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化研究》第33期 ·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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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2013年第3期 总第33期
指导单位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主办单位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 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出 版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王辉耀
编委会委员 王辉耀 丁雪峰 苗 绿 冯 谊 郑金
总 编 王辉耀
主 编 苗 绿
执行主编 冯 谊
文字编辑 高 贺 邓 莹 董庆前 徐 磊 程庆伟
网站编辑 赵映曦 马 乐
华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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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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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深度行政体制改革可先行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在需要改革的各个领域中，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法制建设等等，特别需要做的而且比较可行的方案是以深度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辅之以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同时，把很多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成的具体措施进一步推进落实。
行政体制改革应当是整体系统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应当是整体系统的改革，我们以前的思路主要是机构改革。但是如果没有整体系统的思路，机构改革效果往往不明显。行政体系改革包括公务员/干部体系改革，政府职能改革，政府运行资源配置的改革，地方政府体系改革，等等。
首先，我们的公务员/干部体系需要有比较大的改革，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二者在行政体系中的作用和激励是不同的。政务官主要针对有政治抱负的公务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个人隐私的公开等等)，是政府人员中的少数。而事务官主要是针对尽忠职守的职业公务员，有专门的行政管理能力和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是政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二者较好地把一个行政体系中创新与稳定的因素结合起来。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职能问题。总体来讲，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主要是推动经济发展，没有把政府规制体系的建立放在一个战略地位考虑。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加强政府规制能力的时候了。美国在19世纪末“进步时代”的重大变革之一就是开始建立一套政府规制经济发展的体系。现在环境保护、生产安全、质量监督、食品药品安全等等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加强规制。但我们是碎片化处理，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规制机构只是作为一般政府行政部门来设立，甚至有的把规制部门和发展部门放在同一个机构下。这样的规制体系很难发挥作用，所以我们目前整天看到生产安全问题、各种事故屡禁不止。而这些监管体系到底与一般的政府行政体系有什么差别，独立性、专业性到底在什么地方体现，我们研究远远不够。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职能和资源的匹配，同时提供严格的监督。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在中央层面，甚至于在省的层面，政府的职能和资源极不匹配，导致政府机构行为变形。目前社会舆论都讲政府太大，实际上是结构不合理。我们每次国际合作交流时，我都让国外学者们猜一下中央政府某个部门有多少人，他们的猜测基本上都是我们现有实际数字的10倍、8倍或者是5倍，没有一个猜中的。在我们现有职能不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其实是不够用的，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在借调人。
第四个问题是公务员职业要求和待遇不匹配。我们目前对政府公务员的能力和道德水准要求很高，但我们的名义工资与人才市场相应的标准相比差距很大。现在政府的名义工资水平很低，很难保证底层公务员能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另外就是公务员收入的延期支付机制我们也没有使用。
1987年我在美国读MPA到华盛顿市政府实习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我问他们工资收入与市场水平相比如何，他们说政府部门的工资比市场工资一般确实要低一些。但是政府工作有一定的保障，同时，政府有延期支付，退休之后各种保障很不错，但如果犯错误就会前功尽弃。这样对贪污腐败实际上也形成了约束机制。
第五个问题是地方党政机构设置的问题。刚才谈到的中央政府人太少，与此相比就是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这些机构综合起来庞大臃肿，这才是中国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根本所在。中国政府的体制是单一制，但地方各级党政机构是否一定要完全复制中央层面的党政机构设置值得分析。有些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市、县(区)、街道办事处机构的设置高度重叠，完全是浪费。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财政资源到底怎么去匹配、去互补，而不是重复，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加以改革。
公共部门改革必须大力推进
与行政体系改革相关的公共部门改革也有很多问题，我谈两个具体的问题，一个是事业单位改革，还有一个是加强人大作为公共政策整合平台的建设。
事业单位改革的进展不乐观，但必须大力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教育、医疗、科技等等都在这上头，大数差不多4000万人，比700万公务员这个数字大得多，而这个恰恰是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从农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向知识型、服务型社会转型的关键。专业技术人员在任何社会都是中产阶级里的中坚力量。但是我们前些年的做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对这个阶层前所未有的仇视。
对医生、教师、科研人员的网上谩骂侮辱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实中的人身攻击也不在少数。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和世界范围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深刻反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环境让这些领域合理发展。我们一方面把这些服务定义为公共服务，但是又不想真正买单。以北京市的公立医院为例，大部分医院从政府获得的拨款不到其运行经费的10%。而政府定价的极其不合理，又使得现有的医院无法从现有的正常收费机制中获得合理的成本补偿。这些医院只能想办法通过各种扭曲的方式来收费运营，形成广泛的社会抱怨。其实，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各级人大作为社会意志表达和整合的唯一、根本的合法机制来建设。现在我们国家社会公共政策讨论的机制很多，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反映意见，这个都需要。但这种结果就是我们公共政策的碎片化。在讨论促进经济发展时，大家都感觉需要减税，给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讨论社会政策时，大家又都要加强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这两个建议是完全矛盾的。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大家把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放在一起来讨论，看看这些收入来的是否合理，都花到哪儿去了，收支是否能够平衡，如果无法平衡，通过什么方式来融资等等。这个基本的平台就是各级人大，这个过程就是政府的预算过程。
【人才研究】
人才计划在科学领域的常规作用
饶 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我国的需求和能力，设立了多个人才为本的计划，特别是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以及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如90年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的“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的“长江学者”、科学院的“百人计划”，近年全国性的“千人计划”、“万人计划”。这些计划仅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不得已的对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国际上是否有人才计划，国际上的人才计划是阶段性还是常规化。
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和欧洲都有长期有效实施的常规人才计划。中国的计划虽然有应对当时国情的原因，但可以、并且应该在调整简化后常规化。
国际科研支持模式：人才导向对任务导向
较大的国家，其科学研究可分为自由探索、国家需求、应用研究。自由探索本身方向难以确定，有些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研究，可能不仅开创人类知识前沿，而且带来新的技术甚至产业。国家需求是在国家综合确定需求和目标（如现时的能源、粮食、老龄化）等以后，需要科学和技术攻关。应用研究为了解决问题，也带来经济发展。
管理模式上，一是任务导向，一是人才导向。任务导向是需求方提出任务、或科技界从科学发展中提出重要的问题，大家竞相提出解决途径、显示能力，获得支持后努力解决任务。这是多年来国内主要的模式。人才导向是支持有能力的人，他们中有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能自己探索出大家没有想到的方向和成果。在国际上，任务导向和人才导向同时存在。
美国的科学研究资助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自然科学（年度经费70亿美元）、国立健康研究院（年度经费 300亿美元）、农业部、国防部（包括非军事研究）等。这些部门多数是任务导向，但也有少量人才导向的支持。
