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现在是发展民营智库的最佳时机
2014年5月30日在西方，智库是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形式。布鲁金斯智库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每年收到的捐款达到2亿美元。它接受捐款非常讲究，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捐，需要首先排队，然后从中挑选出有理念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意识是近一二十年培养起来的，捐款领域主要集中在硬件上，比如助学和救灾，但对软件的捐助意识还不够。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从硬件捐赠走向软件捐赠，需要对他们进行智库启蒙。
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年到1979年的第一个30年，主要目标是发展政府体系，1979年到2009年的第二个30年，主要是发展市场体系；而从2009年开始的第三个30年，我们要发展社会管理体系。智库正是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质是政府非常强势，其下各个机构、部门和街道，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使得政府决策非常充分，但缺乏民主机制，这就凸显了智库的重要性。在国外，政府决策是多个政党博弈的结果，但中国在民主协商之后，具体决策时只有一个政党，如何使决策民主化、透明化，需要一个有力的代言人，需要通过智库中转。
在中国，智库由于受到太多官方背景的政治约束，独立性很弱，原因在于，理应由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包括智库的服务，但这在中国却是个瓶颈，导致智库无法获得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在西方，智库是除了政府、国会和法律之外的第四力量。中国要想突破瓶颈，从根本上避免决策失误，就必须大力发展第四力量—智库。???
作为一个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国际研究院有两三个研究智库的平台，目的就是通过打造智库组织，以更多地影响政府决策。我们为政府提供过很多建议，包括千人计划、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海归如何创业、中国的绿卡、人才签证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国人才政策。今后我们还会进一步扩大对政府的影响。
智库主要围绕政策展开研究，其建议能影响政府，这是智库的第一个功能。政策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是政策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且，中国的法律尚不健全，许多事必须依靠政策。但是，错误的政策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政策出台前需要反复论证和前后比较，再经过很好的概括，才能产生一个好的政策。在政策论证方面，中国现在做得还比较差。
可以说，智库的主要目的就是影响政策，如果不能影响政策，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价值。但在影响政策的同时，智库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影响政策不是唱赞歌，也不是迎合政府，而是要根据国际国内情况提出独立科学的政策建议。
智库的第二个功能是储备人才。西方智库为政府提供人才，中国的智库现在还不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我们可以观察和学习。智库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教育和影响大众。智库的所有报告都是公开的，会在网上公布，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
与咨询公司相比，智库的咨询服务比较少，因为这不是它的主业。智库主要是做研究，每年出台很多研究报告，然后向社会公开。智库有时也承接一些政府研究课题，但都是与政策相关，这可以视作为一种政策咨询。咨询公司主要为企业做咨询，但智库不会直接为某一个企业服务。企业的研究课题是微观的，比如人力资源管理，智库的研究则针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它是客观的。
智库的专家构成非常国际化。智库的发起人有的是学术背景，有的是政府背景，还有些是企业家背景。比如布鲁金斯智库的董事会主席是个企业家，其总裁则是从大学出来的政府领导。所以智库的人才是跨界人才，强调团队配合，搞纯粹的学术研究，在智库是行不通的。
某种意义上，智库就像一个很好的中转站，有些人会在智库待上一段时间，然后转到政府部门工作。这种情况在国外很普遍，包括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尤其是美国最多。?
对于智库，政府实质上也是有需求的，但还属于一种内部需求—内部机构总是需要揣摩领导的意图。事实上，中国更应该鼓励的是独立的民营智库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政府太强势，所以需要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阶层站出来说话，他们再不站出来，就没人敢说话了。企业家们深入探讨一些公共话题，有利于推动政策的活跃，但中国的企业家很多都不吱声。
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原来默不出声、闷头发大财，转向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王石、柳传志、冯仑等人。但他们没有系统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支持智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资源，去影响政府决策和国家未来的发展。
无论从国家进步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时代都在呼唤民营智库的发展，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中国智库的未来成败，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们对智库的支持。所以，企业家给智库捐款，属于一种慈善公益行为，不是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