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就业趋势》

    欧洲的就业形势正在恶化，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就业形势也没有改善的迹象。最近几年，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受到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在2008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尚未恢复的前提下，这一影响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2010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为5.1%，201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3.8%，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3.3%。

    世界范围内，2012年全球的工作岗位相比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的就业岗位削减了6700万，失业人数达到1.973亿人。根据预测，2013的失业人口将会增加510万，2014年的失业人口将会增加300万。

    最近两年经济复苏的迹象不明显，全球经济不但不能消除其与经济危机前的工作岗位的差额，也不能为近期即将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8000万新劳动力人口提供工作岗位。

    这一现象在欧洲地区尤为显著，自2010年以来，欧洲地区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近2/3。同时，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国内的高学历就业人口的增长放缓，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就业增长正在减弱。

    2012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1.4%，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2012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达到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增长率仅为7.8%。由于印度的GDP增长速度下滑到10年来的最低值4.9%，南亚地区的GDP增长速度下降了1.6%。同样，拉丁美洲、中东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也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一）全球劳动力市场进入了结构性失衡阶段

    全球经济危机发生近5年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从而更难以消除。一些长期失业者面临着被从劳动力市场抛弃的危险，这意味即使全球经济恢复，他们也不能获得新的就业机会。

    就业者中工作不稳定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有超过半数的发达国家的就业岗位中非自愿性的非全日制工作和临时工作的比例增加了2/3。2/3的新兴经济体的非正式雇佣关系的工作岗位的比例超过40%。妇女和青年人更容易面临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问题。

    青年就业者的失业现象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80%的发达国家和2/3的发展中国家都有青年失业率增长的问题。2012年全球年青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12.6%，约有7380万年青人处于失业状态，2014年这个数字将会增加50万人。而且根据预测，年青人的失业率在2017年将有可能达到12.9%。同时，2012年发达国家年青人的失业时间超过半年以上人口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28.5%增长到2012年的35%。

   

      工作不稳定不但对于就业者的个人和家庭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损害，因为频繁的更换工作或者长时间的失业会使劳动者失去熟练的劳动技能，同时也使这些职员失去了职场升迁的机会。

    与就业赤字相伴的投资短缺，也是就业危机进入新阶段的又一体现。大型商业和企业集团手里的闲置资金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却因没有贷款而不能进行投资，失去了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显示当前的投资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投资的不稳定同时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性。

    从2010年起，欧盟国家为了减少财政赤字，纷纷采取了紧缩型的政策，虽然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刺激金融市场和放松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手段来带动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从而增加更多工作岗位。然而欧盟国家的经济和就业形势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好转，而是在不断恶化。研究显示，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监管更有利于促进其劳动力市场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就业率。

    （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现状以及应对策略

    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应对其面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减少，纷纷采取了刺激国内需求的战略，采取这一战略的国家包括印度、拉丁美洲、南非和中国。随着劳动生产率增加，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也出现了增长。

    然而，这些国家的实际投资和劳动力市场也没能免受全球疲软经济的消极影响。不稳定的资金流加剧了实体经济的不稳定，同时也降低了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的可能性。

    下一步，除了规范劳动力市场并采取相关措施稳定资金流，这些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扩宽扩大国内需求的渠道。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案。

    第一，严格执行劳动力市场规范，从而保证劳动者的薪酬可以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如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严格执行对于其经济增长也十分必要。

    第二，放宽贷款条件，为中小型企业营造更好的商业环境。由于欧盟的中央银行为银行提供流动资金的措施并没有为实体经济增加贷款，这一措施对于欧盟区显得尤为紧迫。同时，对较少进行利润再投资的企业增加税收，而对注重投资和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则减少税收。

    （三）采取就业友好型政策应对就业问题

    当前的政策手段的先后顺序遵循着金融紧缩、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次序。也就是说，现在的政策措施的主要关注点是削减赤字，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然后才是增加就业岗位。因此，那些直接增加就业岗位和提高易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劳动者的经济收入的政策手段应该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既然实践证明当前的以金融紧缩为优先权的政策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需要用增加就业为主导的政策取代当前的政策。而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协议（Global Jobs Pact）》致力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的实现。这一协议对于下一步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分析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的作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没有得到平等对待的问题。为了纠正政府以往过于重视金融部门作用的不足，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将增加就业岗位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它对于确定失业率上限以及采取新的政策措施也十分重要。为了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权威监管机构，这一机构的只能包括监管劳动力市场和预测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劳动力市场监管机构可以防止政府采纳不利于提高就业率的政策措施，同时也可以建议政府废止没有成效的政策法规。

