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2014年5月30日人物简介：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著有《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等多部著作。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我写的歌曲《深井巷》，我就出生在泰兴城的深井巷。
被耽误的一代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音乐学院的五年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
大学的五年是充实而美好的，在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我一度被叫做“五四青年”。我学习毛泽东，来北大旁听了两个学期的课程；我还经常赶很远的路来北大参加活动。在这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遇到了钱理群、谢冕等资深教授，接受了北大人文与艺术精神的熏陶，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身上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北大的烙印。
在音乐学院，我用很多时间学习英语。如果说中学期间，学英语只是一种自发的对知识的兴趣，而到了大学期间，学英语就有了“考研究生”、“出国留学”、“读英文原著”、“国际交流”等实用目的。中华文明对外封闭了几千年，恰恰就在我成长的年代开始了历史性的对外交往，东西沟通，中外交融，互通有无，现在想起来，赶上这个时代的我们真是幸运啊。
我在大学期间学过最难忘的一本英语教材，英文原文叫EssentialEnglish。这四本教材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是一个在铁路岗位忠心耿耿工作一生的列车员，退休后公司赠送我一节列车车厢留作纪念。一天下大雨，我的侄儿看见我坐在后院的车厢外抽烟，浑身淋得湿漉漉的。侄儿问：叔叔你为什么不到车厢里面避雨呢？叔叔说：你没看见，车内写着‘禁止抽烟’吗？”
学习英语对我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语言，更在于文化。通过对这类故事的阅读，中国教育的许多缺陷，在这里得到了弥补。我上面回忆的这个小小的故事，把西方文化中提倡的敬业、纪律、秩序、规则，包括幽默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得我在将近三十年之后，依然想访问这个叔叔的禁烟小屋……
北大精神的狂欢
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中间应该有人做文化部长。”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我。”但毕业时，我放弃了去文化部的机会，执意去了北大，也许骨子里热爱自由的本能使我难以割舍自由的精神家园。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北大任教，并且如愿以偿地从事文艺工作。
在这里，我体会了北大的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在这里，我结识了俞敏洪、王强等日后一起战斗的战友；在这里，我第一个对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打出“小平您好”的条幅进行了报道；在这里，我担任了北大艺术团的指导老师，成为北大团委的文化部长，而且还自己作词作曲写下了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星期天》。
刚到北大我就成了学校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9月份到北大，12月份，我的名字和我主持的校园文化活动就上了《人民日报》。可以说从“五四”之后，那个时期是北大校园文化活动最繁荣的时期。至今，许多北大校友提起来依然满怀思念。热烈，欢快，高朋满座。我在北大找到了归宿。我喜欢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每个学校都有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我要把这三项结合起来，“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是我的追求。
我在北大时期的另一种辉煌与“小平您好”这一条已载入史册的标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中，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当晚，我率领北大艺术团在天安门前狂欢了一夜，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但当我听说这个标语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打出来的时候，立即同另外两人去做采访，写出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报道，并通过电话传给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第二天，两家报纸都登出来了。多年以后，偶尔想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迷人的一条新闻报道出自我的手，我仍然感到自豪。
今天我仍然喜欢这支歌：“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冷冷清清是校园，是校园……”年轻人唱起这首歌，能抒发少年的孤独与青春的无奈；中年人唱起这首歌，不禁想起自己曾经拥有的大学时光，想起曾经的青春、热血、爱情和美好，而热泪盈眶。
俞敏洪是江苏江阴人，在西语系留校任教，“他住江之南，我住江之北，同饮一江水”。那个时候俞敏洪还不是明星。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跨过太平洋
2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架飞机载着一群寻梦的中国人飞过了茫茫太平洋。当飞机飞临新大陆的上空时，机长告诉大家下面就是美国旧金山。顿时，原本安静的机舱里传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惊叹：我们终于到达美国了！是的，到美国了！第一次出国的人，尤其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大都有这种惊叹。这些惊叹的人当中就有当年的我。
