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3月27日

【万文记录】全球抗疫关键时刻,他们通过直播说了这些

来源:CCG


    2020年3月25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球化问题与趋势”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就疫情下的中国经验与国际合作、疫情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及其所折射出的全球化问题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为各国一道战胜疫情贡献智慧。



全文实录: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CCG举办,百度和新浪在线直播的线上研讨会。我们知道,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已开始快速扩散开,现在全球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了40万人,而且已超过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新冠肺炎都是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今天CCG高朋满座,邀请了来自于各个领域的专家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经验,能不能为世界所借鉴?

  我想这个话题大家也非常关注,包括最近输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一方面是中国的专家,包括钟南山院士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为意大利、为各国提供指导,另外中国的专家更是亲力亲为地赴柬埔寨、赴伊朗、赴意大利,为他们提供现场的一些指导。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些国家,包括意大利甚至还喊出了希望中国专家能接管ICU,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互联网上也是议论纷纷。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举行这样的一个研讨会也是非常的有必要。

  与此同时,中国的物资包括口罩、洗手液、防护服等也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在全球都已经开始体现出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的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我想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想请几位专家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将会面临一个怎样的趋势?和什么样的走向?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来参加今天研讨会的各位专家,按照音序来给大家介绍。

  首先是陈文玲老师,她是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崔洪建是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丁一凡  是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董增军是CCG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严忠是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勇是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几位权威专家,我本人是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接下来,咱们的顺序这样的,按照刚才提到的音序,请每一位专家大概主旨介绍,大概是12分钟到15分钟左右,如果时间快到了,我会提醒您。然后在整体6位专家研讨完以后,会有媒体的提问,到时候会请教各位专家,与大家一起来交流。首先我们邀请一下陈文玲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文玲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谢谢CCG召开这次会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想围绕这个主题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场疫情验证了人类确实是命运共同体。疫情没有国界,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由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万,疫情正在180多个国家蔓延,形势非常严峻。OECD3月2日调整了对世界经济的预期,当时中国境外的病例不到10000例,那时调整对世界经济的预期从原来增长3.3%下降到2.4%,如果疫情向更多国家继续蔓延,也不排除降到1.5%。 IMF主席3月25号预测,这一场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经济在2020年进入衰退,而且衰退的程度将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严峻。

  病毒疫情是不分国家、不分个人、不分团体,它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所以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很多老百姓不能幸免,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政客也都不能幸免。在病毒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各个国家是平等的。所以我说,当雪崩到来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第二句话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和认识误区,导致了中国境外原本可以避免的一场全球性大灾难。

  如果说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感非常强的话,如果东西方文化没有那么大差异的话,那么中国创造的时间窗口和机会窗口,我想不会被这样白白浪费掉。下面从四点上来看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感,对中国经验、中国做出的努力不够珍惜。

  第一,中国通过殊死努力创造的时间窗口,并没有被珍惜。中国创造时间窗口,是从1月23号武汉封城,然后一直到3月23号中国宣布这场疫情基本结束,疫情在中国国内基本阻断。我们经历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控制了疫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世界赢得了2个月的时间窗口。

  但是现在的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意大利、美国、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瑞典等国家蔓延得非常快。在疫情蔓延开始的时候,有的国家根本没有把中国的创造的机会窗口当回事,认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不需要做准备;有的国家提出“群体免疫” ,准备60%-80%的人感染后产生抗体;有的国家采取不戴口罩、不隔离,不检测、不上报的“四不主义”。所有这些国家的应对对策,现在看来是失败的。中国创造的时间窗口,没有被珍惜。全球到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数字,除中国以外已经增加到33万多人的确诊病例,加上中国已经超过40多万例了。 意大利确诊病例已超过6万人,接近7万人。美国现在确诊病例已到了5万多人。我认为,现在全球疫情的形势非常严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对世卫组织的警告,对中国创造的经验、创造的时间窗口,世卫组织一再提醒各国要感谢、要抓住做好准备,但是不仅没有引起一些国家的重视,而且也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

  第二,中国创造的经验做法,可惜没有被重视。比如说,中国从1月7号开始,习近平主席连续7次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对于整个中国的疫情防控,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指导,国务院成立疫情抗击的联防联治联动机制,各个部委协同配合。一线的白衣天使进行救治,快递小哥、警察、社区工作者、商业上的物流配送的人员1亿多人,忙碌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其他的13亿人宅在家里,一声号令,说不动就不动。武汉封城封了60天,现在连续3天零增长。中国有效的做法,包括整个国家的统一指挥、统一调动、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政府和民众是高度一致的,企业和政府是高度一致的,我们的医疗救助人员和患者的努力是高度一致的。在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后,中国采取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像这些有效的做法,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一些国家所吸收,很多国家还是任其发展,有的国家说封城或者甚至封国,但是都是形式主义的。像美国纽约,允许患者在家封闭期间下楼去遛狗,有的人让狗一天要下30多次楼,把狗都累趴下了。一些国家并没有吸收中国的经验,中国这些有效的做法并没有被重视,也没有模仿到其真谛。

  第三,中国有效的治疗救治方法和路径,可惜没有被吸纳。有的国家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救治方式上,强调的就是疫苗,强调的是西药,是化学药品,什么时候能出来?都在翘首以盼。中国确诊病例8万多人,其中有73,000多人已经治愈。靠什么?90%靠的是中医药,然后加上西医的生命支持和重症救治,中西医结合取得了这场抗击疫情的胜利,而且病死率不到2%,武汉3%左右。我们看到意大利病死率接近10%。我认为,中国的这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特别是中医药,没有被认知,没有被应用,这是非常遗憾的。