几十年来，英国国家的MRC（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模式是双轨制，既有任务导向的竞争经费，也有人才导向的经费。后者以在全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单元（unit）来支持探索性研究，最成功的例子是MRC于1947年在剑桥大学成立的“MRC生物系统分子结构研究单元”，20年中出现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培养出以后在其他机构工作而获诺贝尔奖的学生多人，其成果包括 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有医疗应用价值成果（如贫血的分子病变机理、现代蛋白质和DNA测序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单克隆抗体技术。其宗旨不是由任何人确定方向和项目，而是几位有洞察力的人选择支持其他人，他们通过自由探索推动人类现代科学前沿。
英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最初20年由发现神经递质、对于心血管和神经系统药物有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领导，目前本金近140亿英镑，其基本模式是支持最聪明的人才。
德国的马普学会，是国家支持的人才导向计划，也是德国最强的科学支持计划。成立于1911年的威廉大帝学会于1948年改称马普学会，长期以来国家资助、科学家掌管。目前经费约 14亿欧元，80%来源于政府拨款，支持分布全国80多个研究所的200多个实验室，以自然科学为主，含人文社科。历史上曾有3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包括物理巨匠爱因斯坦、普朗克等，其中有7位是1948年后的得主。它的座右铭是“洞察力必需先于应用”。学会只挑选优秀人才，而科学家决定方向和项目。
美国的休斯医学研究所建立于1953年，但在1984年以后真正扩展，目前有160亿美元的本金，以其利息资助生命科学研究，方向较广（包括与医学关系极小的植物生物学），以人才导向，它的座右铭是“人，而非项目”，支持分布在全美70多个机构有优秀记录的研究者，被公认为美国资助最有效的基金，长期稳定支持300位左右生物学家，20多年来出现了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939年法国成立的CNRS（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支持了分布在全国的1200多个课题组。1964年成立的INSERM（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支持全国近320个实验室。这两个国立机构都是人才导向。
加拿大于2000年建立的“加拿大讲席计划”，每年3亿美元，专门用于吸引海外人才、也用于留用海外准备吸引的加拿大人才，其本身也是人才导向，而非任务导向。
可以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才导向的支持长期并有效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最前沿本质是不确定的，从而使得以人为本的支持非常有效：事先评审潜力，定期评审其进展，可以保证人才导向成为优秀模式甚至最佳模式。
中国的人才计划尚需完善
我国传统上以任务导向为主，而人才导向是相对较新的模式，所以有较多议论。
其实，我国的两弹一星是任务导向和人才导向成功结合的典范。当时有明确的国家需求而选拔国内最优秀的人才，给予支持和要求，一批有理论基础而从未参加过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包括理论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理论权威，成为两弹一星的领导和核心，解决了我国的急切需求。
90年代建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是较广泛的一个人才导向计划。当时主要是考虑中国缺乏国际竞争力，中青年科学家外流，“杰青”主要支持了一些 45岁以下研究人员的一次性研究经费，那时常相当于有些人的启动经费。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包含个人收入补贴和研究经费，最初也是挽留已经回国和回国不久的人才。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与教育部“长江学者”功能相似。
以上三个计划在时代和国情变化的情况下，都有演变。特别是他们不再起吸引和支持起步人才的作用，而是奖励和鼓励在国内有较好工作的45岁以下人才。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吸引和招聘人才的计划阙如。
国家2008年推出的“千人计划”、2010年推出的“青年千人计划”及时弥补了人才导向计划缺口，并在国力增加、国情需要的情况下，将人才吸引层次进一步提高。2012年推出的“万人计划”支持已经回国的人才继续开展工作。
2004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本质也是人才导向，以低于国内绝大多数同类研究所的经费，通过体制创新取得超出寻常的成果。
我国的人才计划，除了“千人”和“万人”是全国性的计划，其他几个是部委在当时情况下，有一定财力用于支持中青年。各个评审不同，也无相互衔接，有时重叠，比如中国科技大学的中青年教师可能同时获得“杰青”、“长江”和“百人”。而“杰青”结束后，无论良莠，都不再继续。科技部主持的“科学家工作室”、“领军人才计划”、“创新基地”等，目前逐渐展开。
完善有序的人才计划，可能是当务之急。一个可能是，以现在已经分布于各大学科的经费为基数，分开学科纵向建立秩序。“青年千人计划”为吸引青年人才、“千人计划”为吸引高年资人才的招聘计划，科技部要实施的其他人才计划为所有在国内工作者的常规人才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杰青”为青年工作成效的奖励计划、教育部的“长江学者”为中青年的奖励计划。这些计划的评审规范统一，有层次递进，有适合不同领域的标准。招聘计划逐渐过渡到各个单位部门为主，而国家主要掌握长期稳定的政策和结构。
综上所述，我国的人才计划，借鉴了国际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国情中经过多年实践检验，所以，人才计划不仅不是暂时的，而且是需要加强和长期支持的。
【建言献策】
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全球影响几何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政府正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深度投资，试图培养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使中国经济能够向制造业以外拓展。
通过快速扩张教育，中国是否正对美国、欧洲和日本构成更大的竞争挑战？中国对技术领域的关注究竟是优势还是弱势？
王辉耀：对中国和世界都好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才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希望以此应对一些正在浮现的发展问题，让中国的增长发动机继续运转。政府的计划是一份蓝图，宗旨是在未来10年内培养一支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目标包括把中国从制造中心转型为世界创新的领头羊–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举措之一就是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人数，从目前的1.14亿增加到2020年的1.8亿。另一步骤就是保证到2020年，20%的劳动力都受过高等教育。这一人群将达1.95亿。
过去30年，2.25亿农民工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基于同样的原则：2020年接近1.95亿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会改变中国乃至世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欧日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变化。教育投资将会壮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必将增加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同时，过去30年期间有250万中国人留学海外，目的地主要是发达国家。近三分之二的人仍然留在国外，成为这些国家（而非中国）的劳动力。不过，其中一些人变成了“海鸥”（飞来飞去），促进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交流。中国人才的这种迁徙，将继续为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带来好处。
随着中国努力加强创新能力，国家对技术领域教育的关注必将成为一种优势。中国的技术劳力近年处于落后状态，亟需升级。不过，为了实现均衡发展，中国也应该更多关注社会、公共和人文领域。
郑永年：中国并非要挑战美国
受教育劳动力人数不断增加的中国，会否在全球人力资源竞争中击败美欧日？从我们近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看，答案是“非常不可能”–除非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
首先，由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扩张从来不是以普遍提高高教质量为目的。20世纪90年代末这项政策仓促出台时，其目的只是提高国内需求、减轻财政负担，延缓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而非提高劳动力素质。后来，整个扩张计划演变成了一场政府支持的、大学之间争夺行政编制、政府资金及招生规模的竞赛。扩张速度最快的专业不是工程，而是应用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等低成本专业。最糟糕的扩张主要发生在高等教育体系的低端，而像北大、清华和复旦等精英高校的本科招生人数几乎没有增加。结果，二线或三线高校毕业生所挣的工资往往与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工差不多，甚至更低。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并未在加强国家技术实力方面起到多少作用。在中国的高教等级中，技术学校总是排在最底层。在中国，年轻人的理想职业依旧是公务员，而普通学士学位是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基本要求，而技术文凭的社会地位较低。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在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中国最好的技术学校实际上出现萎缩。这导致全国各地缺乏高技能的工人和技术员，造成了制造业的瓶颈。尽管中国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倾向于培养更多工程师和科学家，而非人文学家或社会学家，但它们未能帮助提高中国整体劳动力的薄弱技术基础。
白杰瑞：只有最好的学生能与西方匹敌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赶超世界其他国家，其教育体制将面临考验。迄今，读写能力和基础教育尚能满足大规模制造业和出口型经济的需要。但中国明白，展望未来，这是不够的，因此中国正以惊人速度扩大高等教育；到202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超过美国总人口。但要想在2040年成为世界“教育强国”，中国在提高数量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质量和创造性。