来到美国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惊奇消失以后，我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了完成学业，我在一个中餐馆里打工，干着擦桌子、洗碗、送比萨等在国人看来很“卑贱”的工作。这个时候的我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矜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体味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我终于理解了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我的身上也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的能力。艰难的日子里，有一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要完成学业，要向西方学习，要为中华复兴寻找答案。
转机到了美国纽约机场，我的一位朋友，现任新东方留学中心主任的杨建飞，早在那里等着接我了。建飞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当时在美国已经呆了一年半。在机场商店，我要他赶快给我买一个“热狗”。建飞说：热狗难吃死了，显然他已经吃够了热狗。我说：“不行，我得尝一尝，这是美国快餐文化的象征呢。”
我记得第一次吃热狗，味道糟极了！但我还是假装津津有味地把这热狗一段一段地咬到底，制造了一条人咬狗的新闻。来到北美新大陆的我兴奋无比。
第二天醒来，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带我去书店，在那里我看到了向往已久的《阁楼》杂志。那美丽的杂志，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心里激动死了！心想：吃了热狗还不算来到美国，毕竟中国政府不禁热狗，但《阁楼》就不一样了，能够公开买一本色情杂志，大大方方拿在手上，不怕警察叔叔抓，才算踏上美利坚大地、才算惠特曼、才算华盛顿、才算梦露、才算里根呢！
我要陪同我的北大朋友刘江给我买一本。刘江现任波音中国的副总裁。当时正在俄亥俄大学读社会学硕士。刘江说：这杂志没什么意思！我说：没意思也要买一本，看的就是没意思！中国的杂志都太有意思了，不如这个没意思的有意思。买！到美国，我吃的第一口西方美食是热狗，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阁楼》……
很快就开始打工了。美国就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狗，不打工者没楼住——阁楼。为了更多的热狗，为了下一期的阁楼——以及阁楼里的美女，人人都得打工、劳动、辛苦、奋斗，为了生存与梦想而苦苦劳作。
我换上工作围裙，戴上了无顶帽，开始了在国内从来没有想过的餐馆工作。我工作的是一家中餐馆。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在美国“打工”，基本都在中餐馆。打工，无非是做厨房下手、服务生，还有就是收钱的cashier。我干的就是cashier。餐馆最高收入的打工职务是厨师，中国学生一般都达不到这一高级职务。
餐馆叫“Mr.EggRoll”（春卷先生）。老板叫张忠，来自台湾，但却是在1949年从无锡逃到那边去的，他的爸爸在内战中被我党枪决。他对我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爸爸是新四军出身，作为国军的他爸爸，却惨遭我爸爸这一方打死。而打死他爸爸那一方爸爸的儿子，现在又从北京大学来到他的小店投靠他，洗碗卖饭。张老板对我一见如故，视为知己。他一方面恨死了祖国大陆的一切，一方面对来自祖国大陆的人，无比亲切。今日台湾泛蓝群众的情感基础，他就是一个范例。
瞧留学美国的好处，居然可以帮助我理解台湾泛蓝群众！
第二年，我转学去了加拿大，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名叫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听说过吗？我估计你没有。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在我心中，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更加珍贵重要。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 Kaplan，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假如你的母校是名校——为它骄傲吧！假如你的母校是非名校——也为它自豪吧，而且要更加努力，以让你的母校因你而自豪。说到底，一个学校的知名度，主要是由它校友的成就决定的！
萨斯喀彻温大学，我心中永恒的名校！因为，这是我的留学母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儿不嫌母（校）丑》，讲的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出身和背景自豪的道理，对“名校情结”下的自卑自贱人格，进行过深刻的批评。我承认，我也有名校情结！面对北大清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是个文明人谁不高山仰止啊！但我也承认，我更相信个人价值！在那些尽管未能进入名校，但通过自我奋斗战胜恶劣环境超越心理局限获得人生成功的自信自尊自强的朋友面前，是个社会人谁不肃然起敬啊！
与新东方的亲密接触
曾获奥斯卡金奖的《杀无赦》主角伊斯特伍德曾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做着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能谋生的话，该是多幸运的事。”我本能地知道，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取得成功，必须回国。我对回国前途（“钱途”）直言不讳：“发展起来的中国具有无比的魅力，回国留学生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自己的事业，仅仅从金钱上讲，也能取得国外无可比拟的经济效益。”
