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谈香港管治历程:事不做绝 族群共存

2014年7月3日

    今天的香港也许不是中国族群最多样化的城市,但肯定是族群融合最好的城市之一。除了弱势群体不断的抗争去争取,统治者的治理技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以香港的经验,那就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要建立基本的信任,比如,不去触动各族裔的信仰、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在经商业务方面,给他们基本的自由空间,使他们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还有,有一套值得信赖法律体系,让每个人对平稳的秩序有预期。

  在亚洲范围内,香港对弱势群体的治理算不上最好,还比不上台湾,但由于160年里作为国际性的开放城市,香港容纳了来自各地的移民类别繁多,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英国人管治香港时期用很少人统治很多人,很少发生大的社会冲突,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于香港,外地人常有这类疑惑: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人没有普选权,议员大部分也非民选,为什么那时可以接受?还有人说,在很长时间里,香港公务员贪腐也很厉害,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并有效运作前,连消防员救火都要行贿,香港法治其实也没多久……这些都大体符合史料,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遭受多种歧视,不同族裔之间地位不平等,权利也不平等,香港社会也因此抱怨多多。

  1997年前香港华人受到的文化和经济上的歧视有诸多方面。香港华人普遍用广东话交谈,较好的学校里用的课本多是英文,越高级的学校英文课本用得越多。但绝大多数学生课堂之外并不说英文。由于口语与文字脱节,大部分香港华人写作既不善于使用纯正的中文,也不善于使用纯正的英文。这种情况,就职于普通行业可以,进入高级专业领域就不够了。香港的管治系统都是以英文为工具的,很多华人因此被排斥在高级职务之外。

  英国统治时期,招徕很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南亚人。这些人来香港几代了,广东话也能讲一点,但不太能读中文,能写的更罕见。他们绝大部分只能做技术含量低的劳工,拿低收入,只有极少数才经商成功很富有。不会读写中文,很难被招聘进大中型公司,香港毕竟是华人社会。他们近年来抱怨政府没有为他们的孩子学中文提供足够的资源,致使年轻的南亚人失业严重。在香港谈到少数族群受到不公平待遇,多半是指这些。

  重庆大厦在国际上极有名,里面的廉价旅社住着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客,以南亚和非洲人为主。此外是开餐馆和销售店的,大多数业主也是南亚族群的。“国际倒爷”们以此为中转站,把华南地区的商品送往半个世界。这里面的南亚非洲人只要是合法身份的,十几年后就能发财致富。他们是中低级全球化的活跃推手,不太存在族群融合的问题。

  历史上还有越南船民问题。越战后,1975年有近四千名越南人避难进入香港。后来香港成为“第一收容港”,到1980年超过10万越南人进入香港。1975年至2005年,香港总共收容了超过20万名越南人,其中14万多名获得外国收容,6万多名被遣返。至2005年年底为止的30年来,只有1300多名以难民身份获准在香港永久居留。这主要是跟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相关;在1970-1980年代,香港周边的地方都比较糟糕,香港才承担了这么多的责任。联合国难民署还欠香港大笔钱,但因为留下来的人少,没造成大的族群融合问题。

  总的来说,香港的华人和少数族群在1997年前虽然也受不同程度的歧视,但情况没到很糟的地步。英国人的统治和日本侵华的统治方式不同,在日据时代,香港人也是亡国奴。在英王治下,虽然很多方面是二等臣民,但香港华人却是享有基本人权的。少数族裔也大体一样。法律框架约定了一个文明底线,保证了香港各族群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空间,享有经商从业的自由,否则英国的统治不会那么安稳。

  连华人高级知识分子也会长期受到制度性的歧视。在高校里,比如在福利待遇和住房上,华人教授都远比不上洋人同事。这个制度是挂靠在香港政府待遇体系上的: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统治阶层必然是来自宗主国的洋人,他们必然要获得顶级待遇。香港的高校作为政府资助的公立机构,其教员福利就依照公务员体系,洋人一等,本地人二等。但英国的统治在其他方面并不严苛粗暴,本地人尚可忍受这种软性的专制统治。给华人教员的待遇虽然比不上白人的,但也有契约的保障。

  殖民帝国曾经有两种护照,一种是英国本土居民的,一种是海外殖民地居民的,二者最大的区别是永久居住英国的许可。1997年回归谈判时,香港华人1997年后就能拿到新的特区护照,但中国不愿意给非华人特区护照。特区护照目前可以全球免签150多个国家。英国也不肯给香港的非华人英国本土居民护照,只想保留他们的海外居民身份。英国那时的人口不过五千多万人,如果都变成英国本土居民护照,承受不起。当时很多人为此游行示威。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无法消除种族性的歧视,但他们做得比较聪明,除了上面说到的给被统治者基本的人权,统治阶层还挺注意自己权力的行使边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会去触动殖民地各族裔的信仰、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在经商业务方面,给他们基本的自由空间,使他们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同时,他们使用来自英国的那一套法律体系,给当地人提供了平稳的秩序,而这是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市认可的公共行为规范。

  他们还非常善于吸收和培养当地的精英分子,把他们送到英国留学,然后容纳进香港的治理体系。英国文明是现代世界的主流文明,其生活方式、价值理念,都被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上层社会认同。

  这套系统对于当年香港居民还是很有些吸引力的,觉得跟它连在一起,未来总会更加开明进步。英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巧妙,即使是后来已经独立的国家,其精英阶层还是继续把孩子送到英国去受教育。巴基斯坦、印度都是这样,他们对英国的法治和商业文明,有根深蒂固的认同。这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有一种基本的信任,省去了强力镇压的必要。

  此外,英国几百年在全球搞殖民主义,管治过各种族群,练出来很多人才,知道怎么去跟当地人相处。二战后,大多数殖民地都独立了,于是大批的管治人才来到香港,提升了治理的水平。

    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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