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2014年5月30日人物简介：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从“少年班”到微软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与中科大偶然结缘
正当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却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我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我去学校的时候，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12岁的我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我个子小，就问我是不是少年班的。我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我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班上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我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到1979年我选专业时，我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论的都是我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我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我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
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我沉默寡言，便叫我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我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我不希望“天才”的说法误导大家，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智商只占20%，情商占50%，心态（也可以说逆商，美文缩写AQ）占20%，运气占10%。绝大多数人智商的差别都不大，关键是怎样用好自己的聪明才智。身处这个时代的大学生面对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机会，我希望学生不仅要拥有对未知的好奇心，不断探索的激情，更要打好基础，并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
即便比别人聪明，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比很多孩子都懂事，但也有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爱做梦、朝三暮四的天性。今天喜欢下棋，明天爱上画画，每一次都是虎头蛇尾。成功需要坚持和专一。
华盛顿大学的橄榄枝
1985年，一封信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中科大。那是一封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收信人是我。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没有考托福、GRE，甚至都没申请过华盛顿大学。我考上本校电子工程硕士，继续深造。硕士即将毕业时，我正在做通信方面的硕士论文。
从山西太原到安徽合肥，再到美国华盛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我还是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是语言问题。尽管我的英文算是不错的，但第一学期上课的时候，50％—60％都听不太懂。我买了一个录音机，把老师讲的录下来，再去复习，每次上课前都预习。刚去了两个星期，教授就拿来一堆文献，让我作一个评价，一个月内完成。我一看这些文章，很多知识国内没有学过，而且都是通信方面最新的技术研究。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直奔图书馆，借了六十多本书，反复阅读。耐着性子看了又看，做了很多笔记，慢慢弄清楚了思路。
当我把自己总结的论文内容、公式的推导过程、对论文的评价交给皮克·霍兹教授时，他很惊讶，他本来是希望我随便看看，没有想到我每篇文章都作了很仔细的评价。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博士了。那时我才去了几个月，教授的这句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对我却是很好的鼓励，我把它看作一种肯定，信心增强了不少。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发现功课比国内要简单，特别是数学、物理，在基础学科方面，中国学生的培养深度比国外要强很多，基础比较牢。
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在美国，老师完全看你要做什么，他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作研究、作科研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自己选课题的时候都是最用心的时候，也是最培养你独立研发能力的时候。
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我，我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我发来贺信：“祝贺您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您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我觉得，在作研究的时候，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要选择跨领域或者是新领域的，不要满足于在旧领域做一些小小的改进。选择一些新领域，这是最重要的。此外，选合作伙伴时，一定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最后，所做的东西要有前瞻性，要对产品和产业有影响力。
将微软中国推向世界前沿
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每天对着大西洋彼岸的空气开始自己新一天的生活。1998年10月的一天，一个越洋电话让我和微软结缘，并将由此创造了我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1998年11月，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来后，和李开复见面了，谈得十分投机。我觉得开复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机构，而是在实现一个理想，希望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方面的机构。另外我对微软也是十分敬佩，我自己也是微软技术、PC产品的使用者，或者说是微软的Fans。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研究。
自己在人生重要关头的抉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情，而很少出于一种特别逻辑的思维或系统的考虑。作出加盟微软的决定，我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中国的空气如何，自己将有什么得失。这一决定就像是对一位朋友的承诺，要闯出一番事业。
2000年的8月2日，我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当时研究院的规模接近50人。在微软的五年，我们实现了比尔·盖茨的理想，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变成亚洲研究院，并推向了世界最前沿。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大学科技评论》（MITTechnologyReview）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之一。
由于工作关系，我跟全球最顶尖的500个公司的CEO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发现他们也很不一样。有的人热情、奔放，有的人内敛，甚至有点害羞；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结巴。但这些领袖拥有的共性中，有一点就是简化抽象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也寻找到了。
2004年，我调回微软总部负责全球通信及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比尔·盖茨成了我的导师，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必要时，盖茨会找几个人一起，每个星期或每个月抽个时间去谈话，就像是大学的教授一样。我和盖茨的交流，很少准备，因为和盖茨谈话其实很轻松，但却是高智商的碰撞。
比尔·盖茨的知识面很广，知道很多种不同的产品，不但了解科技的前沿，而且有很强的商业洞察力。他能把所有的东西简单地列在一起，这是体现他高度的地方。此外，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强，他可以把很难的事情，很简单地帮你描述出来，或者是整合起来，能够用一句精练的语言将问题的实质提炼出来。这主要是他对技术、产品及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游刃有余。
盖茨多次来到中国，作为学生和朋友的我都随行陪同。盖茨有时问的问题很独特，思维异于常人，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到中国很复杂的问题，我不由得佩服盖茨的智力。
新时代需要“中国智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前面的30年里我们用大量的人力、劳力从事制造，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遇，我们的经济可以说创造了全球人类历史的奇迹。但是在以后的30年，能不能保证同样的快速增长，能不能通过原来的第一劳动力，通过高成本的模式来发展经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通过研发、创新，通过中国“智”造，中国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保持快速的增长，继续领导世界高科技的潮流。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源泉，我们希望依托于微软的平台，不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软件精英，助力中国“智”造的不断升级。希望越来越多有智慧、有热情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技术人才加入进来，共同实现这一创新愿景。
新的制造时代，不仅仅是制造，而且是“智造”，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力，更多是我们的智商，是从原始的时代，怎么走向真正比特的时代。比如说在信息方面，大数据的平台，云计算的平台，包括互联网的技术，彻底改变了整个制造业的现状。
我在飞机上面碰到一对去西雅图的夫妻，他们是做巧克力的。他说几年前他基本上每年生产300多万箱的巧克力，但是需要100多人，现在只需要家里三个人，然后可以生产比原来多10倍的3000多万箱，但是他说3000多万箱不一定卖得出去，为什么呢？就是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技术，包括数据的平台，接到互联网上，整个流程还有销售网络都可以自动化。所以，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是未来中国制造，全球制造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制造业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支柱。美国现在三分之二的经济还是制造业，以后中国制造业只会越来越强，但是需要一个转型，信息化就是其中的关键。
信息技术对整个产业的价值分配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在整个制造业里面占的份额很高。像苹果90%以上的利润是非制造业的，是非人力的制造成本，这时候一个产业，包括制造业真正要发展，一定不是总靠节约成本。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并不会增加成本，可能会变得更加便宜。个性化和大规模化并不矛盾，因为所改变的就是软件里面几行代码而已，或者设计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改变，都是自动的。
重大的技术变革总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云计算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期望处于变革世界中的亚洲和中国，能够把握这一趋势，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过去30多年，微软与业界同行、合作伙伴建立的创新生态，使我们能够正视变革时代中面临的全新挑战，引领未来云的愿景。放眼未来，我们将带着云实践的积累和经验，倾力支持中国顺利迈向云的征程。
77、78、79级这个群体似乎成了一种“现象”，被贴上“幸运”、“独特”、“特殊”等标签，更被视为一种“成功”和“不可复制”的标志。忝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的身上也一直被冠以“神童”的符号，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追思过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既与那个年代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密切相关，更关乎新时代下的不断探索、反思与不断开拓、创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定成功，那么也是建立在在不断否定身份、不断超越自我的基础上。于我来说，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