  世卫组织到中国考察后发表讲话,以及和中国发布的联合报告,说治疗新冠肺炎,唯一有效的药物就是瑞德西韦,也把目标放在了西药上面。根据3月23号在中国国新办的抗击疫情新闻发布会数据,这次抗击疫情从全国抽调的4万多名驰援武汉的这些医疗人员中,有4900名是中医药人员,占驰援队伍的13%。其中三名院士是非常有名的,还有数百名中医专家。全国有74,187位患者使用了中医药,占患者总数的91.5%。其中湖北61449位患者使用了中医药,占患者总数的90%。这就是中国抗击疫情的密码,这是中国抗击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用自己几千年长盛不衰的医术,赢得了时间和生命。但是,这并没有被重视,没有被采用,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第四,中国的教训和不足,可惜也没有被汲取。比如说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的信息透明度问题;医疗救治人满为患、不能应收应治等问题。但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很快扭转了这个局面。10天建成的火神山、雷振山,5天到6天建立了16座方舱医院,实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中国的经验做法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吸取。有的国家说,我们要实行群体免疫,可能要有60-80%的人感染病毒,产生了抗体,从而控制疫情。连德国政府都说,我们可能要有4000万人准备感染。美国的一个州的州长说,我们准备让所有的老年人做出牺牲,来保证美国的经济增长,老年人在美国是几千万人,拿着几千万人的生命当儿戏,怎么会重视这场疫情的防控?我认为,非常遗憾的还有中国的教训,还有中国的不足,这些也没有被吸取。美国政府直到3月17号才承认,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但是这一宣布就真紧急了。3月9号、3月12号、3月16号、3月18号,美国股市4次熔断,美国开始大放水实行无限量的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到底能不能救市呢?即使放水把股市刺激起来,如果疫情不能解决,你又怎么来救命呢?今天纽约市长向中国求救,说现在我们需要3万台呼吸机,可我们才有5000-6000台。纽约州政府跟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应急要求,至今都没有答复,所以现在开始向中国求救,进口第1批1.5万台呼吸机,还需要很多口罩、防护服等。当然,中国毫无疑问会答应他们的要求抓紧出口。

  可以说,实际上美国的疫情是控制不住的,所有的消息都是通过彭斯专班来向外公布的。中国的经验做法,中国创造的时间窗口,中国的医术,中国统一的行动,以及中国的教训,并没有被世界很多国家吸收和认同。这其中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东西,即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反映了这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医术、对中国理念、对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的不认同,一些国家一些人甚至是向中国泼污水,甚至是恶意诽谤。

  比如武汉封城,他们批评我们侵犯人权,但是他们封城、封国,那么多的军队上街去巡逻,限制人身自由,这又是什么呢?难道就没有侵犯人权吗?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巨大差异,更深层次我认为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大对决。中医中药,我们救了那么多的人,取得这么好的医疗效果,为什么非要说新冠肺炎无药可治,为什么对中国创造的古老而又现代的医术不能给予承认呢?包括世卫组织都说,唯一的可以用的药就是瑞德西韦,这难道不是很大的一个笑话,或者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所以,中国的经验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为什么不用呢?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中国的认同感。

  第三句话,人类的确是命运共同体,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全球这么快、这么严重的疫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人类要重新认识我们生存的星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重新认识,人类自己的行为方式,包括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方式,以及生存方式。我们到底怎么能和大自然保持一个像中国古老文化所说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不仅仅需要中国要反思,而是全球各国或者每个人都要反思。我们要重新认识人类的思维方式。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了量子时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智移云,但是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一些国家一些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他们还是以邻为壑,把一个国家利益或者个人的利益凌驾在其他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之上,强权争霸,非此即彼,非敌即友。

  这样的一种国际关系,这样一种思考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放弃的话,人类什么时候能够和平?什么时候能共同发展? 什么时候能够共同抗击人类面临的这些灾难?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包括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人类到底怎么生存?只有你一个国家你能生存吗?其他国家都需要被消灭吗?只有一个国家强大伟大第一,别的国家不能发展吗?这是什么样一种思维方式?人类还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到底要重新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我觉得,这场疫情确实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会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格局发生大变局的灾难,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导火索,或者叫做一个引线。

  更漫长的变革过程在后面。但是这个导火索、引线,它会引发人的思想革命、思想的激荡、观念的改变,会引发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经济格局的演化。这个演化过程已经开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已经拉开。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非常感谢陈文玲老师给我们的分享,陈老师从东西方文化差异,提到了现在欧洲、美国没有借鉴中国的经验,一些真谛没有模仿到,对于中国的一些理念也质疑,然后提出了未来构建国际秩序,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应该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思考,重新的再出发。接下来我们想邀请一下崔洪建老师。

  崔洪建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察和思考。大家知道现在欧洲成了世界疫情的中心,在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多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这4个国家应该说已经处于疫情爆发的态势。我就根据咱们会议主办方的要求和大家分享几个观点。

  第一个刚才陈老师讲的,为什么会在中国疫情先发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欧洲没有足够重视并做好准备?欧洲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出乎大家的预料,因为欧洲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水平在全球都是领先的。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情况?

  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在一开始欧洲并没有对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予以足够重视,看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就能发现,意大利的第一例确诊病例是在2月15号,到了2月23号,它才开始采取措施。就是说在武汉封城一个月以后,意大利政府才真正意识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才开始认真对待。

  实际上在2月23号以后,意大利的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多发的社区传播,意大利政府被迫在3月10号,采取了“封国”的措施。掉以轻心、一开始没有认真对待新冠疫情,我觉得这是欧洲方面错失了在第一时间做出足够反应的主要原因。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一方面我同意刚才陈老师讲的,是一种偏见,因为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媒体对发生在中国的疫情,采取的是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更多的把疫情在中国的发生,归结为中国“公共卫生的水平比较低、吃野味的生活习惯不好”,以及“信息不畅”等等。 但事实证明欧洲对于新冠疫情本身缺乏正确的认识,最早欧洲国家是把新冠病毒当作新型流感来应对,导致早期不重视,这个是主要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必须得认识到一点,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国情和体制不同,采取的措施和应对思路也会不同。应对疫情反映出国家两方面的能力和体制,一是医疗、公共卫生水平,以及应急机制和能力。 二是政府做出判断、决策并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国家一开始在看待新冠疫情的时候把它作为强流感对待,所以它们做决策时依据的主要是应对流感的医学模型和对策思路。同时,它们在疫情判断、决策中还要经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讨论和磨合,在防疫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有“名不符实”或者打折缩水的问题,而且欧洲国家政府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民众对防疫措施的配合度等等,都难以和我们进行相应地对比。举个简单的例子,意大利最早实施、现在一些欧洲国家也在跟进的“封城”措施,尽管在字面上和武汉“封城”是同一个,但在具体内容和实际执行力度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出于上述原因,欧洲不可能在抗疫中做到像我们这样打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在3月13号世卫组织宣布欧洲成为疫情中心后,欧洲疫情就进入了大爆发阶段,现在多数国家对疫情走向的判断是将在接下来两周迎来峰值,然后到复活节前后(4月11日)得到缓解。这种判断是否合理,接下来我们要看两点,一是意大利的情况,作为欧洲疫情的中心和主要的病例输出地,它将是最早到达峰值的欧洲国家,其他各国也都是根据意大利的情况来判断本国的疫情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意大利的疫情开始缓解,整个欧洲都会松一口气。