现在已经有一些进展迹象。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学生，现在在科学、读写和数学上的表现超出65个国家的同龄人。几所中国顶级大学正在全球排名榜上稳步攀升。对技术领域高度重视的中国，在全球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迅速增加，目前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2010年，两所中国内地大学被列入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名榜(Shanghai Jiaotong table)的前200强，6所则登上了《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发布的排名榜。上海交大的排名榜是基于对客观标准的考察，例如国际期刊中的引文数量；而《泰晤士高等教育》更注重主观的同行评价。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10年计划，将持续到2020年，旨在“把教育放到首位”，这意味着政府将大举投资教育，只要这能够推动创新，以提升工业生产率、维持国内的社会稳定。更多的美国和欧洲高校正在中国开设分校，中国也正在成为外国留学生和用英语授课的教授的一大目的地。拥有海外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归国的人数也在增长。
然而，考虑到中国10多亿公民大多数人的情况，所有这些进展都是杯水车薪的。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同行比起来，中国顶级学校比以往更有竞争力，但中国的教育系统整体上并非如此。假如当前的教育改革最终扼杀了知识活力，就会有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切实风险。
中国火箭科学之父钱学森说，中国大学未能鼓励创造力、跨学科交流和创新思维，这是阻碍科学进步的障碍。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承认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要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关键在于培养出更多有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但同时，随着中国深化其国际事务参与程度，一个更大的趋势是，充分借助文化遗产，一方面改进教育，复兴中华文明，另一方面通过数以百计非营利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让其他国家更容易掌握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崔大伟：吸引在海外学习的中国人归国
中国不仅在培养自己的大学生和专家，还在努力吸引赴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回国。虽然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已有了大幅增长，但仍有三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第一，几十年来，回归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左右。没错，归国人数在2009年飙升至11.5万一年，是2007年的三倍，但这一增长主要是因为在2009年，有超过24万中国学生赴海外就读各级学校–高中、大学、研究生，是2004年时的10倍。
第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归国的比例低得惊人。2002年在美国获得科学或技术类博士学位的人，有大约92%到了2007年仍在美国。这一比例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印度(81%)。
最后，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吸引不到海外人才中的“精英”。2008年末，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千人”计划，瞄准这些最优秀的中国人才。通过各种大手笔的激励措施–有时高达100万美元–党鼓励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吸引最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取得了一些成功。截至2011年夏天，该计划已吸引了2100人回国。企业家更乐意永久性地迁回中国；而该项目的学者和科学家则倾向于短期访问，而不愿举家搬回中国。
魏爱德：有许多要做的事
最近几十年，中国显著扩大和提高了基础教育、中学教育、技术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尤以高教的投入力度最大。尽管有这些进步，尽管中国需要高等教育来推动经济转型，但如果中国要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缩写OECD）的发达国家构成更大的竞争挑战，其体制仍需要作出一些改进和调整。
有一些迹象清楚地表明改进教育体制的必要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低。中国总人口仅有5%获得高等教育，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42%。中国义务教育的年限是9年，而OECD国家是12年。事实上，中国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17年，而美国是12.2年。比起OECD国家，中国在科学和工程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按人口比例计算）少得可怜。举例说，每百万中国人发表43.1篇论文，而每百万美国人有6956篇。高等教育和工业需要更多参与产品与工艺创新，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提高质量，特别是在毕业生的信息技术和认知技能上。
中国需要更多世界级的大学。比起技术教育的招生人数，这对提高竞争力更有意义。事实上，中国技术类专业招生人数超出比例，未必能带来相对于OECD国家的优势。国际文献并未显示出技术领域和竞争力有任何关联。
最后，与OECD以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早期儿童教育普及率很低。欧洲OECD国家的普及率差不多达到100%，巴西是70%。在中国是55%，但这主要是在城市。
专家简介：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高级访问学者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所长
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教育学教授，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Wah Ching Center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in China)主任
崔大伟(David Zweig)
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主任
魏爱德(Eduardo Velez Bustillo)
国际教育顾问，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教育部门主管
【深化改革】
城镇化的机遇与难题都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
汤 敏 国务院参事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机遇。在我国，城镇化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农民工的市民化上。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需要有新思路，大手笔。 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考虑从“十二五”时期起步，逐步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常年在外打工，甚至举家迁出的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数量的较大比重。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城市社会生活，在技能、收入已经可以支持他们在城市较低水平地生活下去。
应该引起特别关注的是，近年来，农民工已进入了代际转换时期，对他们的诉求要给予关心。80后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他们大多数都受到了更好一些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注重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期盼在城里长期稳定生活。他们要求在精神、情感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维权意识日益增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开始对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然而，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享受义务教育、高考、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以及政治权利等方面与城市市民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农民工住房还游离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还应该看到，我国“半城市化”问题是在过去六十年城乡二元化的态势下逐渐形成的。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要循序渐进。应充分尊重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意愿，逐步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优先解决举家到城市多年，在城市已经稳定就业、签了长期就业合同的农民工。对不同类型城市可制定不同的准入条件和采取不同的政策，特别是要考虑到当地的财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住房的接纳能力。中央政府也可以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加快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呢？
一是要制定可实现的目标。从现在起用大约十年时间先解决2亿左右的已经在城内的农民工以及其家属的身份转换问题。可以考虑先让在城市居住十年以上，具有稳定职业、缴纳税收、享有社会保障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转为市民。然后逐步降低门槛，解决其他进城农民工以及他们愿意留在城里的家属市民化的问题。从2020到2030年再解决2亿左右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问题。即今后20年平均每年要解决2000万人的户籍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福利问题。在早期可以起步慢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很快完全放开户籍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根据本地综合承载能力逐步放宽落户条件。待各地取得经验后，再加快推广速度。
二是建立“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的激励机制，调动城市政府接纳农民工落户的积极性。可根据各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在每年的用地指标上增加一部分指标，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估计，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中央与省级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分担一部分，用于市民化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教育、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助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发行专项国债，也可以从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以及股份减持中提取一定比例。