    第二，需要举办可以在国家、政府和社会团体间展开讨论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论坛。论坛的讨论结果虽然不一定具有权威性，然而这种咨询可以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和失业问题上为政府部门提供有效的意见反馈。同时，论坛可以与相关的国家劳动力市场监控机构进行合作，在劳动力市场监控和政策效力调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优先考虑就业岗位的政策转变将会带来更高的就业率，进而可以推动全球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当前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和高效的支持。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确保全球经济体之间的有效合作。消除现存的“损人利己”的经济政策，因为这些经济政策会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并危害全球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增长能力。2）打击跨境的非法资金流，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性。3）建立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从而更有效的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

    （四）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就业、工作质量和社会影响

    全球的就业形式还没有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恢复，2011年的就业率为60.3%，这比经济危机前的就业率低0.9%，这也意味着全球在2011年的就业岗位比经济危机前减少5000万个。

    全球各个国家的就业趋势也各不相同。其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率恢复较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率已经超过了经济危机前的水平。与此相反，北非和许多国家的就业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尽管各个国家的就业情况不尽相同，但全球在如何保持稳定的就业率恢复和增长方面有着许多相同的难题需要应对。

    首先，大多数国家需要应对青年和长期失业者的就业问题，这一群体在获得就业岗位上面临较大困难。80%的发达国家和2/3的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出现增长。平均来看，在发达国家有超过36%的求职者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处于失业状态。

    第二，在许多就业岗位增长的国家中，就业岗位大多是以短期的工作类型提供的。大多数就业岗位增长国家的就业岗位主要是非自愿的兼职和临时工。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非正式的就业岗位所占的比重仍然较高，三分之二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岗位的比例超过40%。然而，这一现象也有例外，下列国家不但实现了就业率增长，同时他们的就业岗位质量也保持了较高的质量。他们是奥地利、比利时、巴西、智利、德国、印度尼西亚、秘鲁、波兰、泰国和乌拉圭。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非自愿兼职和临时工作的比例出现了增长。例如，在欧盟地区，2007年的非自愿的兼职工作岗位占全部兼职工作岗位的22%，而这一数值在2010年上升到26%；2007年的非自愿的临时工作岗位占全部临时工作岗位的60%，而这一数值在2010年上升到62%。这种不稳定工作岗位的增加也会使一些国家的失业率下降。

    而不稳定的就业岗位（包括非自愿的兼职工作岗位和临时工作岗位）在奥地利、比利时和德国有所下降，而在东欧和南欧的国家出现了上升。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非自愿兼职工作岗位的比例相对较高，在2010年这一比例接近50%；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非自愿临时工作的比例高达80%。

    第三，经济危机导致了一半的发达国家和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的上升。同样，接近一半的发达国家和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同时，在获取教育、食物、土地和贷款等资源方面，不平等现象出现了扩展趋势。

    第四，根据相关预测，以及现在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的工作岗位将会在2016年底恢复到全球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同时现在的经济放缓也会影响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岗位增长前景。

    第五，较低的劳动生产率限制了投资的潜力、工资增长和消费能力。2012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大幅下降。从全球的人均产值2012年增长幅度为1.9%，低于前两年的平均值2.9%，同时也低于经济危机前的人均产值增长率2.3%。除了北部非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率增长都有所下降，同时发达国家和欧洲地区的生产率增长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速度。

    生产率的大幅下降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削弱了投资的额度。投资的增长速度在2012年继续呈现下降趋势，而以往投资状况一直较好的东亚地区在2012年也收到了影响。

    另外，经济环境不稳定、较差的投资和不断减少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形成的恶性循环开始阻碍员工的薪酬增长，进而抑制消费和社会总需求。全球范围的工资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2011年的工资平均增速为1.2%，2010年的工资平均增速为2.1%，而在全球经济危机前的2007年的工资平均增速为3%。

    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不但阻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也对就业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斯科特?R?贝克芝（Scott R. Baker）、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史蒂文J.戴维斯（Steven J. Davis）在2012年6月发表的《经济政策不稳定性的衡量》中指出，2006-2011年间，在经历了雷曼兄弟破产、欧元区债务危机和美国国债上限问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一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导致了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2%，商业投资下降16%，失掉了230万个就业岗位。

