，如何用好经费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很多智库按照行政单位的管理体制进行管理，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并不符合研究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用起来非常麻烦。例如，进行国际交流，许多人因为经费的限制出不去。再例如，有的研究员两年才出一次国，限制了很多国外交流。相对来说，民间智库的经费使用比较灵活，但经费来源比较困难。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适合智库发展特点的经费支持的渠道。
另外，我国的社会文化也存在一定问题。我认为，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希望学校、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完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事业也一样是做公益事业。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但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政府应该宣传智库事业的重要性，引导企业家捐赠帮助智库事业发展。

（1）支持对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发展
（2）培育智库国际化人才，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

要提高话语权，首先是要在引导国际言论上更加积极，其次是要打破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垄断，释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空间，再次是应注重对西方智库的学习研究，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反馈于引导，最后是要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加快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与“走出去”战略。需要特别之处的是，民间话语的兴起对中国在国际上夺取话语权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可以扭转精英们单独作战的不利局面。因此，代表民间智慧的中国民营智库，将在中国决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在未来十年内，着重培育智库的国际化力量，可以制定国际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扶持发展的政策方针。
智库国际化人才缺乏是制约智库国际化发展的首要因素。政府可优先支持智库的国际化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体制内外的流动的限制，构建可促进学界和政界之间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目前北京已经探索设立一些固定职位给学界，促进政界与学界之间的交流。下一步可以考虑把相关探索成果制度化，例如把政府相关政策研究室部分要职提供给学界代表来担任并定期改选；或考虑副局级调研员中部分职位由学界代表担任，并规定他们不能参与更高职位的应聘。这样，不仅可以及时向政府中输入一些新鲜血液，而且可以增进智库与政府的沟通。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中国社会各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智库机构。作为穿行于东西方智库丛林的思考者、探索者和实践者，在欣喜政府、媒体终于如此高度重视智库，肯定智库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之余，
中国智库在提供创新性、前瞻性思想的提出方面，还有相当不足。即使在“智库的天堂”美国，尽管智库成员当中有许多未来的或过去的政府高官，但之所以能拥有自身的影响力，本质上还取决于他们所能提供的“思想”和“智慧”。。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的进步举世瞩目，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国际贸易国。然而，这些成就仅仅属于过去三十五年，属于硬件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还应该包括软实力的发展，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治国理政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如果中国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各方面贤能达人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化。
虽然中国有着与西方有不同的国情，中国有着西方所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效率，然而，如果决策不够科学化，“集中力量”所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能影响正确政策决策的智库专业研究机构。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和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严峻挑战。中国智库要真正成为一个制定政策的推动力量，不仅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应该鼓励更多的智库保持独立性、民间性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本土智库不能把视野局限于国内，要打造真正的中国国际化智库，要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国际化智库，是中国智库发展当中最大的缺陷。在中国具有广泛海外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智库必须像中国企业一样走出去。例如在“马航失联”事件、南海安全、朝鲜核试验等问题，甚至在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预测方面，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告。
大国需有大智库，在中国的大国崛起过程中，有国际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国际型智库绝对不能缺席。如果有一天，从小到个人投资，大到国家产业发展前景的国家大事，再到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大国外交关系等国际风云，都有中国智库及时发声，而且是具有国际公信力、影响力和独立的智慧声音，或许到那时，中国就真正实现了大国崛起。
强国须强智，智库正当时。智库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崭新领域，也是一项最具意义和价值的全新事业。打造一批世界瞩目的国际型智库，帮助中国更好的进入“智库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