三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或租房体系。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难点是住房问题。要引导农民工把其收入和积蓄用到在城市租房与购房上来。对于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定居农民工，可采取降低其购房首付款比例，延长还款期等政策。把符合条件落户的农民工纳入廉租房援助范围。还要允许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建立农民工公寓。鼓励房地产商开发建设适合农民工租赁的社会化公寓，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
四是要探索农民工市民化后的土地退出机制。首先是要禁止违法调整、收回进城定居农民工的承包地或强迫流转承包地。同时，要允许农民工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市场流转方式出让承包地和房屋及其宅基地并获得财产收益，作为他们进城定居的部分资金来源。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 是一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这决定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这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城镇化不等于纯粹的“造城”
哈继铭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
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质量远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城镇化率将在2025年达到70%。
城镇化是宏伟规划。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力图通过推动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更重要的是不分户籍的扩大城市家庭社会福利覆盖面，从而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发展。这不仅将会扩大城镇化的规模，同时还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中国似乎依旧处于城镇化曲线的早期阶段，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说明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中国城镇化计划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并加以落实。城镇化不等于纯粹的“造城”。中国下一轮的城镇化应侧重把那些已经住在城镇地区的人们变为真正的“城里人”，而非变农地为城市。这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但不局限于户籍制度、土地权益和社会福利。
此外，需防止“宏伟规划”变为“造城大跃进”。城镇化的自身演变应当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同时，鼓励民营资本参与也很重要。城镇化的步伐不应被人为加快，因为成功的城镇化自身从来并非一个目标，而是经济发展自然的结果。这将不仅改善投资效率，而且还可分担政府和银行的融资负担。否则，最后中国可能发展出许多“鬼城”与贫民窟，并有短期经济过热，长期债务负担过重的风险。
如果经过精心设计并加以落实，城镇化将对宏观经济和行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城镇化的过程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和公用设施投资，支持经济增长并且降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这些投资同时可以帮助吸收许多行业的现有产能。虽然很难预知中国城镇化的结果，但城镇化通常有利于居民消费。城镇化的过程将有利于基建、地产、建材、家电、旅游、医疗、教育、保险和金融服务。
结构升级型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 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对外部环境的准确判断关乎我国发展战略的正确制定。目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经贸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良好前景和本土市场、人力资源等成为吸引高端产业活动和生产要素的新因素；新兴经济体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为我国资本技术密集的设备与服务出口提供了市场机遇。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低成本海外并购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带来新机遇。在国家层面，我国面临大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难得机遇。
因此，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往的“规模扩张型”机遇期变为“结构升级型”机遇期。本报告还对如何在新形势下抓住战略机遇提出了政策思路，即要通过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来抓住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加速变革调整。发达国家经济低迷长期化，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减速。此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年又出现一些新的变数。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战略东移，强力推进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安排（TPP），全球化规则面临新变革。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条件与内涵将发生重大改变。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将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准确判断国际环境事关重大
任何一国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对国际环境的判断直接关系一国的发展战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由此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历史告诉我们，对国际环境的不同判断，会对一国的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70年代后，东亚地区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产业跨境大规模转移，为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带来了战略机遇。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批东亚经济体，在二战结束后成功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面对劳动成本上升的挑战，这些经济体中劳动密集的出口产业进行了大规模对外转移，以寻求新的低成本加工组装基地。这为产业承接国带来了发展出口型加工业的重大机遇，产业承接国得以参与到国际分工产业链之中。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成为承接出口导向产业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下的国家，但是，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低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却是一个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国家。直到1985年，我国的出口中，初级产品仍超过一半。今天，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口中制成品已经占95％，机电产品超过六成，高新技术产品超过三成。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称号。之所以发生这一翻天覆地变化，是因为我国抓住了东亚地区跨境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不仅带动了世界市场的繁荣，也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需市场，带动了中国出口高速增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滞胀时期进行的改革带来的红利、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信息技术与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制度红利，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繁荣。这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外需的快速扩张，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
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经贸环境。美国经济仍受困于高失业、高财政赤字，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沼之中，日本经济仍面临老龄化、高赤字、高成本、能源短缺带来的内需不足与竞争力衰退。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正在削弱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与以往迥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着外需不足的挑战，但也面临着众多新的战略机遇。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对在华跨国公司开展了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本土市场、基础设施、配套产业、人力资源等新的优势，正在取代低成本劳动力成为吸引跨国投资的新要素。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未来十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兼具本土大市场与综合低成本的国家。因此，跨国公司对华战略也在进行重大调整，虽然仍然会将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低成本制造基地，但这一目标已经不再是压倒其他的首要目标。开拓本土市场，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战略更为重要的目标。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对高端产业活动与高端生产要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在对外经济研究部开展的调查中，31％的回答问卷企业表示，将在华开展研发活动。随后，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也表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跨国公司未来开展研发的首选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来华外商直接投资逆势增长，2012年上半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来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布局在技术更先进的制造业和附加价值更高的现代服务业，一些跨国公司将其在其他国家的研发中心整体搬迁到了中国。
