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赵穗生：抗疫不是制度竞争，合作没有输家

  ■ 赵穗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鹅”面目给全球化带来巨大挑战，加剧了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程度。首先，疫情给全球化带来非常严峻的现实挑战。当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跨国合作与民族主义、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这两股力量处在历史性的交锋点。从当前形势看，两股力量都非常强大。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博弈的结果通常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战争、瘟疫等重大的灾难，人们会对全球化、国际合作、民族利益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二是出现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国或领袖人物承担领导责任，比如美国的华盛顿、罗斯福、里根，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等，他们以其卓越的领袖素质思考全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改变历史进程。面对波及全球的疫情，灾难呼唤大国承担责任、领袖人物出来改变历史进程。什么是全球化呢？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决定对其他国家都有影响。这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疫情绝对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疫情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会对全球化产生影响，同样也要求用全球化的合作和协调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汇集全球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来共同应对。近期，各国的一些学者、政府官员甚至政治领袖都在推动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如举办G20峰会以及一些学术研讨会议等，这表明合作的势头相当强劲。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势头也很强。一些国家加强国界封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非常兴盛。在全球化条件下，疫情传播有一个过程，总是从一些国家开始，逐步蔓延扩散到其他国家，所以有些国家通过封锁国界、以邻为壑，来应对危机。这是反全球化的方式。应该看到，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不光是在疫情以后发生的。目前这一波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后，其特点之一是每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程度不一样，导致一些国家对全球化不满。这种反全球化的力量在一些国家非常强大，甚至可与全球化力量相匹敌，近些年已经导致了全球化在北美和欧洲的倒退趋势。目前的疫情危机出现在两股力量激烈博弈之时。在最需要全球化解决方案的时候，面对的是反全球化的挑战和全球化的倒退。这个时候就呼唤领袖，需要有远见的大国承担政治领袖的责任。二战以后，美国在历次国际危机当中曾经承担过大国领袖领导责任，但是最近这些年在推卸责任，不断退群。在最需要国际领袖的时候，世界面对的是领袖的缺位。3月27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强调两国要排除干扰，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歧视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病毒无国界，它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它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富人还是穷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这种时候政治领袖的重要作用表现了出来。但是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目前仍然存在对全球化的不同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应对疫情的方式。中美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完全一样：美国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强调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中国的全球化强调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跨国化、文化的多样化。有人认为这是两种政治制度的竞争，我认为这是一种治理方式和文化的差异。治理方式多样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很重要。这些不同是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造成的。重要的是应对危机的效率和结果。要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要互相交流信息，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各种双边、多边协调和沟通机制很重要。中美两个大国更应该相互沟通，相互尊重，相互支援。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大国领袖一定要从人类命运与共这个角度，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仅仅从本国利益、独善其身的角度，不可能找到解决全球化中出现问题的方案。其次，疫情之下大国开始重新认识共同利益。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增长给本国带来了安全感，但是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安全感。美国之前的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军事安全，认为大国关系是零和游戏。此次疫情危机出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大国关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根本不是零和游戏，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能通过零和游戏的方式解决。过去我们说“安全两难”，指的是“我的安全就是你的不安全”，现在是你的不安全就是我的不安全，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安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气候变化、跨国犯罪、核武器扩散等，这些各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安全问题，基本都是以非传统安全形式存在的。疫情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非零和”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全球合作才能加以解决。疫情暴发之初，很多人站在旁观者角度用反全球化的方式对待疫情，但最终砸了自己的脚。这次疫情对全球各国的冲击，比“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影响都要大，只有从全球化的角度合作来找到解决方案。我现在很担心的是，美国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形成了一种“脱钩”理论，主张与中国脱离接触，要对在全球化过程中根据比较优势最优化组合形成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人为重组，这种人为重组使得世界经济恢复的成本非常高。虽然这样有些国家可能会感觉安全一些，但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完全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疫情后会出现一些全球调整，这可以理解，但要人为重组全球价值链极不理性，这就要求大国领导人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寻求解决问题的合作方式。虽然中国的疫情目前得到控制，经济开始恢复，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疫情不解决，经济不恢复，中国的疫情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反之亦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最后，大国一定要发挥领导作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目前全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像疫苗研发，各个国家几乎都是关起门来自己搞疫苗，像是国力竞争一样。大国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不光是大国之间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中小国家。中国目前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我想美国动员起来以后，很快也能控制住疫情，但最害怕的是疫情在非洲等欠发达地区蔓延。目前，我对美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比较失望。二战以来，美国能在全球得到认可，不光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也是因为在历次危机中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但是这次没有，因为美国仍在“美国优先论”和单边主义影响下。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展示大国风范、大国风度。近期，中国捐赠给美国纽约州1000台呼吸机，美国人民很感谢，中国有能力向更多处在灾难中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有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作为大国可以通过各种双边尤其是多边机制合作，如G20、联合国以及各种功能性组织等，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当前，美国遇到了很大挑战，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很快沉沦下去。有个词叫“wake up call”，重新唤醒，美国一开始反应慢，但是它的动员和纠错能力很强。我认为，这完全不是一个制度竞争的问题，而是治理能力的竞争。近些年美国治理能力弱化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过得太舒服了，这次疫情给美国敲了一次警钟。美国会犯很多错误，但是它终究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文化历史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美国不会照抄中国的作业，中国也不会走美国的道路。中美之间一定要加强合作，加强理解，共同对抗全人类的共同敌人，通过共同合作来造福世界和人类，包括进一步促进全球化发展。近日，中国有100名学者发表联名倡议，美国也有近百名学者高官联合呼吁放下成见，加强合作，携手抗击疫情。这两件事事先没有任何协调，是一种偶然巧合，这说明两边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要真心诚意地加强合作，因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没有输者，大家都是赢家，任何一国做得好都不仅是对自己有益，对其他国家也有益处，相互指责没有任何意义。我个人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说的这句话：“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一定要有正常的平等心态来相互合作，合作不排斥竞争，竞争和斗争是两回事，竞争不是把哪一方打败，而是通过一种良性向上的互动来增进共同福祉。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20年4月16日