    （五）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以提高就业质量

    跨部门的就业岗位再分配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升级的关键步骤，这种再分配会使低劳动力部门出现大量人员下岗。同时，就业岗位的结构性调整也会使大量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尽管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小于部门内的改革，然而它对劳动力市场有着显著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结构调整可以降低不稳定就业岗位的比例。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相比，跨部门劳动生产率与不稳定就业岗位的减少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可以降低工作贫困的比率。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结构调整带动的话，则该国的就业贫困率将会出现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的高工资使得企业员工脱离贫困。同时，大批在农村就业的人口进入城市就业，也带动了就业质量的大幅提升。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对于青年人的失业率影响较小。经济结构调整对于青年人的失业率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而只会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的失业率有短期的拉动作用。相反的是，以就业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会大幅降低青年失业率，乐观的就业市场有利于提高年轻求职者的就业率。

    第四，经济结构调整不影响黄金年龄段劳动力的性别比例。经济结构调整不会造成男女劳动力在职场上的竞争力的现有状况。另外，劳动参与率越高，则就业者的性别差异就越小。同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随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性别差异将会有扩大的趋势。

    在2011年，发达国家的就业率回升了0.1%，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2%的就业增长率。同时，发达国家的就业率比前期的全球就业率（2007-2010）下降了1.7%，而发展中国家则下降了1.6%。

    从以上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的就业率还没有恢复到全球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同时就业的短期化趋势明显。从G20国集团目前的数据来看，拉丁美洲地区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土耳其等国家的就业率保持持续增长。而中国、欧盟、印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就业率则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

    （六）全球就业现状四大类别

    根据2007年以来就业岗位的增加状况和非正式工作岗位在2007年以后的增加状况，将全世界的就业情况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指2007年以后就业率增加，同时非正式工作岗位减少的一类国家。这一类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巴西、智利、德国、印度尼西亚、秘鲁、波兰、泰国、巴拉圭和乌拉圭。

    第二类是指2007年以后就业率增加，同时非正式工作岗位增加的一类国家。这一类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卢森堡、马耳他、土耳其和乌克兰。

    第三类是指2007年以后就业率下降，同时非正式工作岗位减少的一类国家。这显示了经济危机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是交互的，通常是较差的工作岗位首先消失，这对国家总体的就业质量有一定提升作用。这一类国家包括阿根廷、丹麦、厄瓜多尔、日本、荷兰、挪威、韩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南非和斯里兰卡。同时，这些国家的就业岗位也存在异质性。荷兰和丹麦两国的兼职岗位比例最高，两国大量依赖这种工作岗位来提高他们的临时就业率。与他们相反，西班牙则通过临时工作岗位的减少来提高了本国的就业质量，它在2009年西班牙国内的大批劳动者从临时工变成了失业者。

    第四类是指2007年以后就业率下降，同时非正式工作岗位增多的一类国家。这一类国家数量众多，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保加利亚、加拿大、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瑞典和英国。

    分析显示，奥地利、比利时、巴西、智利、德国、印度尼西亚、秘鲁、波兰、泰国和乌拉圭这一类国家，在增加就业率的同时，通过减少非正式工作岗位的数量来提高了就业质量。而像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其就业率没有得到提高，然而，临时和不稳定工作岗位的数量却处于上升状态。

    （七）国际就业人口的收入不平衡问题

    由于失业人口的增加，收入减少和经济增长放缓等现象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关注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衡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超过一半的发达国家和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衡问题出现了缓解。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衡问题远远比发达国家的严重。根据44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显示，其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50%，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的收入只占到全国总收入的5%，详见图4。

  

    不同群体对教育资源获取程度的不平等进一步固化了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同时也削弱了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能力。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也对就业、薪酬和健康等问题产生影响。良好的教育可以使劳动人口获得劳动技能，提高他们获取工作机会的能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议价能力。

    然而，全球内不同国家的国民接受教育的现状有很大差别，在一些非洲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塞内加尔），年龄大于25岁且完全未接受学校教育的人口比例高达60%以上，而贫困家庭未接受教育者的人口比例远远高于这一数值。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增大，辍学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全球经济危机后，由于不能负担学费，在孟加拉国、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家，出现了大批在校学生辍学的现象。这些适龄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帮助他们的家庭增加收入，以便购买必须的食物。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到2015年将会有超过35万在校学生不能完成他们的小学教育。

    金融危机后，全球面临着较低的就业岗位增长和有限的财政刺激空间，许多国家希望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刺激其本国经济的增长。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在金融危机后的这段时期，以减少劳工保护政策和分散劳工集体谈判能力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8年到2012年3月，131个国家中有40个国家修改了他们对正式雇员的保护条款，主要是遣散费和通知期限进行了修改。其中60%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放松了对正式雇员的保护条款。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中尤为突出，其中有76%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放松了对正式雇员的保护条款。