人力资源这一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的流向也在发生有利的转变，以海外留学人员为例，2008年留学归国人数近5万人，比2004年暴增一倍，相当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归国总人数的1／6强。高端产业活动和生产要素加快向中国汇聚，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密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金融危机后，西方不少企业陷入资金短缺困境，中国对外投资的市场准入机会大增，为中国实现低成本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吉利汽车成功并购沃尔沃轿车，实现了从“丑小鸭”向“白天鹅”的转变，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的龙头。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主动整合外部资源与市场，低成本获取海外的资源、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与国际市场渠道，大大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技术密集型产业赢得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出口结构升级成功与否的关键。从供给面看，我国可能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提升技术能力，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需求面看，短期内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其中的资本品尚难以大规模对发达市场出口。以印度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率先复苏，并相继进入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建筑设备、工业装备等产生强劲需求，有利于我国扩大海外工程承包、建筑设备和成套设备等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出口，带动我国出口增长、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多元化。
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金融危机更突显了我国的相对实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规则正处于大幅调整之中，全球经济治理也在面临改革。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改革，有利于在全球规则的制订中更好地体现我国利益，改善我国的外部环境。
总之，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机遇与挑战均前所未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战略机遇可以归纳为“东亚技术加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加发达市场的繁荣”，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高速出口的机遇，令中国从一个初级产品出口国、一个出口规模小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实现了出口创汇的目标，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相比之下，未来的机遇是“全球技术加中国制造的综合优势加新兴市场”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我国有望通过整合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推进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未来依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规模扩张型”机遇变成了“结构升级型”机遇。
多措并举抢抓战略机遇
机遇前所未有，机遇也稍纵即逝。从历史上看，面对同样的机遇，多数国家坐失机遇，只有少数国家积极抢抓，才把机遇变成现实，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面对有利于我国结构升级的战略新机遇，我国必须牢固树立抢抓机遇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多措并举，才能在国际格局大变革大调整中，脱颖而出。
要着力扩大开放，创新开放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成功的重要经验。然而，今日中国开放之基本格局，确立于十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谈判。与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要求相比，对外开放已经明显滞后。我国应该像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在对外开放方面有大思路、大举措，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高度。
要抢抓战略机遇，要重点扩大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对外开放，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出口结构升级；要大力吸引高端产业活动的对华投资，充分发挥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与整体效益；要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的跨国公司；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开放，防范金融风险；要提高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主动承担与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创造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
深化改革才能抓住战略机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职能，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强化政府与企业的合理分工和有机合作，充分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优化政府部门的合理分工，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按照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人事与薪酬制度改革，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国企应如何存在？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
每年3月中国的全国“两会”，总有若干个经济话题如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几柱华表一样，怎么也绕不开去，国有企业改革便是其中极醒目的一个。
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到底强大到了怎样的地步？可以看一组来自全国工商联和国资委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为 1085.72万户, 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资产总额31.2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元。“中 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现更是耀眼，仅五家国有银行的全年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 润总和的两倍。
拿这组数据与国有企业最困难的十多年前相比，可谓恍若隔世：199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2600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
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的当代经济史上，国有企业“以一敌十万”，其强盛之势可谓是前所未见的景象。今年初，103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 出版《变革中国》一书，对中国崛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但是他对国有经济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位制度经济学的 奠基者看来，“由于可以取得垄断性的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
也正因此，在过去的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了的国内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市场化主张，他们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私营化改造,取消国资委、发改委等等，甚至建议将国有资产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国民。这些主张，在民众中引起极热烈的呼应。
极端化的事实催生极端化的舆论。当今的国有经济改革命题已经被打上了浓烈的意识形态记号。不少人认定，只要有国有经济，就一定会有垄断，有垄断就一定会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催生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结论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让国有经济退出历史的舞台。
但是，这样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是值得探研的。若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围绕于“存废”而展开，今天就可以预言，必定吵成一锅粥。自由派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喋喋不休，辩护者灰头土脸却寸土不让。最终必无一个建设性的结果可以达成。
在我看来，非此即彼的“存废论”，事实上将国有企业的改革脸谱化、简单化。真实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应当如何存在？