  2020年4月22日

• 赵穗生：新冷战思维在美或成政策现实令各界担忧

  ■ 赵穗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近期以来，由美国前政要、学者、商界人士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致总统特朗普及国会联名公开信引起美国各界持续关注与讨论。公开信以"中国不是敌人"为题。据报道，截至8月5日，联署人数已从最初发表时的100名上升至187名。　　公开信指出敌视中国对美国无益，这种做法或将孤立美国。该信强调，所谓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恐惧被夸大了，中国参与并维护国际体系以及携手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至关重要。　　这封公开信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前美驻华大使芮效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美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和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执笔。　　日前，在公开信上联合署名的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网独家专访。中宏网记者：这封公开信以"中国不是敌人"为题，作为联合署名作者之一，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次联署行动的背景情况？赵穗生：以今年二月份出现的美国亚洲协会和圣地亚哥我的导师等人所写的《改变路径》研究报告为代表，对于特朗普政府毫无章法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同时，也提出一系列相对理性，又有既定政策目标途径的政策建议。　　在此政策建议之后，有一些对华政策持更加温和态度的学者，也就是这次公开信的发起者，包括史文、美国前代理助理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倪云裳、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其实也酝酿了很长时间。今年一月份在卡特中心开四十周年会时，他们已经在谈这个问题，我也跟他们有些交流。大家都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所谓脱钩，包括在人文交流各方面脱离接触，尤其是美方的直接打压，大家都非常担心。在此背景之下，七月份就出现了百人签名的公开信，更进一步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而且提出新的政策方向。中宏网记者：G20峰会后，国际社会寄望中美关系回归理性轨道，但是，近期美方又故伎重演，单方面提出加征关税主张，严重背离中美元首共识，您对此怎么看？赵穗生：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尤其是在没事先跟中国方面沟通的情况下，在第12轮谈判刚刚结束，就单方面提出对3000亿中国出美产品征收10%的关税，导致中国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贸易谈判面临走向破裂边缘的危险，中美贸易战正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　　这样一个现状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为什么说是一种很必然的结果？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到目前阶段必然产生的一个现象。　　这个大背景就是中美关系经过40年起起伏伏之后，在最近这些年出现非常多积累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逐渐走向全面的对抗和一种对峙的局面。这种对抗和对峙已经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政策层面，也不是在某一个具体议题上，而是在一些新的方面，因为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新变化。8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美百名学者联合署名公开信有关报道。中宏网记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无疑是其中关键一环。您对经历40年起起伏伏之后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去年以来中美贸易对峙日益加剧等新形势如何研判？赵穗生：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中美关系出现这种僵持，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所导致，比如贸易逆差，或者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它是以往很多年中美关系问题积累的爆发。　　这种积累的爆发产生一种危机，不仅仅是一种危机管理的模式，具体到谈判层面上能够很快找到解决方法，它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牵连，跟第二个变化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个别议题、个别政策上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问题都连在一起，贸易、经济、外交、地缘政治，台湾问题、新疆所谓人权问题等各个方面连在一起。导致不可能用某一个议题的解决来将这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累积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解决。　　第三，就是美国国内和中国国内的可能都呈现一种趋势，对于相互之间利益的冲突大家越来越看到，对于双方的合作或者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越来越悲观，尤其在美国，零和游戏的思维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两国都出现这种声音，尤其在美国，这种鹰派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强调合作强调共赢的鸽派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即使鸽派有声音，比如说7月份的这份公开信，基本也处于守势。他们认为，尽管有这么多挑战，尽管中美之间需要合作，但是，这些问题的积累必须面对。对于中国的很多变化，他们基本上不同意特朗普的这些做法，但是，对于问题本身并没有回避。某种程度上，在美国国内业已形成共识，对中国需要更加强硬的方式，但是究竟怎么强硬，看法不一。　　第四，在这样一种贸易战的背景下，这种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出现相互之间可以各自建立自己主导的一些经济或者政治上的一些中心。所谓新冷战，两极世界所谓的脱钩一类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可思议的政策，居然在很大程度变成一种政策的现实，尤其是在美国这方面成为政策上现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五，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仅仅是在政策层面，而是国力的较量。从美国来看，他们认为中国这些年的崛起，中国国力的发展，不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的发展，对美国的霸权，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威胁，所以，他们对中国是要把这种威胁消除，而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政策层面上跟中国有分歧而要改变中国的政策。文章选自中宏网，2019年8月20日

