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五四可帮助中国在全球化中找到方向
2014年3月13日谈起五四，人们脑子里会立刻会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字眼。这 些当然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看，它们仅仅是代表了“五四精神”的主观的、甚至是一厢情愿的方面或价值取向。在 9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把“五四”理解为一种的客观历史运动和思想运动，我们就应该看到，它的核心其实是这两样东西:
一是“新” ——“新青年”、“新文化”、新价值，新生活，最后是“新中国”，这是普遍的“新”或“现代”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内在化了，变成中国人自 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从五四开始，外在的（相当程度上是外来的），有威胁性的、让人觉得不自在、但又不得不去适应的“新”，逐渐成为内在的、作为内心 驱动力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新。这种内在化过程的激烈和深入，彻底改变了晚清以来“理智”与“情感”的分裂，即王国维所谓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 爱”，从而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同现代人的情感、心理、理想，乃至欲望方式紧闭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当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这是现代人和现代性的问 题，而不是古代人或遗老遗少的问题。
二是文化政治的逻辑，即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其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它带来 了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的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性条件下的“国族主义”或“民族国家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欧美，这 个普遍趋向表现为市民阶级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提供统一市场、统一语言、统一制度、统一的“民族文化”，这个过程造就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而在中国， 这个过程是在对外学习和抵抗列强，对内颠覆和挽救传统的极为严酷的环境下展开的，因此它也对文化与政治的贯通和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鲁迅笔下的 阿Ｑ代表了文化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毛泽东时代的“雷锋”则体现了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重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中国的存在是一 种直达个人的文化政治的集体存在，而五四正是源头。
五四的伟大和不可代替之处，在于它标志着这样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在此，现代世界的 普遍的客观运动，在中国人的世界里突破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而在人的心理、情感、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这样的内部空间，获得了鲜明的形象、语言、观念和 理论。一旦它同一种新的“人”概念相结合，则一般的抽象的“新”和“变”就不仅仅只是被动的、不情愿的适应和和被迫，而晚清以来中国一切变化和变革都只有 这样的意义，因为在情感、内心和符号层面，必须做的事情却又是外在于自己的文化认同。但“五四”带来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变，从此，中国人不再仅仅作为 普遍历史的客体，而是作为它的主体和创造者，在塑造自己的新的文化认同的同时，塑造着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
只有通过这样的文化与 政治的融会贯通，“中国”落实到中国人的文化－心里本质的基础上，不过这已经不是旧文化，而是文化革命所带来的新文化和作为历史主体的“新人”。也只有通 过这样的文化与政治的融会贯通，中国才成为普遍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单位，但不是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是作为文化主体和价值主体的新的主权国家，加入到 世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去。自此，现代中国才具备了既“中国”又“现代”的可能，也就是说，它终于在理论上有可能克服非西方世界在面对近代西方的兴起和全球 扩张时所面对的深刻的自我认同的断裂，即那种“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境地。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实是大众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源头， 也是“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因为此后的中国人，同此前的中国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可以从五四以后中国人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得到确证。
五四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没有五四，何来传统？这么说好像有悖常识，但我们要知道，传统文化并不是故纸堆，或像阑尾一样长在中国人 身体里面的某种脏器。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传统只能赋丽在生长在这个传统里的人身上，由他们来继承、批判、发扬。中国传统的延续取决于当今的中国人如何生 活、如何创造自己的未来。这正是像鲁迅这样的五四新文化知识份子反复强调的：只有有了今天，我们才有将来，而只有有了将来，我们才拥有过去。生命是第一位 的，与生的逻辑相左的“传统文化”只能是“死的说教者”。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重新理解，是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为前提和条件的。在今天，哪怕有 人呼吁全面回归传统，也只是五四开辟的新文化纪元内部差异的体现，是当代社会思想论争和价值冲突的一部分，同所谓“传统本身”没有关系。没有现代性的挑 战，没有作为基本历史条件的“新”，“整理国故”就无从谈起，因为我们会仍旧生活在“国故”之中，被“国故”决定，它也就还不是“国故”，而只是“正统” 或“文化本身”。