也正因此，近三十多年来，以政策探研为目标的经济学家大多对国企的“存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去年以来，提倡国企私有化的学者中有不少在当年均有 建设性的改革建议，此次表现得非常激进，应该有各自的原因，或许是专业思想的改变，或许是想吸引眼球，或许是急躁所致。一般而言，国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为自由化问题。本轮经济改革在前二十年，基本上是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的。到2003年初，以国资委成立为标志，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脱胎换骨，盘踞于产业上游，与中下游的民营经济集团构成楚河汉界的对峙之 势，2004年对钢铁、电解铝产业的整顿以及2008年的“4万亿计划”的“国进民退”运动，便发生在这样的格局之下。所以，国企改革的首要课题是破除垄断，给予民间一个同台竞技的环境。
第二个层面是国有经济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在整个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层与上级“婆婆”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党组织的关系，企业内部厂长与书记“谁说了算”的讨论等等，无不围绕着管理制度的变革，进入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更是在制度上将这一改革往前推进。然而，到今天，再来观察却会发现，强大的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越来越变成“政府型企业”，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央企的干部任命居然是由国资委及执政党的组织部联合宣布，企业创造的利润也绝大部分留存为部门利益，所谓“全民企业”实质已蜕变为“政府企业”及集团利益。
因此，与其纠结于国有企业的“存废”，倒不如在本次“两会”上，认真地研究如何改进国企的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务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职，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全社会的福利；第三，改变120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法制水平越低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对于中国最庞大的经济主体–国企，未来如何进行监管，形成更加完善的国企国资监管体系？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哪里？我认为，国企的利益必须民有化，否则不管是反腐败还是收入分配改革或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没有办法实现。
当前国企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比如国企带来的资源浪费，如果没有国企，政府的很多权力部门就没有经济基础去腐败，去利用国企的资源做他们的私事，政府部门管制的这些金融资源和审批资源太多，这样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条件，给有权力的人提供了特别的发财致富的机会，但是对一般老百姓则不是这样，这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扭曲等。 因此，我认为，从很多角度来说，国企的利益必须民有化，否则不管是反腐败还是收入分配改革或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没有办法实现。
国企改革之所以非常关键，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
第一，国企的利润和产权的升值到底应该由谁来享受，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由此衍生出的是国企的经济模式也必须要调整，否则整个社会有限的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非常低，因为未来银行体系的呆坏账的不断出现会对中国经济制造更多的麻烦，而只要国企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主角，因为国企掌握的资源过多，整个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以及企业对投资的过度偏好就会继续下去。
我曾经做过很多研究，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敏感度就会越低。在全球七十几个国家中，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增长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考虑两个极端的现象，一个经济体完全是私有的，另一个经济体完全是国有的，那么在私有的经济体中，个人家庭和私有部门能够消费的财富会随着经济的增长通过两个渠道来增加：一是工资收入会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这是中国也有的情况，尽管我们看到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增长近二三十年总体来说是赶不上GDP的增长速度的，但大致这个渠道在中国还是有的；二是资产的升值，比如在中国，随着GDP的连年增长，土地的价值增长很多，房地产业和工业经济的发展都使土地增值很多，因此企业的产权价值也增长很多。比如在美国，产权和土地价值的增长速度一般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到三倍。
如果中国经济未来能打破所有制的障碍，哪怕未来只有6%、7%的经济增长，也同样能通过工资的增长和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给老百姓更多的财富，更充分地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样也可以使民间消费更快地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国有资产民营化的改革以及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可以做到这一点，进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民间消费也就水到渠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太多决策层的官员和他们的智囊并没有意识到，根本的障碍就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原因，这方面改革必须要进行，不然中国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必然会继续下去。
第二，国企改革必须包含的内容就是要重新考量过去十几年国资委所倡导的把央企做大做强的思路。当前，尽管国企的数量越来越少，但规模越来越大，很多央企染指了与其主业不相关的行业。
有很多的研究表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司现在越来越专业化，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国企正好是往世界潮流相反的方向走，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沪深300指数中的上市企业平均跨越的行业板块数在2000年年初是2.6，2010年则在2.9左右，说明国企的经营不仅没有向专业化深化，反而越来越泛。
事实上，我认为一个企业最擅长的最多是两个行当，因此，国企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分拆掉与主业无关的一些经营项目，向主业回归，以这种方式改变国企效率低的局面。
第三，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运行，我也做了很多研究。以各个国家比较的话，研究表明，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制水平就越低。从中国自己的数据来看，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行业的公平性竞争就会越差，因为国企背后的股东既有立法权，又有执法权和行政权，国家机器给国企提供了大量支持，有些国企甚至参与行业的立法等，这些都导致行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
很多人说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存在真正的市场竞争就行。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对，因为国企和民企天然是不对等的，平等竞争的概念在逻辑上就是难以自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要真正进行改革，要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原则，必须对国企进行改制。
第四，事实上，当前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各级人大没有哪一家对国企上缴利润的行为能进行真正的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从来没有对国企进行过听证或者问责，国资委在大的框架方面有些监管，但基本上国企的巨额盈利如何分配是不受制约的。
改革的方式可以把国资委转变成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其股份均分给全国公民，可以自由交易买卖，把全民所有制里面的所有者从虚的、不存在的变到实际存在的，落实到13亿中国公民每个人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只不过把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产权所有者给具体明晰化，具体落实。
我的另一个说法，是把这些所有者真正给请出来，知道谁是所有者。最理想的情况是国民权益基金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可以由13亿老百姓，也就是基金持有人或者股东决定，可以通过投票权选择、换掉或者是聘任新的董事会成员等。这样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全体国民可以从国有企业的分红中得到好处，也可以对管理层进行市场化的约束，这样的方式不仅全国性的国有企业适用，也可以推行到省一级的国有企业中去，当然这需要更细化的制度安排。
【全球化】
全球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除了以人为本，中国的城市化还必须考虑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这个因素比较年轻，但非常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从来就是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来源。在西方，城市往往发生在一个地区间或者不同国家间、文明间的商贸要地。今天，城市化和城市升级更是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了。
从全球化谈论城市化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进行。从政治面上看，主要是城市在国家间竞争过程中所能扮演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波全球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全球化不仅造就了新型的国家间的关系或者国际关系，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尽管全球化也带来了无穷的问题，例如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异（包括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异和一个特定社会内部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移民浪潮、民族主义勃兴等等，但全球化已经变得不可逆转。
