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庆：我的教育情结
2014年5月30日2012年，麦可思获得了腾讯“2012年度教育致谢机构”奖，同时获奖的还有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研究与公益机构及部分媒体。这是对我大学毕业30年的一个纪念。
香港科大创始校长吴家玮的夫人问他：“科大能够找到比你更合适的校长吗？”吴回答“不能”，又问“这次最有意义和挑战的机会放在面前，假如不去，20年后会不会后悔？”“我想会”。于是两人扔下三个长大的孩子，携幼女，回到当时许多人争相离开的香港。之后，吴家玮用20年将香港科技大学建成了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打造了奇迹。相比之下，我要坎坷更多。
高考改变命运
抗战时期，我的父亲背着行李，从内乡走到南阳，从南阳走到郑州，从郑州走到西南大后方，靠着战时的大学救济，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最后定居在四川，才有了我的城市生活，才有了我在高考恢复后读大学。普通人要改变命运，接受教育是和平年代的唯一出路。
父亲作为大型国企的总工程师，文革中受到冲击去世了。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开始着手准备考试。然而，距离高考只剩两个月，别人都在冲刺，名义上念过一年初中的我刚刚站在起跑线上，我考上了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在“子承父业”念头的促使下，我选择了材料工程这个“自己从来没喜欢过”的领域。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一年助理工程师，报考了研究生，顺利进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工业经济学专业。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初期，国家十分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我感到这将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专业。1990年，我飞赴美国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获得了数学的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华盛顿州这家中心主要研究吸毒人员、精神病人以及单身母亲等弱势群体在得到治疗和救助后的再就业状况。在美国，很多社会组织愿意出资请第三方机构作跟踪调查，以监督政府的有关救助政策是否得当、资金使用是否有效。
艰难创业路
事业成功是要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而我这种人才在美国太多，留在美国可有可无，回到中国可能发挥能力。我一直专注于教育和就业问题，于是想把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和自己多年积累的研究经验用于国内。
2006年，我年满52岁，从美国回国创业，被媒体戏称为“年龄最大的海归创业者”。2006年10月，麦可思公司成立了。取名“麦可思”的涵义很简单，就是My China Occupational Skills（我的中国职业技能）的缩写，非常中国的英文名字。我开始了创业之路，当时所作的高校管理咨询产业在国内尚是本土公司的空白。
在最初的三年，麦可思出去开展工作都是公益性的，我带着大家作全国、各省的大学生就业研究，然后再把调查报告免费送给各省。公司几年只花钱没收入，作为老板我差点崩溃了。我相信，麦可思做的，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有人做的关键工作。
最困难是2008年，说好的第二笔投资款没有了，开支又上去了。我对天亮又爱又怕，爱是因为天亮了可以享受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怕是天亮了就要面对现实，要给职工发工资，还怕天亮打开E-mail，看见又有员工辞职了。
2008年发生了IT团队集体辞职一事，团队辞职的理由是太累。但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不看好这个公司，他们觉得这个公司不赚钱，看不到将来。员工辞职了就招人，又辞职了，我又招，就这样周而复始。遇到没钱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钱就去找朋友借。从2006年到2009年，通过借款和投资支撑，麦可思步履艰难地走了过来。
2009年，创办近三年的麦可思公司终于有了第一笔进账；由麦可思公司编写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顺利发布，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就业蓝皮书”，这本书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金融危机开始，全国重视大学生就业了，一些高校付费请麦可思作数据分析。至今，麦可思团队为中国各级政府教育与人力管理部门、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四百多所高校提供数据为依据的分析。
民间智库也是大脑
在美国，众多的民间智库对建立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公信力极其重要。目前麦可思公司的研究成果已被政府、高校、企业和学生普遍参考，也被称为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的第一品牌，这是中国民间智库的荣幸，社会在重视和呼唤着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
在国外，社会问题的民间研究机构代表着公正、权威和专业。中国人不相信民间研究的公正和权威，说到底是不相信中国专业公司的专业和道德素质，这恰好是中国创业人、商人和民间研究机构最需要的品质。
情况正在改变，一些顶尖学者、海归教授成立的研究公司，已经在中国崭露头角。业界认为麦可思公司就是中国就业研究方面最好的团队之一。
在中国，科学研究常常受到“出身”的纠缠，民间研究机构总想挂个官方协会的牌子或弄个国营大学的帽子戴着，在发达国家，国营研究机构没有民间同行的声誉好。单靠国营是做不好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放开了民营经济发展。同样，如果能够放开让民间智库发展，中国的成功就不只是经济肌肉，而是智慧脑袋。没有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一个大国就只有半个脑袋。
麦克思与大学教育改革
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问题愈发严峻，已成为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大问题。其背后的症结究竟为何？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体制问题，高校应注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但目前中国高校仍处于计划体制之下，缺乏足够的自主办学权及对人才市场的敏锐度。
在对中国数百所高校毕业生作了七年的就业跟踪调查后，我认为，要解决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国家短期内应在现有计划招生体制下做些改进工作，如按专业的失业情况，建立“三级预警机制”；政府应打破高校的计划体制，给予高校自主办学权。同时，高校市场机制的建立还需以透明的市场信息为前提，应由民间第三方机构来监测高校的就业情况。创办麦可思正是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国大学的教育改革，帮助年轻人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一些中国的朋友向我咨询有关孩子上大学的问题时，我说“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就让孩子到国外留学吧。因为国内高校的体制改革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效。”给出这样的建议时我怀着一种两难的心情：出国念书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国家却意味着人才的损失。中国必须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否则人才流失的现象将越来越严重。海归选择不同的方式服务中国，对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创业更多的是从某一个方面改变了国家的某一项服务方式，例如百度引进了搜索引擎，我们引入了高校咨询管理。
有着劳动经济学专业背景，并在美国有多年就业研究经验的我，正带领着一个年轻的团队，在“高校管理咨询”这个全新领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者、研究者、消费者提供帮助，推动着中国的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我原本打算只做几年，现在看来一时停不下来了。
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画：一个七十多岁的健硕老人赤裸上半身，轻松地拿着一对哑铃，面带微笑，目视前方。如果不看那张沧桑的面庞，很难想象画中人是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画面正下方有这样一句话：衰老并不意味着憔悴。我希望能像这个老人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精力旺盛、充满活力，以一颗年轻的心，盘算着五年大计、十年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