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这本书里比较系统地谈了这个问题。五四基本上把“中西”问题转化成了“古今”问题。这 个转化或策略一直到1980年代，对中国思想生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今天，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也许有必要在强调普遍性问题的同时，对文化、地域、宗教、政 治制度和主体性论述等“空间性的”或“话语建构性”的差异作更为细致的考察。“中西文化冲突”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真正的问题是种种“普遍性论述”后面的 主体性、政治性和价值指向。全球化和所谓“后现代”时代，一方面似乎消除了种种“宏大叙事”和总体性，甚至好像连主体和本质也不能谈了。但另一方面，它其 实有加剧了种种政治立场、生活方式、集体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因为每一个团伙或“认同的共同体”都通过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普遍性论述在加强自身的合法性、 正当性，伸张自己的权利和权力，通过“反本质主义”的姿态把自己普遍化，把他人特殊化；限制和取消他人的认同，突出和重构自己的认同。面对这种局面，五四 传统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感：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现代性的历史条件下，走过了这样一段路，获得了这样一种集体认同和方向感，这对我们处理当今世 界的价值空洞化、趋同性和混乱，提供一个历史参照系。这个基于集体历史经验的参照系，比任何“传统文化”都更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既不赞成从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否定五四，也不赞成不假思索地把“五四精神”定位在“个性”、“自由”等新时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概念上。五四精神 是一个整体，它只有在一个更大的世界历史的整体上才能够被把握。我们今天谈五四不能再像盲人摸象那样摸着那个部位就说它像什么，而是要看到它的整体性，它 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这个整体服务。比如“五四精神”的重个体、追求个性解放的方面，就跟它重集体、强调民族的文化重建和政治 重建的诉求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同样，五四的“反传统”甚至“全盘西化”倾向，也必须放在它追求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的努力当中来看。这种个性 与集体性、断裂和连续性之间的张力，是五四传统最宝贵的遗产。在今天纪念五四，首先需要铭记的，是五四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的活力和创造性，这种活力和创造 性在本质上既是文化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在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当道的今天，五四精神就更显得重要了。
五四运动的载体和媒介是白话文， 离开白话文就没有五四、没有新文化。白话文运动某种意义上是五四运动的核心，因为它的“言文合一”的理论与实践，在语言上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 现代中国及其自我意识，都是由白话文构造出来的。有关五四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白话文研究中得到解答。比如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白话文的基础实际上有两个， 一个是白话，一个是“文”。两者需要并重，分别对待，单独处理，最后整合为一个概念。白话不是在五四一代人手里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但在五四一代，它成 为“文”（即高级文化）的媒介。而“文”的概念不仅包含新文化的种种理念，也同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用说风格、形式、审美这些 东西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在五四时期，第一次在理论上可以抵达全体中国人，因此成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普遍的媒介。
我上面 谈到的“文化政治的逻辑”或“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如果离开“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是作家， 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也都是知识分子，在思想与写作的问题上，他们都有高度的自觉。特别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都明确地指出，“白话文”不是白话，首先因 为人也可以用白话谈旧思想，用白话写陈词滥调，做洋八股、党八股之类的东西（反之，用古文也可以写革命文章，如章太炎）；其次白话文必须能够作为“文”同 所有其他的“文”的形态抗衡和媲美，因此它虽然用“引车卖浆者之流”也可以看懂的词汇和句法写作，但最终却必须证明，古文和外国文学能做到的，它也做得 到。这里面的关系就非常复杂而微妙。
白话文从自我发明，自我结构到自我风格化和审美化，一步步为新文化、新人、新社会和新国家做开拓和定型的准备，它作为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所达到的疆域，也就是现代中国所达到的疆域。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总喜欢感叹当代文学（1949－至 今）的成就不如现代文学（1919－1949），但我觉得这只是因为五四开创的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至今还不满百岁，作为一个文学形态和文化形态还非常年 轻。在第一个三十年里我们有了新文学和新文化自己的经典或“古典”，在研究第二个、第三个三十年的文化经验时，我们应该更积极地通过批评活动去发现和确立 经典。在第四个三十年的开端，我们应该相信，伟大的历史经验终将找到与它相称的语言纪录和艺术再现。
（作者系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张旭东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