实际上，自这一波全球化发生以来，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今天，也有很多人主张结合社会反对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来降低全球化的水平。但实际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现在各国都在加紧竞争最优的人、财、物，提升国家的发展水平。竞争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强化。
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既是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再难以不受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中国能够把城市体制改革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当领会到城市体制改革的意义，也可以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城市体制改革的动力。
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战略
首先在国家层面来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拥有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国际竞争战略。其次，在城市层面，城市当局也有巨大的动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现在的城市居民对城市具有高度的认同，对外在的发展极为敏感，对城市的发展具有超前的视角。这些都必然转化成为他们对城市当局的压力。在亚洲，从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当局所面临的压力，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第三，较之主权国家，城市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优势来进行自我改革。
一般而言，城市都具有一定的自治程度。民主国家不用说，很多国家的城市都是自治制度。但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很多城市例如地区级以上的政府就拥有了立法权。立法权对改革很重要，这是制度优势。没有立法权，城市体制改革会变得非常困难。此外，城市体制的改革还有其文化优势，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认同。较之整体主权国家，城市更有条件来创造一种结合地方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城市文化，从而成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软力量。
如果结合以人为本、全球化，人们比较容易看到塑造城市认同的重要性。城市化和城市升级离不开人们对城市的认同。说到城市就要说到人的认同问题。城市认同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软力量。城市化成功不成功，主要看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对这一城市的认同。一个城市的居民如果对这个城市认同度很高，那么表明他们的幸福指数高，他们对城市更具有责任感，城市化是成功的。
但如果人们对这个城市认同度很低，不管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国内生产总值（GDP）大不大，城市化很难说是成功的。再者，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城市认同又有了新的维度，那就是外来人口或者移民尤其是国际移民的城市认同度。全球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包括人、财、物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流动，例如文化和思想。全球化以前也有，但从前的全球化无论从规模和速度上说不可和现代这一波相比拟。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国际性人才的流动性。因此，这里所说的城市认同问题既和人才流动有关，也包括国际人才的城市认同问题。
与农业社会不同，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知识经济最为重要。知识经济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是人才经济。经济的竞争在很多方面表现为知识的竞争，尤其是在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之后，如果再要上一个台阶，知识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知识的载体是人才，而人才的主要载体是城市。再者，城市本身的管理也需要人才。一个城市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主要是国际化的发展和管理经验，就是能够把那些城市化的国际最优实践统合起来，形成自己系统的城市。在亚洲，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一个城市的人才素质决定了这个城市其他所有方面。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对各个国家都是个难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吸收不到外来的人才，而且连自己的人才都往外跑。很显然，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各个人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都在城市内部竞争，竞争包括职位在内的各种资源。竞争也很激烈，但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分地方化，竞争不仅产生不了人才，反而扼杀人才，淘汰精英。
在亚洲的很多城市，人才的各方面都做得很不错，不仅培养自己的人才，留住自己的人才，而且也能够吸收和留住外来的人才。这些年来，这些城市都在加大力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各个领域都有。
“走出去”的目标是培育跨国公司
傅 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2002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规模仅为27亿美元，但到了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普华永道新近发布的报告则显示，2012年中国投资者进行的海外并购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652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长54%。商务部预计，到“十二五”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达到500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将达到2500亿美元。
尽管中国资本踊跃外投，但提起“跨国公司”，很多人依然会很自然地想到外资企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表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资本规模、技术、品牌等，在国际竞争格局中还只是“跟跑”。
早在2009年，世界知名刊物《新闻周刊》也刊发文章称，虽然“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它的顶级公司依然榜上无名”，充其量还是“没有品牌的巨人”。有关部门尽快将培育跨国公司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分层次、有目标地推进，尽快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规模匹配。
“走出去”后劲乏力
培育中国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对于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来说，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永远都是“在路上”。而且，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许多事情不能只做概念，而必须与时俱进、落地有声。
我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将培育跨国公司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分层次、有目标地推进。近些年，国务院国资委虽已提出要发展30-50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但主要是着眼于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与央企，而没有顾及更具机制优势与发展活力的民营企业。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一个专门的指导机构，根据各行业的特点、企业的资本规模和海外经营能力以及跨国经营程度，遴选部分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分层次推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我们要尊重事实，但不能固守现实。我认为作为战略的推进，首先是鼓励，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大胆地“走出去”，暂时走不出去的，也不能坐井观天，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已成为主导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各种资源配置中，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有效的组织者和最有力的号召者。要想不被光辉淹没，只有自己发出光辉。
当众多企业站在国门边上逡巡而不敢动时，最该反思的就是我们的管理部门。美国、日本、韩国跨国公司的成长经历都已证明，政府的推动是加快跨国公司发展的原动力。美日韩三国政府，为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他们在战略上高度重视本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对海外投资制定了可操作的规划和指导方案，并提供强有力的财政与金融支持。比如，对国外投资收益采取税收抵免、税收减让，实施海外投资保证与保险制度，建立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等等。如果我们的企业没有制度和政策底气，虽然看到了机遇，光凭单枪匹马去抗风险，是很难的。
增强扶持力度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跨国公司的扶持和促进体系仍不够完善。这突出表现为企业境外投资融资渠道较少，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对外直接投资保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对外投资法规体系不够健全，政府对境外投资信息支持力度较弱等。由于企业想要的政策远远达不到企业的心理预期，因此，企业“走出去”的心理犯怵，极大抑制了企业“走出去”的冲劲。
