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需要新标准体系战略——第二届“战略思维高层论坛”发言辑要
2014年6月30日2014年5月30日，第二届“战略思维高层论坛”暨第三届“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在中国科学院科研楼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商可持续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务实提出和讨论对策方案。
段培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当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经济转型的后续动力；二是某些环境负载达到极限状态，直接威胁国民健康；三是产品质量特别是某些关系国民健康和权利的产品质量挑战法律、道德底线，威胁国民的生存和公共生活。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体系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针对上述挑战，确立包含经济绩效指数、环境绩效指数和社会责任评估指数的新标准体系，改变评价体系或全或缺、畸重畸轻的局面，以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综合评估。该体系应覆盖国家、区域、企业三个层面的行为主体。鉴于国家在推行绿色GDP评价体系中的经验教训，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复杂性系统模型尚未形成前，可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别形成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评估体系，由执行主体在实践中予以综合。
新标准体系战略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规范性治理的要求，要求法治进程的相向而行。不仅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而且需要评价主体、机制和运作的法定构架。
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和民众需要做好迎接中速增长的准备，更加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协调发展。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十五”至“十一五”时期是超高速的，“十二五”以来是高速。人们在发展社会经济时习惯于指数增长，但是指数增长具有欺骗性。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能源、矿产、淡水、国内外市场、环保设施等难以得到相应的增长，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就业率问题。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都使就业率增长受限。解决该问题应改善企业的规模结构，在发展大企业的同时尤其注重对中小企业的培育；改革教育体制，培养技术型人才及中高层次人才，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着重发展社区服务业，发挥服务业的就业优势；大力建设新农村，吸纳广大劳动力就近就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为保证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实行节约资源的全民行动和全民教育，适当降低城市人均用地标准，建立城镇用地经济密度指标和区域性国土开发强度指标。
艾博思（Robert G. Eccles，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可持续发展及报告标准协会主席）：
中国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应该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为此，可以实行三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中国企业应采用整合报告这种评价体系。简单来说，整合报告要求企业在报告经济状况时必须列出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整合报告评价体系是在2013年12月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宣布的“国际框架”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有几个原则，如战略重点和未来方向、信息的联通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重要性原则、简洁、可靠性和完备性、一致性和可比性。第二步，公司的董事会必须发布年度重大事项和公众影响说明。通过这个声明，企业展示出自己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人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企业支持了哪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三步，企业的高管们可以使用新型管理工具——“可持续发展价值模型”，来确保投资的正确性。这样既满足了企业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又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基于中国对可持续发展价值的认同，中国企业采取上述三步走的措施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并应在这一过程中寻求最好的实现形式。
张伯赓（Julian Chang，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副院长，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可持续发展必须放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解读。全球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核心挑战：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形成生态赤字，必须尽快做出真正转变。人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大量消耗全球自然资源并不断制造垃圾的基础上，消耗和污染的速率已经远超过地球生成资源和化解污染的速度。
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三步互动过程推进可持续发展。一是意识的警醒，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必须为全民所关注；二是在整合中改变，使国家、企业和社会融合于可持续的整体进程；三是评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际成效，形成发展机制。这三步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全球层面，各国要致力于为所有公民创造更好的环境；在企业层面，在盈利的基础上追求员工和顾客的满意度；在个人层面，每个人要增强对周围环境的意识，学会和唯一的地球和谐相处，以观念和行动来推进可持续发展。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人不仅是我们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因素。当前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人”的不可持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问题。首先，中国的高层次人才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的高层次人才面临着“出得去、回不来、留不住、不重用”的状况，使中国成为长期以来的人才输出国，形成巨大的人才赤字。其次，中国的教育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与国际相比有很大差距。再次，中国的产业发展不可持续。老一代农民工难留城市，新一代农民工尚未真正形成。这导致低端制造业不可持续，但高端制造业又缺乏人才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任务艰巨。
我们至少要采取三方面的对策：其一，加紧制定完善中高层次人才具体政策，尤其是签证、移民等方面的政策。其二，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其三，逐步放开城乡二元体制，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提升产业层次。
诸大建（同济大学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基于生态限制原则的可持续发展的包含模型，以此确定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创新的目标、原则和路径。通过这一模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六个五年规划中经济、社会、环境三类政策的比重和关系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中国单项政策倾斜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是发展的主要内容。1992年中国参与21世纪议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始在理论上注意到三个支柱的发展，并在2001年的“十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思想，在规划编制中逐步重视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2006年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普及与深化，中国的五年规划政策有了环境引导发展趋势，但是在理论上仍然停留在并列或者融合的论述上。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开展基于包含模型的政策理论、指标和工具研究，以便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真正能够走向有强可持续性特征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以此为基点，中国未来发展要努力实现两个意义的脱钩。一是在经济增长达到3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成果应该更多地转化为社会福利；二是经济增长要注意与资源环境的消耗脱钩，即以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未来基于可持续发展包含模型的政策创新方向。 （王甜甜 刘欣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