  2019年8月27日

• 赵穗生：特朗普面临选举，重压之下何去何从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认为，特朗普在缩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时，同时却在扩大与其他国家的逆差近日，中国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中国赴美留学生警惕学业受到影响，前段时间美国政府更是取消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十年美国签证。由此窥见，中美之间的博弈与猜忌渐渐扩大，由于近期以来第十一轮经贸谈判受挫，外界对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走向都相对悲观。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近期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中美之间都承担不小压力，很多驻中国的跨国企业在局势未明之前已经纷纷采取行动，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压力则是选举，他在重压之下让步的可能相对较大，但取决于中方提供什么样的台阶。如果中美贸易战开启持久战模式，中国的体制更有优势。外媒：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是中美谈判之间的最大变数，这一点是各界的共识，但同时是不是可以说，特朗普的唯一确定性因素是他会坚持不让步？赵穗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需要给选民一个交代。按特朗普的说法就是，美国需要做出短期牺牲，换来长期的好结果。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还是为美国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很多人也认为，特朗普对中国提的一些要求有道理，比如知识产权问题，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的时候也会担心技术随时被中国拿走，所以他们也相信长期是一件好事情。但问题在于这个“长期”要等多久，因为25%的关税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要撑过一年都很难。外媒：这可以理解为特朗普版的“共克时艰”，但关键在于美国民众能够承受多长的期限。赵穗生：以我所在的州举例，负责出口猪肉、牛肉的企业虽然在贸易战中损失很大，但这些企业仍然支持特朗普，如果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达成协议，他们做出牺牲还是可以的。其实这部分出口虽然数量不小，但是占美国整个的出口市场比例不大，并且企业还可以开辟其他国家的市场。中国在整个基础产业链上有劳动力优势，但是美国现在正在慢慢掐断整个产业链，并且可能性非常大。刚才提到的滑雪手套制造厂，负责人曾告诉我，他们已经做好了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打算，所以他们之前就在越南开了一家工厂，在欧洲也开了一家，逐渐把生产往越南转移。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在减少与中国的贸易赤字时，同时却在增加与其他国家的赤字，总体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对中国的打击就大了。这些工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不过，即使没有贸易战，这些企业也会慢慢转移出中国，因为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已经逐渐接近企业难以承受的地步，但是越南、墨西哥、南美和非洲和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外媒：产业链转移并不是某个国单方面可以操纵的，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得各方利益深度交叉，另外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以及人工的教育水平都不是朝夕之间可以被代替。但美国决策圈中鼓动中美脱钩的势力越来越大，美国真的能完全做到与中国脱钩吗？赵穗生：不可能完全脱钩，但美国可以渐渐展开行动。刚提到的越南这些国家，也在想办法吸引产业的转移，抓住这一波发展机遇，所以他们也在逐渐打造相关基础设施，中国当年也是从这个阶段慢慢过来，不能说中国人能做到，其他国家做不到。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体系，生产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其他地区和国家也可以做到，但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几个月就能完成。最近，上海美国商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在特朗普的关税压力下，前几个月还有很多人认为可以企业可以撑一段时间，而自从5月份特朗普决定将关税上调至25%之后，70%的产业都预计要从上海转移到越南这些国家去。美国商会的人认为，在中国本来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25%的关税，已经难以为继。但是又不能立马就把产业转移出去，所以就出现了慢慢转移出去的倾向。