  还有就是看德国的情况。德国现在确诊病例也3万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整个公共卫生的应急水平表现得非常好,死亡病例不到200人,死亡率不到1%,这是很惊人的。 如果德国在控制好本国疫情的同时,能够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救治和物资方面的援助,就可以为欧洲提供一个稳定的信号。所以一个意大利一个德国,它们接下来的表现会决定欧洲疫情的走向和结果。

  第二点我想谈一谈疫情对欧洲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一体化和国际形势。首先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巨大。欧洲去年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疲软迹象,在疫情冲击下各国经济活动被迫减少或暂停,同时各国还要在财政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对防疫投入巨额资金,这对疫后经济恢复和金融稳定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一些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能否稳定住金融结构、能否避免成为新的债务危机策源地,都需要密切关注。其次是对政治的影响。疫情对欧洲国家也是一场治理体制和能力的考验,无论是主流政党执政的国家还是带有民粹色彩的政府,它们在应对疫情上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未来欧洲的政治走向。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疫情对社会排外观念、种族歧视等民粹思潮形成刺激,这是否会鼓励民粹主义的进一步上升。与此相联系的第三个方面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欧盟在应对疫情上前期反应迟缓,这和欧盟现有机制缺乏公共卫生权能有关,也和它的内部权力结构和协调能力有关。随着疫情扩大,欧盟加大了介入力度和协调范围,动用了科研、财政、货币和物资手段,并试图协调各国应对疫情的方案。它们能否有效落实并赢得多数成员国的信任,将是欧洲一体化能否继续前进的关键。

  我们看到在欧洲疫情初期,欧盟和成员国之间就在物资协调和是否关闭边界问题上有了博弈。欧盟在当时不具备协调物资的权能,各国只能各行其是,因此出现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欧盟当时反对各国关闭边界,因为确保人员自由流动是欧盟得以维系的重要支柱。同时在欧盟的应对思路中,避免疫情对经济社会领域造成过大冲击是非常重要的考虑,这也是多数欧洲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主要思路。和我们集中力量在湖北一地打阻击战和歼灭战不同,欧盟和多数欧洲国家资源和力量分散,所以只能是搞平衡。

  但从现在来看,由于疫情的严重性,欧洲方面也在逐渐打破这种平衡,也需要不计一切代价去应对疫情。我们看到欧盟和多数欧洲国家也开始动用大量经济资源来支持防疫。德国提出了6000亿欧元的应对疫情方案,6000亿欧元什么概念呢?去年德国的GDP总量是36万亿欧元,6000亿就相当于德国GDP的将近17%。

  最后是疫情对欧洲的国际关系也会产生影响。3月11号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对欧旅行禁令,对欧美关系造成了一次新的打击,特朗普政府想要控制德国一家疫苗研发企业的事件也加深了欧美之间的龃龉。这些矛盾在当前背景下会被放大,然后进一步会影响到欧美之间的互信。

  而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举动也值得关注。意大利开始向俄罗斯求助,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现在也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更多支持。所以在此前欧俄关系寻求缓和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否会利用疫情扩大它对欧洲的影响?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是否会继续保持对俄罗斯既接触又防范的立场?这次疫情折射出的仍是一个让人非常熟悉的大国博弈场景,这其中也有中国的角色和作用。

  所以最后我谈谈中国应该在欧洲防疫中扮演什么角色?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从欧洲疫情发生到现在,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处于一个变化过程中。在中国疫情严重而欧洲尚处于初始阶段时,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一些欧洲的舆论出于偏见和无知在看中国的笑话。当我们提出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时,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指指点点。在中国防疫取得积极成果并有能力提供对外帮助时,我们的角色和作用转为主动,欧洲对中国的观感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会是复杂的:一些国家向中国请求并得到了实际的援助,会对我们的意愿和能力有更新的认识,也有一些舆论会继续从政治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的意愿和目的。我们短期内改变不了欧洲一些顽固的偏见,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有力地予以回击。

  首先在中欧抗疫合作中,医疗专业领域的经验交流和分享是首要。我们一线的医生和科研团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是欧洲同行不具备的,也是最为需要的。然后是医疗资源物资方面的合作,无论是以援助的方式还是以商业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欧洲提供帮助。

  还有就是机制上的合作。这有两方面目标,一是一些现有的医疗和物资合作是自发的、偶然的,接下来我们应该尽快把它转化为机制的、全面的。比如说与欧盟层面的卫生机制、应急机制的合作,除了点对点的合作以外,我们还要扩大到点对面、面对面的合作。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到欧洲多数国家,同时也能够用行动体现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在疫情冲击下,欧洲一体化正面临考验,欧盟和一些国家的心态会更脆弱和敏感,我们此时的有所作为会被一些舆论很“自然”地放到“大国博弈”的框框里去,会认为我们在利用欧洲的弱化来对它进行“分化”,如果这种认识和之前欧洲对于“中欧竞争增强”的观念相互联系和刺激,对中欧的互信基础会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一层含意就是中欧可以在双边合作基础上,以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为目标,推进在世卫组织、G20等国际机制和平台中的多边合作。同时还可以在第三方比如非洲开展三方防疫和公共卫生合作。尽管非洲目前的疫情相对较轻,但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能力,中欧双方可以从现在就开始考虑在非合作的方向,而且此前在应对埃博拉病毒时,中欧.中法之间是有过合作经验和成果的。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中国现在开始有能力去为世界、为欧洲提供一些帮助,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需要准确和稳妥地把握。我们是大病初愈,而且还面临着国内复工、维护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关注世界疫情并施以援手的时候,保持平常心、公理心和同情心至为重要。

  同时,下阶段中欧合作的重点应当兼顾防疫和稳定经济的需要。中欧经济相互依存度高,贸易、产业的关联度高,疫后经济恢复的任务都很重,如何促进经济恢复、如何更好的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等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立应对和解决。在经历上半场中国抗疫、下半场欧洲防疫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供应链暂停甚至中断后,中欧之间经贸合作的韧性正经受考验。我们需要积极维护这种韧性,并且要着眼于疫后世界经济格局可能出现的调整或重组,进一步思考增强合作韧性的问题。

  我就说到这,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谢谢崔老师,是从欧洲的角度,给大家分析疫情对于当前的欧洲的国际关系以及未来中国能否跟欧洲合作一块来帮助非洲地区,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邀请 CCG的高级研究员丁一凡老师来给大家分享经验,好,谢谢。

