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2014年8月6日自从1996年底赴新加坡工作和研究，直到今天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学者郑永年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内部转型和外部关系，以及中新两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中国向新加坡学习持支持态度的代表学者之一。
近日，郑永年教授特别接受《凤凰周刊》专访，对中共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国发展的方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向新加坡学习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察。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2013年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海内外媒体和观察人士一直试图描绘未来5到10年中国内地的改革路线图，包括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在内的众多媒体，均根据中共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透露的信息，做出了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判断，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中共高层公开作出这样的表态，中国对新加坡模式仍然感兴趣吗？
郑永年：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学习。作为一个“学习型的国家”，中国现在所取得的成功，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就曾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开始改革的国家之一匈牙利学习，也曾经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后，向日本学习。真正开始学习新加坡，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而这也是中共领导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作出向新加坡学习的表态。此后，学习新加坡模式就大规模展开了。
如果你问我，今天的中国会不会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来指导本届政府下一步的改革，那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年（1992年）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新加坡，他想解决什么问题，现在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如果还没有解决，中国当然会继续向先进的国家学习。而只要新加坡经验与其他国家相比，与中国更有相关性，那么中国就会继续学习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回答是：Yes！中国肯定会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新加坡模式对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历届领导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本质是希望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可以较好地解决“发展与秩序”的问题。
“发展与秩序”可以说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一对矛盾。直到今天，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国家例如泰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等，虽然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了发展，但是有效的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和无序民主间徘徊；而另一些国家，特别是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如朝鲜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则是有秩序，无发展；还有些国家甚至既无发展也无秩序。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国家少之又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少数的几个典型。
新加坡模式中所有易学的都已学完，现在已经进入难学的阶段。
记者：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对新加坡学习的成果？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新加坡的评价是：经济发展很好，社会管理的也很好。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既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要学习制度建设。
但是后来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止），经济发展逐步被放在主导地位，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则停滞了。
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确实从新加坡借鉴了很多。自朱镕基总理以来开启的国企改革，国有企业为提高竞争力，一直试图学习淡马锡的管理模式。
金融体系改革也向新加坡学习了大量的经验。如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逐渐向一揽子货币政策转变等。
在打造工业园区方面，中新两国政府层面的合作项目更多，从最早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到后来的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新川创新科技园等，各地不断有工业园项目落地。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到处都可以找到新加坡的影子。
至于地方层面的学习就更多更细致了。上海曾经在90年代的住房改革中借鉴了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后来为控制机动车增长，又引入了新加坡的车牌拍卖制度。还有些地方政府更是整体地向新加坡学习，如广州，一直以新加坡为模仿和赶超对象。
说到整体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想向新加坡一样成功发展，要硬件软件一并学习，而且软件更重要。也就是说不应仅仅学经济发展，更要学制度。
虽然中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但是要把学习的强烈愿望转化成实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与秩序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中国在学习时，则把二者相对分离开来了。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各级政府仍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强调不足。
记者：所以您认为中国接下来将会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秩序？
郑永年：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与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不同，是分三步走的，先进行了经济改革，然后开始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发展，接下来要学的，正是如何建立起秩序。如果秩序跟不上，也会制约发展。
新加坡的秩序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既拒绝西方的福利制度，同时又把社会保障做的很好；它没有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它的法治、透明、廉政以及公务员建设，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新加坡模式也是通过不断地向外国学习，再结合本国特点而形成的。
现在中共必须要做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秩序建设也跟上来。当然，对新加坡的这种学习不应该、也不会是照抄照搬，而是将结合中国自己的特点。
记者：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60条改革方案中，有多少是在借鉴新加坡？
郑永年：很多。例如学习淡马锡模式进行国企改革。对中国国企来说，淡马锡模式最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市场化而没有私人化。不过可惜，目前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只学到了淡马锡的组织构架，他的去行政化、公开透明等内在精神仍未学到。
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会继续学习淡马锡模式，并且很可能加快地学，因为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
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工作也在向新加坡学习。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是，反腐首先要权力集中。新加坡只有贪污调查局一个反腐败机构，却将政府管理的那么清廉，原因之一是其高度集权。虽然中纪委目前正在这样做，但我觉得仍然较分散、内部划分比较多。
记者：说到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媒体曝光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鹤等人提出的“383改革方案”曾经明确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不过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去掉了这样的字眼，这是否说明中国对于公开学习新加坡模式仍持矛盾心态？
郑永年：“383”方案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未来改革的民间版本，而三中全会公报则代表了整个领导集团的妥协。
要知道，说学不一定真的会学，说不学也不代表没有在学。例如中国保障房建设，就是学习新加坡经验失败的例子。虽然中国在住房改革中一直号称学习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让多数人都买得起房，但实际上，却在实行土地财政，走房地产治国的道路。同样情况的还有公积金制度。
这也说明，学习新加坡模式，应该学的是精神，然后结合本国的特点进行创新，创新很重要，如果是简单的模仿，一定会失败。
记者：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还很表面？
郑永年：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新加坡模式中比较容易学到的，也就是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学过了。现在到了要学习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制度以及探索精神。我们需要时刻问自己，新加坡模式是什么？我们要学哪些？要怎么学？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东西中国政府还没有接触到实质。
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而建立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继续崛起。
文章选自《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