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己慢慢建立一条产业链。外媒：如果特朗普的决心不能维持超过几个月的话，这些企业是不是就不用面对这样的选择？赵穗生：现在很难预测，如果特朗普能够让中国做出让步，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协议的话，是双赢，对企业有利、对中国有利、对特朗普本人也有利。但是谁也不敢做这样的预测，尤其是特朗普突然变卦之后，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更大了。不管怎么说，中国会受到损失，但是这个损失不会是致命的，中国曾经承受过更大的损失，都挺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次也可以挺过来，而且中国所遭受的损失不会让外界了解清楚，美国人不会清楚，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清楚。所以中国最后也可以宣布打赢了贸易战，特朗普也可以宣布他赢了，其实特朗普是因为撑不下去才说打赢了，而中国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然后说自己赢了。外媒：有一种分析认为，为了使得中美协议更好地服务于特朗普赢得大选的目标，对特朗普来说，晚一点达成协议可能时机更好一些。赵穗生：我觉得特朗普现在就很需要协议，等不了那么久。虽然特朗普一直在吹嘘自己的政绩，但其实已经乏善可陈，没有实际的成绩拿出来。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也没有取得实际进展；委内瑞拉局势上，美国本来可以轻而易举拿下，但现在看起来也遥遥无期。所以，特朗普拿不出像样的成绩，他急需在中国方面有所突破，这对他很重要。但目前看来，双方都拿出了打持久战的架势，不会轻易做出妥协。至于特朗普一直引以为傲的美国经济，在我看来底气并不足。因为到今年为止，美国已经经历了经济增长的最长周期，11年了，历史上没有过，这意味着，即使没有贸易战，美国也已经要步入下一个周期了。我预计这个周期已经开始，但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但下个季度的GDP增长预期已经被调低了，如果下季度从2%的预期降到1%，再下一步就有可能衰退，也就是负增长，这一点完全有可能。现在的通货膨胀还没有达到2%，美联储定的标准，但贸易战肯定影响了通货膨胀，产生了财政赤字。加关税的正面效应完全被财政赤字的负面效应抵消。特朗普宣称加税是由中国买单，但其实是美国消费者买单，尤其是中低层的消费者，加税带来的好处其实是被本身收入就高的公司老总获得了。民众为贸易战下的消费品买单，价格调高同时对通货膨胀施加压力。如果危机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出现，产生滞胀（stagnation）就更可怕了，也就是经济增长减慢，但通货膨胀没有变化。现在通货膨胀还在可控范围内，但是我对未来的变化并不乐观，很多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历史上连续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本身就不可持续，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根据各种数据以及美国的前后政策，我直观觉得美国经济会出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并不仅仅是因为贸易战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有多大，而是美国经济本身的问题，再加上体制因素以及政客的选举压力，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客观来讲，贸易战对美国的压力确实比中国大。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中国的体制优势在就体现出来了，中国有能力和美国打持久战，但美国不行，美国总统要面临选举压力，最长在任时间也就两届，中国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特朗普现在就要担心，如何度过今年年底，要看今年下半年，民主党初选选出谁，如果拜登（Joseph Biden）获胜,与特朗普也是旗鼓相当，现在特朗普的民调就低于他，就连桑德斯（Bernard  Sanders）都超过他了，所以特朗普很悬。我并不看好特朗普，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他。特朗普现在承担的压力，中国政府都没有，所以即使中国遭受的损失大于美国，中国老百姓不会知道，或者说知道得很少，中国国内对媒体的管制也是空前严格。有些中国媒体甚至黑白颠倒，说是美国人把150页的协议改成了105页，可见中国民众接触的信息太少，舆论完全可以被控制住，中国还可以动员爱国情绪，用“不接受不平等条约”稳住民众。而美国媒体对特朗普并不友好，此外，他还面临很多问题，几近于四面楚歌。家族税务问题被调查，步步被紧逼。他现在唯一能拿出来的一件事就是对美国经济复苏有很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以此为赌注，与民主党博弈。早些时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到白宫和特朗普谈，一分钟不到双方就炸了，特朗普真的是四面楚歌，他现在正拿所有东西作为赌注，拿美国的国运做赌注，我感觉他正把美国推向悬崖。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打得过中国？中国肯定挺得住，尽管中国损失比美国大很多，但大部分中国民众未必会有切身的感知。文章选自国际关系通讯，2019年6月9日