拿到了绿卡，生活稳定而富足，汽车买了两辆，孩子出生了，还买了一幢上下共30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小桥流水，满院灿烂的郁金香。但在温哥华湛蓝的天空下，我越来越感到窒息。离开了养育我的热土，我的激情无所依托。当《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内一桩又一桩文化盛事时，我常常会一下子呆住，半天喘不过气来。此生向何方？异乡有谋生的职业，但没有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找不到自己的前途。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了新东方，1995年的时候，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当时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于是我问俞敏洪：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老俞沉吟半晌说：“还缺少崇高感!”于是，在加拿大的月光下，我和专程来邀请我回国的俞敏洪促膝对饮。那几个日夜，我的思维在高速转动着，一种热流、一种冲动，加上持久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留学事业的执着，我心动了。俞敏洪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回北京加盟新东方，我满脸凝重，满怀抱负，毅然应下了这个创业的差事，我觉得应该把多年的经验传给学生们，我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在出国深造路途上不断地走着弯路。
还有什么比华夏热土更有吸引力？还有什么可以阻碍龙的子孙把生命的罗盘定在东方！1995年底，我再次回国，并在新东方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新东方上市后，董事长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份，成为“中国最富老师”。我持股10%，成了仅次于俞敏洪的“中国第二富老师”。
在新东方历史上，第一本《新东方精神》是由我编撰的。其间我走访了新东方上上下下的精英骨干，关于新东方精神，我显然也最有发言权。我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做商业化的教育，是带有功利色彩的教育，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教育；而新东方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典型的商家与客户的关系，把学生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也正是新东方的教育，是新东方的精神。在这样的原则下，我制定出了为学生利益考虑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比如新学年开学典礼上校长们的集体演讲，过年过节组织校领导跟学生联欢，给学生发巧克力、发粽子……一种融合着亲情的激励，逐渐演化出了新东方文化。
新东方是年轻人追求前途的地方，作为商家的新东方要生产的产品是当代青年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眼中新东方精神的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亦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东方突破了以往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新东方这样，为知识分子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穷教书匠不再以一贯的穷酸面目示人，而知识分子坦然地追逐着利益，在利益的满足之中实现着自我和理想。对于传统的教育而言，新东方第一次将学生作为消费者和上帝，从而保证了教育的质量；在教育的过程中，新东方通过对我们前途与命运的打造，也完成了自我的实现。
新东方也提供给我富足的生活和一个广阔的事业平台，在这里，我如鱼得水。如果你问我，从这么多张扬个性的老师身上，如何提炼新东方精神的共性？我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告诉你，“新东方精神，就是重组当代青年的素质，改变当代青年的命运。”
望着如日中天的事业，“知天命”之年的我依然感谢当年在北大学到的点点滴滴。当年北大团委的同事有的已经做到了省部级，我则在民办教育领域如鱼得水，把一项十年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事业做大。我尤其感谢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那种理想主义传统——这种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是一个人不断进取的引擎。
今天，通过新东方，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追梦人像当年的我一样乘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不知道他们踏上异乡的国土时，还会不会有不由自主的惊叹，但我相信，他们对理想之路的追求，和当年的我，一样。
后来我离开了新东方，“不能在新东方浇水，我就去全社会下雨”，于是做起了天使投资。第一笔投资是在上市之前的2006年5月，有一个浙江小伙子找到我，要做一个电子杂志的项目，预期可以媲美Facebook，虽然当时的我没有互联网经验。几年后，Facebook没做成，faceboot倒是有一点，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boot有靴子和被踢的意思。2006年，一次斯坦福之行，让我有了启迪，之后我的天使投资之路也正式起步。
对很多人来说，我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在不少人眼里，号称“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的我，是新东方学校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人生咨询和职业规划方面的大师。辉煌的光环下面，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曾经是江苏一个乡村剧团的演奏员、一个北大的旁听生、一个校园原创歌手、一个北大的教师、一个刷碗工、一个上班族，一个像芸芸众生一样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