  丁一凡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

  好,谢谢。这次抗击疫情,确实让世界不同了,很多事情不同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就说,新冠前的世界与新冠后的世界会完全不同。还有一些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专家和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在说,包括比尔盖茨都在说,新冠以前的世界和新冠以后的世界有一个非常大的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其实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人们的世界观、对发展模式,对社会管理模式、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种观念的改变,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疫情首先是在中国爆发,在人口集中的地方爆发的,我们能迅速的把情况控制住。到现在为止,在海外病情扩散的情况远远超过中国本身,而且是根本控制不住。现在在美国、欧洲这些国家的新增感染人数都在上万人一天。在中国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采取了很严厉的这种控制措施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惊慌失措的情况。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类社会的管理治理应该是什么样?西方人过去认为,社会就是纯粹自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记得这个疫情刚刚在意大利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总理还在发言中说,我们当然不能像中国那样了,我们是要有个人自由的,我们不能像中国那样去做,去管制。结果意大利现在就变成这样,如果你按照人口相比的话,意大利的情况不知道比中国要严重多少倍,我们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最后我们能够在疫情很扩散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控制在8万人感染。而你想想意大利这么一个小国家,总数就要追上中国了。它的整个人口与感染的人数比太恐怖了。

  这跟它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采取控制措施是有关联的,而之所以开始它不采取控制,除了对疫情的严重性和传染性考虑不够以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社会的这种组织方法和这种生活方法是神圣不可改变。而恰恰是这个疫情,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社会未来的个人的行为,应该是怎么样?

  因为病毒是无情的,你可以说我为了我的社会秩序,为了我的什么东西,我就不能修改我的社会组织方法,我就不能修改我的个人生活方法。最后所有人都死光了怎么办?就像人家讲的什么群体免疫,具体免疫要70%、80%人都感染了之后,才可能出现那种现象。如果70%、80%都感染了,而现在从感染到死亡率,像意大利那么高的话,人口得死一半以上怎么办?所以这是很傻的一种做法,很奇怪的一种想法。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现在他们开始说,可能这个新冠疫情之后的社会组织都不一样,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能够按照他们原来坚信的那种社会组织方法,个人行为不受约束的方法,可能行不通。

  如果因为坚持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人类要被消灭掉。所以可能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还有前一段,连续的有几个经济学家在这个事情上表态,一个是保罗·罗默。罗默是前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他跟哈佛大学的校长两个人出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放任经济,一定需要干预经济,一定要去拯救经济。另外一个就是前一阵子,我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今年是用网络的会议来开。在网络会议上的哈佛大学的福尔曼也讲了,在这种时候,国家干预过头,也比国家干预不够好。像过去这些美国经济学家几乎是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一切都为市场而论,觉得国家干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但是,这一次毫无例外的这些经济学家都表示,如果国家干预太少的话,是无法恢复经济的。因此宁可干预过头,也比干预不够好。

  从这些经济学家和这些社会学家和战略学家的说法里面,可以看出,实际上也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构架和这些理论基础,现在受到了质疑。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确实让人们重新考虑,过去主宰西方社会的最基本的这些理论和价值观,是不是站得住脚?因为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时候,发现原来那些信以为教条的那些东西,可能是会让社会活不下去,会危害社会。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不仅仅是考虑到我们疫情的发展,还虑到我们的行为。再看看美国经济最近的走向,股市要连续崩溃的一个感觉,然后美联储不得不大规模的干预市场,而且干预市场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最近一次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无限的流动性,那是什么?是政府把所有的市场都包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市场随便搞吧,搞什么样我都给你管着。在市场机制完全失灵下,它完全由政府给接管了,才会出现这个行为。

  但是还没有阻止市场继续下滑,所以现在才出大招。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商量,包括他的反对派,民主党的佩罗西也说我要支持这个事,所以他们要决定要实施2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财政拿出2万亿美元来刺激经济,然后市场才开始觉得信得过。所有这些事情都证明说,过去想象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是不可信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的经济学家、市场的行为、政府的行为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不是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是值得大大关注的。有可能美国如果不靠财政刺激、不靠国家去投资去恢复经济的话,它的货币手段已经完全用光了,无论是利率还是量化宽松,都把事情用到头了,货币政策已经完全失灵。

  在这种情况下,用财政的就是国家干预,用大量的国家干预,大量的这个东西,才能够让经济重新恢复。从这个角度上讲,是不是他们将来又要重新走上罗斯福时代的那些路?国家不刺激的话,经济可能就崩溃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经济学的理论还是社会管理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国际关系的专家们才关心如果美国不这么干的话,我们就要失去了整个的道德高地,美国就彻底的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

  超级大国是什么东西?是领袖,是领导,leadership。在抗疫中,你自己都手忙脚乱,你国家都控制不住了,你没有给世界提供任何的leadership。他们觉得反过来现在中国占了上风,因为中国率先走出了公共卫生危机,中国有能力给其他国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国际关系的道义角度上讲,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展现了,美国就要退出去了,因为它搞不定这些全世界流行、全世界都关心的事,只有向中国去学习。使得他们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担心,这些很大的担心,我觉得可能会反映在未来我们跟这些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间。我觉得我们抗击疫情做得非常好,大大的改善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

  我最近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高的高官,跟那些领导人通过微信联系,他说中国从这次危机走出来,变得更加伟大了。大家都特别羡慕中国的能力,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确实了不起,这么严重的事情,中国把它控制住了,而且中国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间表现的一些能力,比如10天建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医院,而不是简单的帐篷。

  这些事情给他们的震撼非常大。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间,中国通过这次抗击疫情,体现出来的能力,让他们很佩服,让他们很愿意继续跟中国合作,因为你有能力,愿意跟你合作。但是恰恰是因为中国的一些能力,引起了这些原有的西方大国的担心。所以未来我担心我们跟这些大国的关系,搞不好可能还会更坏。因为他们越来越担心你的能力,就像刚才美国人说的,可能美国要丧失他在世界舞台上的leadership,然后这个是给到哪去? 给到中国了。

  对于美国那些国际战略家来说,不是一个跟中国搞好关系的机会。相反,他会觉得我必须想出其他的办法来discredit China,让中国不能够在这条路上信誉更高,所以他会想出更多的方法去诋毁中国。我们现在要有这种意识,中国和外国的、西方的这些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之间的差距,这种落差越来越大。中国人自己会觉得你看我们干的这么好,我们就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