  2019年6月11日

• 赵穗生：川普执政下中美不会成为敌人 也不会进入冷战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表示，美国现在对于大陆的态度是，“我了解不了解不重要，我是要跟你竞争”；至于中美之间是否已进入新冷战，以及双方是否为敌人，赵穗生则说，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的中美不可能成为敌人，也不会进入冷战。　　由中国时报与全球运筹与战略中心主办，台湾公益研究会与夏荆山文化艺术基金会协办的“时事论坛：中美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28日在台北举行。中国时报社长王丰、中国文化大学全球运筹与战略中心主任暨教授、全球两岸社会企业家学院院长赵忠杰均与会参与。　　赵穗生表示，从历史来看，大陆与美国建交时有三个因素去驱动的，分别为地缘政治、经济上的因素与改变大陆。地缘政治上而言，美国起码达到对抗前苏联的目标，但经济上与意识形态上都没有达到。美方的想法是，想要改变大陆、改变地缘政治，最后创造一个大市场，大陆在意识形态上相近后不会与美方发生冲突；而陆方想利用美国的资金与市场达到富国强兵，将经济发展起来。　　“但是美国很失望，中国这些年没有按照美国的这套思路改变，又很强调中国道路”，赵穗生如此表示。他说，大陆是威权体制加上半自由市场，这种发展在东方国家一定程度上相对成功，大陆的两位数经济发展证明这对它本身是适用的。然而，美国过去推广它的自由民主，但在推广过程中却又失败，用军事手段推广民主反而又引起混乱，其中美方又付出很大的国力与资源；而美国内则怨声载道，这让美国开始不当世界警察，认为管好自己就好。　　赵穗生表示，所谓的中国模式让中国发展起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又让西方这些年出现很多问题。现在美国开始认为，不要改变大陆了，因为也改变不了，现在则是要跟大陆竞争，竞争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过去想要改变大陆，给予大陆很多优惠；但美国骨子有竞争，川普能够选上总统也反映了美国民意：即美国要与中国竞争，美方不要去引导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了，要重新美国优先、美国第一。　　赵穗生表示，美国与大陆现在是完全竞争，尤其在川普执政下是经济上的竞争。然而竞争下去是否中美冷战已经开始？赵穗生则说，中美之间不可能是天然的伙伴关系，更不可能是天然的盟友，但是中美之间不一定要成为敌人。在川普时期也不可能成为敌人，因为他是位商人，没有全面的战略头脑，他是一位交易型的领袖，他只要能够找到能做成交易的事情就会满意。文章选自中时电子报，2019年2月28日

  2019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