    在同一时期，131个国家中有25个国家对因经济原因的集体解雇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其中有15个国家简化集体解雇的相关程序或降低相关要求。许多发达国家对于就业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修订，其中有76%的发达国家放松了对劳动者的保护政策；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独联体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60%的国家放松对劳动者的保护政策；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有50%的国家放松对劳动者的保护政策。与以上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则没有国家放松对劳动者的保护政策，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国家对于本国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

    另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改善财政状况，许多政府冻结或下调政府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薪资。根据对可以获得相关数据的45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2008-2011年间，共有27个国家采取冻结或下调政府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薪资的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普遍，在参与调查的35个发达国家中有22个国家采取了上述措施。同时10个参与调查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5个国家也计划采取冻结或下调政府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薪资的措施。欧盟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冻结或下调政府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薪资的措施，参与调查的欧盟国家有80%采取了这一措施。其中薪酬下调最大的国家有两类：一类是包括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在内的经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另一类是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罗马尼亚在内的GDP大幅下降的国家。相反的是，包括阿根廷、香港和新加坡在内的经济增长的国家和政府则提高了其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薪资水平。

    在社会保险福利和养老金方面，接受调查的71个国家有31个国家采取了消减其社会保险福利和养老金的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显著，在金融危机期间有65%的发达国家会至少采取一条措施来消减社会保险福利。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8%。欧盟也倾向于采取削减社会保险福利的措施，80%的欧盟成员国采取了这一措施。

    政府对社会保险福利的削减有多种形式。一些国家采取养老保险改革的模式，通过消减养老金（包括匈牙利、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和摩尔多瓦）和提高退休年龄（包括阿尔巴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和西班牙）。其他一些措施包括减少失业救济的额度（包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爱尔兰、拉脱维亚、荷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瑞士和乌克兰）和减少病假津贴的额度（爱沙尼亚）。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在扩大养老保险范围（智利、印度和乌干达）和提高养老保险额度（阿根廷、亚美尼亚和佛得角）。

    （八）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由于经济和政策的不稳定使得私人投资机构和企业转持现金，延缓投资项目。在货币政策不能够刺激投资的情形下，为融资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为商业投资提供奖励和为国内消费提供政策支持都有利于鼓励个人投资。政府部门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被证明对于私人投资有着长效的推动作用。

    为了鼓励资金流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项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主要来源于投资金融环境的恶化。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小型企业债务融资环境严重恶化。因此，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贷款资源是刺激企业投资的关键因素。考虑到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的种种限制，大众银行（Public Bank）和合作伙伴的直接投资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更为有效。

    第二，盈余经济体需要积极应对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劳动收入和未来就业岗位的不稳定将会降低消费者信任度，从而增加家庭储蓄，进一步增加商业环境的不稳定，促使企业降低投资。政府需要采取巧妙的政策来为经济恢复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持，并需要进一步鼓励投资。另外，以上措施也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考虑到社会不稳定因素反过来会导致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创造就业岗位，减少正在增加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第三，增加公共投资，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公共投资在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和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公共投资可以带动私人投资，大量的公共资本的投资作为企业的免费投入，将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根据国际劳工研究所的全球经济关联模型（Global Economic Linkages Model）显示，在2012年第三季度，占GDP为1%的公共资本投入将会带动占GDP为0.2%的私人资本投资。这一带动作用将会在2014年的第二季度达到最高点。例如，在澳大利亚的宽带设施建设中，公共资本只投入了宽带建设所需资金的11%，剩余的建设资金则完全由私营企业负责投入。

    另外，投资补贴也可以通过降低资本积累的费用来刺激私人投资。投资补贴可以直接影响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投资补贴每增加2个百分点将会最高将私人投资的额度拉动0.5个百分点。

    公共投资同样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同样的推动作用。公共投资在信息通信网络的投资可以减轻公共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农业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的很大一部分，公共资本在农业的投入也大大提升了其本国的生产率、薪酬和就业岗位。

    第四，增加年青人就业。年青人的高失业率推动各国政府应对这一难题，除了采取有利于年青人就业的宏观经济措施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外，还需要采取以下三条政策措施。1）通过推动学校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学徒制的培训形式，提高年青人的工作技能。为年青人提供及时的就业信息，帮助他们提高求职技能，同时尽快完善年青人就业保障机制；2）鼓励年青人创业，政府的相关政策需要为年亲人创业提供友善的环境，同时通过贷款补助、抵押贷款和其他经济政策来为年轻创业者提供资金上的支持；3）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保障年轻就业者的权益。

    –【本节内容编译自国际劳工组织–2012和2013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