  其实你现在去看一下这些大国的舆论,不用说别的,去看看美国的、看看法国的、看看英国的、看看德国的,所有这些大国的舆论,对中国没有什么友好的,没有什么交口称赞,基本上都是想办法给你鸡蛋里挑骨头,而且基本上都在说你这个东西是靠不住。且不说危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到了,他们认为这个危机一定会让中国政权倒台,社会崩溃。当时他们就是这么一种幸灾乐祸的看法,等到事情发生了,发现你能力特别强,不仅扛过去了,还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闹不好的时候,还给人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它们就担心了,担心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际上我们要改变他们的舆论,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人的心理和他们的反应中间的这种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我们会越来越觉得,为什么外国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外国人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成绩?矛盾会越来越大,包括中欧关系,我都会觉觉得越来越难搞。是因为这些现在产生公共卫生危机的这些国家,他们急需各种各样的援助,可是你看欧洲这些国家,基本上各顾各,互抢中国运去的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你从我这过境,对不起你就拿不着那,瑞士从中国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被德国扣住意大利扣住,变成这样的一种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靠自己或者靠欧洲根本走不出来的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就特别大,对中国就比较感激。越是这样,越会引起那些所谓的欧洲核心国的担心。你看看法德的舆论就会知道这个事儿,法国的舆论都很惊恐,觉得你中国进去了,他们没有能力去救这些事,然后中国趁机而入。你看看意大利,唱中国的国歌,在阳台上中国的国歌,然后意大利的整个媒体一片在说欧洲把我们抛弃了,只有中国来救我们,意大利政府要怎么对付这事?

  非常难。一方面他必须向中国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他要面对巨大的来自欧盟内部对他的压力。最后的事情就会变成我们帮助了这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一些小国,一定会跟中国走得越来越近。可是那些欧洲的核心国家,越是这样的情况,越担心中国在欧洲的这些影响,认为中国是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这事儿就一定会变成一种地缘政治之争,被它们给解释成一种地缘政治之争,这个事情正在发生。

  他们的主流媒体都在说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未来中国要把这个事情看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心态更加平和一些,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未来一定会给世界有一个更好的交代。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有一个巨大加工能力和生产链。

  今年经济肯定是大幅的衰退,会不会走向危机?其实是一个非常可能的这种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全球都危机了,中国作为对出口依赖很大的经济体,肯定需要转型,肯定还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中国会需要一个巨大的新的刺激性计划来维持经济软着陆。在这种背景下,有可能10年之后,中国会变得更好。想想2008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中国靠“刺激经济计划”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使我们在高铁、4G无线通信等方面领先全球。未来,我们可以扩大5G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大5G应用项目的投资;把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项目提前投资;趁石油价格下跌时,扩建石油战略库,扩大石油战略储备;完善中国的全民医疗体系与设备。确实,中国有工业制造能力、有研发能力,有市场,现在又不缺外汇,最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市场来发展。中国有这些因素,只要不去因循守旧,不是相信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我觉得中国一定能在这次新冠危机之后,走出一条更与众不同的道路。 好,就此为止。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得非常感谢丁老师的分享。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CCG的常务理事董增军老师,董老师你好。

  董增军 CCG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你好,谢谢CCG,谢谢组织者给我这个机会。在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我愿意贡献我的一点所知和所悟,尽管所知和所悟都是有限的。首先就三个因素我谈一下。

  一个是所知,一是新冠病毒本身是一个未知。从开始到现在,仍然有很多我们是不知道的,打个也许不是十分恰当的比喻,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地球,他长什么样什么脾气秉性,我们一开始是一无所知。后来慢慢地知道他长什么样,它的 sequence--序列有了,我们可以去针对他做一些检测,做一些治疗方面的思考。但是对他的脾气秉性仍然是不了解的。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了解,如果片面错误地了解,然后纠正错误的一个过程。本身它是一个新的冠状病毒,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了解,但到现在我们仍然还有很多不知道。从开始对它的结构,然后现在功能,怎么进入机体,我们机体怎么反应的,尽管现在知道它的受体,知道它的序列,但是很多仍然还是不知道的,比如新冠病毒怎么传播的所有可能途径,病毒携带者,无症状感染者,假阴性,变异,致病机理,后遗症,中和抗体和疫苗等。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未知。而且目前为止还有很多还不知道。

  第二点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三点就是如何做到?应该做什么?这是一个传染病。对我们人类来讲,传染病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1.这个传染源在哪里?2.传播途径是什么? 3.易感人群有哪些?从大道理上讲,怎么能够明确传染源,然后切断传染途径,最后保护易感人群。这些规律我们人类是知道的,比方说一开始传染源方面,我们应该知道他的传染源,那么应查尽查,尽量地早期检测,早期找到这些传染源,然后潜伏期有多长,什么时候发病,从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这个过程是不断地了解的。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个做法? 它有传染性,我们保守一点,就是尽量地隔离,尽量找到更多的、一些比较普遍的方法来找到这些传染源,然后尽全力去切断传染途径,还有保护一些易感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怎么能够保护他们。但是怎么做到这每一步,就是说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到,其实这与我们的认知是相互有关系的。

  在这种未知情况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个敬畏的态度,而不是肤浅地说我们对这个病很了解。有人说“我对这个病毒非常了解,我当时甚至都不应该去竞选总统,我应该去当病毒学家去”,当然这是都调侃的。有些人这么讲,所以其实在这个病毒认知面前,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我们知道哪些、我们不知道哪些,根据我们有限的和当时知道的情况进行一些科学的判断。刚才有位老师讲过,有的地方采取的措施是群体免疫,当时作为一个免疫学专业的科学企业家,觉得这个方法欠妥,简单算一算,1减去1/3,也就是说67%的人要感染才能有群体免疫, 所以马上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病死率会太高,还呼吁了一下。

  这个认知上,当然英国肯定是也有一些根据或者听取了一些专家的意见。后来当然是马上纠正了,所以从一个认知的过程到后来采取的措施,然后认识到这个是错的,然后马上纠正,像这样科学的态度,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管理措施,这是本身也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像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经验,这几天也参加了不少国际的研讨会,有个明显的感觉,现在的国际情况就像我们一开始两个月以前的情况,大家很紧张,甚至医护人员都不知道保护,甚至问“N95好,还是医用口罩好”这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这都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这些认知的过程中,已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尽快地利用到,我们是否有科学的认识和有效地做到。这几点实际上我们也反思了很多,一个未知的病毒,我们人类还有很多不知道的。病毒也还可能继续变异,它传播性之强,甚至超出了我们很多科学家的想象,甚至在潜伏期都传染放毒,在发病早期都放毒。所以随着我们不断认识,措施不断加强,然后能够相互学习。本来医学科学都是吸取一个前人的经验,循证医学,然后怎么能够不断改进改善,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我们有些经验,现在也已经在国际上分享,比方说刚才说的是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怎么能做到?这几点,怎么有效地做到这几点,都是有经验和教训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科学家、医学家在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在科学研究方面,其实大家都在分享,实际上是国际间互相在分享,在防控方面有效地阻断传播途径,有效地检查到传染源。