因此，我们要注重两个方面，一是保护性政策，二是金融性支持。前者是需要国家继续完善政策法律体系，简化审批程序，制定促进措施细则，建立企业“走出去”支持体系，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跨国经营。后者是需要国家对跨国公司予以更大的资金支持。跨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对外项目投资往往资金需求量大，而企业主要依靠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支持。由于贷款审核机制严格、程序繁琐，企业贷款很难及时批下来，错失了不少投资良机。同时，一些地方目前还没有大的担保公司相配套，造成企业“走出去”的资金掣肘。而目前，我国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面对“一多一少”资金供求，国家完全可以拿出部分外汇，建立一个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专项资金。
企业“走出去”只是手段，目的是参与全球化竞争。为实现这个目的，除了直接投资，我们做得更多的当属海外并购和重组。在这方面，我国也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联想通过并购IBM个人电脑，吉利汽车通过并购沃尔沃，都快速跻身于世界500强行列；三一重工通过并购德国机械制造巨头普茨迈斯特，牢牢站在了世界机械行业的顶峰；中石油也是通过一系列海外并购，实现了规模快速扩张。因此，国家要鼓励有条件的国内企业，目前以跨国并购和联合重组为实施重点，按区位优势进行价值链配置，培育出一批工贸结合型、综合商社型、金融型和生产型跨国公司。
【智库动态】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3访问团暨
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联谊会在京举行
2013年3月21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3访问团暨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联谊晚宴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七层协和厅举行，与会嘉宾欢聚一堂，交流思想，共叙友谊。本次论坛联谊晚宴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办，并得到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大力支持。
参加本次论坛的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3访问团成员、国家有关部委和相关机构，清华、北大、中央党校等知名高校，欧美同学会，公共管理和商界精英以及哈佛大学中国校友等。此外，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哈佛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王辉耀博士，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Steve Kelman先生，以及国际领袖基金会首席执行长、哈佛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董继玲女士作为演讲嘉宾在席间作了精彩发言。
本次论坛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校友、中晟科学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彭磊主持。彭磊在开场白中，首先对参加本次论坛晚宴的嘉宾和肯尼迪学院访问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提出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在促进中美人员交流合作方面的重要性，并希望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成为中美两国深入发展的纽带。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3访问团的每位成员在晚宴开始都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使晚宴在活泼、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哈佛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王辉耀博士首先致辞。他在致辞中首先欢迎各位嘉宾来访北京，肯定了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地位以及在中美交流中的作用，并着重介绍了中国海外留学生情况。他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的人数达到300万人，其中有100万人选择回国创业，同时更有大批海外华人选择通过在中国和海外直接往返工作的“海鸥”方式来参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在积极推进中美直接的文化交流，并于2009年推出“10万人留学计划”，旨在促进美国人来中国留学。同时，哈佛肯尼迪学院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共有超过1万名学员参加肯尼迪学院的MPA和MPP的培训项目和课程。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Steve Kelman先生在致辞中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虽然自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如环境问题、社会民生问题等。但在媒体开放、公共管理等方面成效显著。他希望以后能借助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
国际领袖基金会首席执行长、哈佛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董继玲女士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当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在迅猛发展的今天，很多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正不断推进改革，同时不断调整和纠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此，面对如此庞大、变化如此之快的中国，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并用全面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并希望那些怀揣“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年轻人能奋发图强，为中美的互利共赢做出贡献。晚宴结束后，参会人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并探讨了下一步进一步合作的相关意向。
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于今年1月13日晚在北京国际饭店正式发起。150名哈佛大学中国校友们相聚北京，架起了一座哈佛大学与中国公共政策的交流桥梁；校友们在碰撞和交流中凝聚共识，在成长和发展中提升价值；公共政策论坛旨在激发更多的中国青年从事公共服务的热情，从而推动中国公共政策朝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CCG参加中国人才研究会分支机构工作会议
3月21日，中国人才研究会分支机构工作会议在北京西苑饭店举行。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李有慰，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原司长刘宝英、尚春博，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克实、原副院长吴德贵，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书记郑其绪，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抗美，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主任王辉耀，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中心主任王建新，以及18个人才专业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柳学智主持，各分会、专业委员会的领导详细介绍了各分支机构2012年的工作总结与2013年的工作设想，并就分会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代表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筹备组，向中国人才研究会、各兄弟专委会的领导们介绍了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背景与意义，表达了未来对国际人才专委会在国际人才研究方面工作的信心，并提出了对总会管理创新、各专委会加强互动交流等多项工作建议。
CCG赴纽约参加国际猎头协会2013年年会
3月7号上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王辉耀赴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猎头协会2013年年会，并应国际猎头协会邀请在大会作了“中国发展需要海外人才”的演讲。国际猎头协会是全球最权威的猎头行业组织，会员遍布世界各地，已经有53年的历史。年会讨论了国际猎头行业中最热门的话题–如何寻找人才、企业董事会人才、全球人才的工作发展趋势，以及现代科技与人才、中国人才发展等诸多话题。
来自全世界多个国家的知名猎头机构和近200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国际猎头年会。全球猎头行业每年的收入达到100亿美元左右，遍布所有的行业。而在中国才开始起步，但增长很快。王辉耀认为，中国企业占全球猎头行业的收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不相称，因此，需要大力发展猎头行业，重视国际人才竞争。
CCG参加印度Growth Net国际会议发起的首届论坛
3月10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从纽约来到印度新德里，应邀参加印度Growth Net 国际会议发起的首届论坛。这是一个新的有关世界新兴国家发起的The Growth Net论坛。论坛讨论如何保持新兴发展国家经济的增长。论坛发起者包括达沃斯论坛的前论坛总经理以及九个机构。印度外交部长Khurshld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许多新兴国家，国际组织的政要和有关智库专家参加了该论坛。泰国前副总理Chaipravat、英国前贸易和工业部部长Hewitt、香港亚洲协会主席陈启宗、印度Tata集团副主席Ramadoral，中投公司代表等出席了论坛研讨会。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Ahluwalia、联合国工发组织秘书Panitchpakdi,WTO 副总干事Yerxa也在会上就新兴国家发展趋势参与讨论。Ahluwalia说，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次是美国和印度。
在印度期间，王辉耀主任及与会嘉宾还专门参观了新德里的甘地纪念馆，他们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度有10亿人口，英语普及，嘉宾们认为印度开始重视教育和人才，未来会成为很有竞争力的国家。
CCG应邀赴浙江省委组织部做专题讲座
2013年3月2日，应浙江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办公室邀请，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资深研究员王辉耀博士为浙江省组织系统领导干部作了题为《国际人才竞争与浙江人才发展战略》的讲座。王辉耀博士从最新的国际人才动态出发，介绍了国际人才竞争的新形势、机遇与挑战，以及各国人才政策分析与借鉴，着重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关于浙江人才发展的若干建议。
讲座在浙江省委党校举行，浙江省委组织部人才办副主任江美塘主持了讲座活动。讲座结束后，王辉耀博士应邀参观了杭州未来科技城，并与杭州海创园、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