  比方说传染源本身就应是应测尽测。我们当时的一些经验,除了核酸检测,还有抗体检测,后来我们卫健委新一轮指南应该是2月初加了一个CT影像检测,尽量把这些传染源都检测到比较到位一点。但是世界上也有的地方说,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的试剂,只有(美国)CDC的试剂去检测,国际的一些检测方法我们不想用,甚至别的国家提出来,我们可以帮忙,比如德国提出来,我们可以帮忙,也被拒绝。

  拒绝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检测不到位,人排大队。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小的脱口秀在调侃说,有一个人在排队等检测,然后这个队排得太长了,他说他实在是烦死了,他跟旁边那个人说你在这给我排着,我去揍老川一下去。后来没一会儿就回来了。那个人问他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原来发现那边想揍老川的人,排的队更长,所以直接回来了。

  这是脱口秀的一个调侃,但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些怎么能够应查尽查,怎么利用所有的资源,怎么能够互相帮助,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我们的认知的局限也好,还是我们的态度的局限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有问题,最终导致很多人检测不到位,不能看查到所有的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像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方舱医院也好,还是居家隔离也好,这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其实也被采纳了,上个星期加州开始采用“shelter in residence”策略,也是一种居家隔离的方法。这些方法其实不断地在被采纳和互相分享。可是从认知上来讲,你没有思考到这些,没有有效地去采纳。“贸易战”中,我们PPE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护保护的物资都在“贸易战”加税的清单里面,当时也许没有想到。上个星期,美国把它们从“贸易战”加税的名单上拿下来了,因为意识到这是目前急需的医护防护物资。当时是“贸易战”,没想到几个月以后你需要的时候根本就进不来,自己在需要医护口罩防护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要么已转到第三国家,要么就是刚才有老师提到供不应求。这个等于说扳起石头砸掉了自己的脚,等自己需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我们现在还没有特异性的针对这个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但是抗病毒治疗,对症治疗的药,支持性治疗,重症抢救的方法,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经验。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医学家都在分享,比方说星期五我们就有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和美国的医生在分享,我们组织的时候说,这应该是和人类分享,和大家互相分享,甚至有的专家说,不要把我们称为英雄,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赶上了就上,上一次SARS赶上了,17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又赶上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以上是所思,然后所悟。

  可以比喻一下,像是我们地球病了,然后病毒过来给我们送一个信息,让我们意识到: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这个世界是很小的。

  第一点,我们人类应该思考人类和生态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生存,包括野生动物的保护等。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什么?第二,我们人类,人与人之间,这也许在提醒我们,时刻要自省,提醒我们,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文化、宗教、职业,不论你有多少财富。我们要提醒自己时刻自省,善待彼此!

  我们具体能够做什么?第一,人类能不能更健康? 世界能不能更美好?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第二,是一个有效沟通的问题,像CCG这样的智库,已经开始沟通。可能文化是一方面,然后方式方法是一方面,平台也是一方面,等等。怎么能有效的沟通?如果说A讲了B没听懂,说B是你笨,你没有听懂,那我认为A也有责任。你没有用B能够听懂的语言和语境,和他能够听懂的平台来讲话,所以我们的世界要增加有效的沟通。

  对于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好像病毒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意大利的问题不光是意大利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是整个地球村的问题,我们怎么联手,联合起来?就像隔壁邻居着了火一样,我们不去救火,下一个着火的就是我们。现在境外的病例,返流的感染形势还是非常严峻。我们的责任应该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哪里有火,我们要去救火。然后互相帮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放下小我来顾大我,要帮人如帮己。

  所以要站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的所知和所悟就这几点,谈得不恰当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谢谢董老师,谢谢您的观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有请黄严忠老师。

  黄严忠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刚才各位老师的分享,我就接着刚才大家讨论的问题来谈。关于中国经验,其他国家是否可以效仿,或者准确地说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效仿?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疫情在泛滥,觉得很着急,那为什么不抄作业,不效仿中国的模式?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模式是否可以效仿?刚才我看董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的模式是唯一值得效仿的这样一个模式?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中国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完全照搬?中国有很多可以值得效仿的经验,最近也有一篇文章已经出来,讲为什么中国能够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把疫情控制住? 一些措施,主要是大规模的社会疏离措施,包括停掉市内公交系统,他们发现行之有效。还有方舱医院的经验,现在美国纽约也有在效仿,在贾维茨中心那边辟出一块地方,建立类似中国方舱医院的模式,收治轻症的病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抗击疫情也做了非常正面的评价,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我们也看到有专家就直接提出来,其他国家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

  但我觉得,在世界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经验的时候,也要注意各个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国情。刚才有这位老师提到了,如果一味的照搬的话,也会水土不服。我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恩师邹谠教授就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全能国家,是说国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执行有关的政策而不遇到很大障碍。武汉封城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我们看来比较激进的这一系列措施,能够在中国比较好地贯彻,我觉得与全能政府很有关系。当然也借助于现代高科技的手段,手机、大数据,保证对人群做有效的监控。另外正好中国那时候处在一个春节期间,这样大规模的措施的执行,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比较好的配合。其他国家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全能型政府,能够做到把社会政治经济活动都完全停摆。

  目前在意大利,虽然已经封城封国,但基本上还是不停止基本的经济活动。在纽约我们也看到,虽然也是宣布了比较大规模的社会疏离的措施,包括10人以上的聚会都不允许。在新泽西也实行了宵禁。但是出去遛狗,出去买东西,乘坐室内交通等基本上都还没有禁止。实际上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是一个比较好的公共政策?在遇到这样一个大的疫情的时候,我们是采取一个极端措施,完全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不惜一些代价,还是像欧洲国家和美国已开始那样采取淡化疫情风险的策略,试图减轻对政治、社会经济的这种冲击?

  我觉得一个好的公共政策,应该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但是平衡点不是中点,它是要随着疫情的变化,和本国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不断的做出调整。意大利一开始基本上允许经济活动,但后来觉得不是特别有效,还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控措施,禁止了部分经济活动。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模式是否是唯一值得效仿的模式?我们也看到,在韩国、新加坡,他们更接近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一方面像中国一样,采取比较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进行大规模的测试、大规模的隔离、及时的救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比较有效的跟民众的沟通措施,把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尽量降低。我觉得这些措施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韩国一开始有几天因为有点大意,疫情迅速蔓延,但是后来它立即调整,现在来看它是全世界人均做测试最高的国家,但是致死率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2%,还是非常低的。韩国、香港、台湾还有新加坡,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代表了另外一种我觉得比较平衡的应对模式。

  另外我也想指出一点,我们通常说的要别的国家抄中国的作业,往往也忽视了,采取这种非常激进的像封城封路的措施,它本身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现在中国在一二月份的经济运行情况,制造业下降了31%,基础设施30%,房地产16%,这对经济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的。另外在一开始武汉封城的时候,由于事先没有很好的准备,所以造成了一开始的对于医疗资源的挤兑,以及二次伤害。很多不是得新冠肺炎的病人,比如说慢性病人,他们求医问药都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在这一方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些教训可以吸取的。我们不能够说,因为现在一下子把疫情都降下来,就什么都好,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国内也要认真吸取这次新冠病毒爆发的经验和教训。更不能抱着一种看笑话的态度来看待别的国家所遭遇的问题。

  现在不少国家尽管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疫情会有一个高峰,对医疗资源会造成一定的挤兑,但是我觉得大规模的社会疏离措施差不多在三四个礼拜之内,效应应该会出来。所以也不要老是讲,为什么这些国家还不按照中国的做法来做。各个国家有各自的实际情况,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制定出本国应该采取的防疫措施。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得非常感谢黄严忠老师,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非常知名的专家,然后现在也是美国时间已经深夜了,非常感谢黄老师专门打连线,给大家一块来进行分享,再次感谢黄严忠老师。黄老师也是CCG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大家今后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跟黄老师连线。接下来我们邀请CCG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IPE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勇老师。

  王   勇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朋友上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就疫情和国际合作的相关话题做个交流。前面的专家的发言,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各有各的观点,尽管我们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的、线上的会,但实际上专家们的发言都非常坦率。另外我想说,CCG举办这个线上研讨会是非常及时的,专家们分享了中国的抗疫经验,评估了中国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学习中国经验需要结合本国的情况,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很好的看法。我的发言主要是想回答我们这次会议组织方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新冠疫情全球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想讲四个方面:第一,简单回答一下造成疫情全球性爆发与冲击的基本原因。第二,如何从我所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全球疫情危机,有哪些启示?第三,简单谈一谈全球疫情与国际合作的紧迫性。第四,后疫情时代全球秩序未来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疫情的全球爆发和冲击的基本原因。

  3月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有一个视频记者会,他特别强调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联合国75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疫情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影响了全球,摧毁着人们的生活,他呼吁国际团结。冲击巨大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时代,贸易、资金、人员往来密切,病毒可以在一天之内传播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其次,从经济角度讲,疫情全球爆发第一波冲击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运转,第二波冲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美国股市暴跌导致全球性股市进入熊市。中美是全球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它们是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中美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全球经济的根本。最后一点,新冠疫情爆发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一点现在讨论的还不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的记录,过去80年发生的20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有60%是发生在本世纪,8次集中爆发于最近10年,也就是说,类似的疫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另外,世界气象组织有一个统计,2019年全球的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气温要高1.1度。2010至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正好与近10年疫病大流行趋势高度吻合。如果我们对气候变化应对不利,气温继续升高,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从保卫全人类安全的角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如何从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学的视角看待全球疫情爆发的影响。

  前面有的专家讲到,中国应对疫情的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未能得到一些国家的重视与借鉴,这些国家错失了一些防控的机会;中国的防控模式连同国家治理模式也引发了不少讨论,未能得到足够的认可。从我所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争执、误解最关键的原因是,尽管从经济上来说,我们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但我们没有一个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世界政府,我们的国际政治仍然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政治、权力、国家和国际机制对国内国际经济社会事务与决策过程的影响。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我们看到全球疫情危机表现出下面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疫情下的国际社会合作机制是脆弱的,尽管存在着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一个平台,但这个平台比较脆弱,它主要是分享一些专业性的指导意见,其权威性和可动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远远无法满足应对当前全球疫情的需要。第二点,疫情推动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总体来说是淡薄的。某些国家、某些利益集团出于本国、本集团的狭隘利益考虑,不顾别国发生的人道灾难,落进下石,利用疫情加快推动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比如,美国对华鹰派利用中国疫情,加快中美经济和科技的“脱钩”,就是一个可悲的例证。第三点,疫情被意识形态化,导致所谓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竞争。此前,某些西方媒体,特别是某些美国媒体说疫情的爆发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失败,这种论调当时甚嚣尘上。现在,它们面对本国疫情的爆发与失控,不知如何解释。在应对全球疫情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偏见要不得,害人害己。第四点,疫情被国内政治化,成为国内选举、党派竞争、政治合法性斗争的议题。

  第三个问题,疫情的全球冲击与国际合作的紧迫性。

  应对疫情全球性的蔓延,控制病毒的扩散,需要国际公共卫生的合作,这一点各位专家讲的比较多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分享经验,去除偏见,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制定适合各国情况的应对策略。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严厉的隔绝措施,在中国取得了成效,但是很多国家在采取中国应对方法时,还有很多的犹豫,主要是考虑有可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代价,甚至担心产生所谓的“次生”灾害。就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上,各国政府都碰到一个难题,即如何在抑制病毒蔓延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社会流动性,让经济社会生活维持正常运转,这两个目标之间如何平衡,如何去拿捏?当前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们还在加深对病毒传播与危害的研究。美国现在就试图在控制疫情的过程当中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但现在看来,它前面的路还很长。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领域专家数量模型的推演,疫情达到峰值可能要到5月底6月初,现在仍然出在一个深度大爆发的阶段,挑战巨大。

  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与危机的问题上,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国际政策的协调。当前看来,我们和2008年相比,在全球框架下进行合作,进行国际政策的协调还不够。从2008年到2020年,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当前政府的倾向是“美国优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按照“美国优先”的政策,不断“退群”,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与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国际领导责任。另外一个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贸易战”,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全面紧张,而2008年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保证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再蔓延扩散的最重要政治原因。此外,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开展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行动迟缓,令人担心。要最终成功抗击全球疫情,没有大国的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携手合作是难以成功的。

  第四个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国家对市场的作用会逐步上升。美国优先、本国优先的做法,有可能会扩大。再加上中国模式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国家加强干预、爆发更多的“贸易战”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第二个趋势,大国战略竞争将加剧,将会导致不同地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与格局的重组,在东亚、欧洲与中东等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第三个趋势,科技创新和竞争会更加激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出现,它们将决定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第四个趋势,全球化两个方向的选择将更加明显,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全球化的方向到底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我认为,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抉择时刻,我们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吸取一战、二战与冷战的教训,共同努力维护好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加强国际协作,加强全球治理架构,努力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增进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方面,我觉得存在较大的国际合作机会,因为这种合作能够保护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但是,考虑到复杂的大国竞争与国际政治的情况,这种合作前景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未来可能浪费这样一个宝贵的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机遇。

  最后一句话,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全球无宁日。我们要抛弃偏见,建立互信,真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我觉得,这里关键的关键在于开展文明的对话,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对话,通过对话建立互信。不同文明与治理模式之间应当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好,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Q & A部分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非常感谢王勇教授的分享,因为我们时间也快到了,现在是提问时间。我会挑选出几个问题,请教其中一些专家,然后请您来回答一下,回答时间控制在三分钟以内,非常感谢。

  首先是新华社的问题:关于当前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目前面临着哪些壁垒?然后这些壁垒是否对未来我们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应该怎么来破除呢?我想这个问题请教一下CCG的常务理事董增军老师,请您帮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的,谢谢。

  董增军  CCG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刚才我提到,现在说有一些医用医药产品在“贸易战”加税的清单上,上个星期有的已经是被取消了。所以这个壁垒就是说看我们能不能认识到,实际上是当你需要的时候而无助的后果,应该是地球村的大家应该互相帮忙,善待彼此。所谓壁垒很多,一个是认知上,一个是流程上,一个是政策上,一个是成本上等等,这几个方面我们都需要思考和完善,应该还是说任重道远。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谢谢您,谢谢董老师,接下来是人民日报记者的问题,问题提到疫情以来中美关系陷入了一个新的低谷,然后随着美国疫情的发展,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寻求更深层次的帮助?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彭斯已经有一个表态,希望能够跟中国合作,我想请教的是请王勇教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疫情之后,中美未来是以斗争为主,还是寻求合作为主?

  王   勇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好的。谢谢主持人。

  我的看法是,除了疫情以外,我觉得美国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国内政治斗争,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由于美国左派和右派势力在目前势均力敌,特朗普虽然是在任的总统,但是他主要的选民、或者说比较保险的支持率只有35%。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前期轻慢疫情,包括对于相关的情报系统的警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美国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为此,特朗普受到国内广泛的批评,党派斗争是其中一个因素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甩锅”,炒作所谓“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转移国内视线,转移国内批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它想服务于国内政治的目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不会达到目的的。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姿态看起来有所调整,这与美国疫情的恶化有很大关系。

  我希望,在抗疫的问题上,中美之间能够保持合作。但是,中美合作有一个前提,即美国对华鹰派必须改变前期的一些政治化的炒作,真正从关心老百姓的生命健康,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停止政治化的炒作,承认中美关系稳定事关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大局。如果他们能有这样一个转变的话,我觉得疫情会成为中美合作的良好的机遇。

  但是,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疫情过后,美国鹰派依然故我,继续推行对华强硬政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的进一步加剧。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谢谢王勇教授的回答。接下来是一个来自联合早报的问题:在疫情中各国对于管控的方式或者治理的理念出现了一些新的争论。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陈文玲老师,就是疫情之后世界对于这种国家治理体系的认知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举国体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很好的一种选择,然后对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国际社会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讨论,会不会给以往的全球治理模式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陈文玲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我说这是肯定的,新的思考是肯定的,因为这次抗击疫情真是一场大考,是对各个国家治国水平的大考,也是对执政理念的大考,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态度的大考,也是对一个国家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行动能力的一个大考,也是对国民素质的大考,也是对各个国家企业家形象的大考,所以在大考面前和各个国家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那么大家疫情过后会反思,哪些国家做得更好一点?哪些国家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它会给人们深刻的启迪。有人说这可能是一场纠错,我特别赞成。我觉得像比尔盖茨这些企业家对包括生命的意义、健康的意义、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深度思考,它会对整个世界的治理发展的模式,人的生存方式,提出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肯定会对世界,不管是从思想到治理方式都会产生潜在的、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谢谢。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崔老师,因为崔老师是欧洲问题的专家,然后有两个问题有关,一个是来自于北京周报,还有一个是中青报的提问里头都提到了,您认为在这次疫情之后,中国跟欧洲的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然后未来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跟欧洲还可以继续哪些深入层次的合作?

  崔洪建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我觉得看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疫情之前中欧关系中的机遇和挑战是否会有变化。按中欧双方的规划,今年本来是中欧关系的“大年”,有多场密集的高层互动,而且还有一些合作项目需要进一步推进,比如说中欧双边投资协议谈判要推进和完成,这个谈判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未来一段时期,中欧经贸关系的走向和双方的互信基础。

  但是这些既定议程在疫情的影响下,在时间上会推迟,在具体议程上也会有所变化。比如刚才讲到的医疗和公共卫生合作,能不能成为一项新的重大议程提出来,非常值得关注和期待。这意味着中欧之间的合作除了原有领域之外,会有一些新的、更有增长潜力的空间。

  还有一方面是中欧能否在合作抗疫的过程中,达到增进互信、减少对经贸的目标。近两年来,解决好相互之间的认知和互信问题,成了中欧关系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在疫情的非常时期,更是考验相互认知水平和互信程度的关键时刻。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中欧之间能真诚合作、平等相待、守望相助,就可以很大程度提升相互的积极认知,增进彼此互信。为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过多的指责欧洲国家防疫措施的好坏和得失,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它既定的制度轨道上和现实条件下去运作的。也许疫后欧洲会对它自己的成败得失进行反思,但这个反思也不会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去进行的,它只能在自身的条件下进行反思和调整。

  总之我认为,只要中欧能在防疫合作中真正做到平等相待、守望相助、真诚合作,就会对疫情过后中欧关系的政策环境、民意和社会基础以及维护并增强经贸合作的韧性起到积极作用,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空间、机遇和质量。谢谢。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谢谢崔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丁一凡老师,也是21世纪经济报道跟中国对外贸易杂志提到的一些问题,里头提到,对于疫情之后,其给中国的外贸企业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然后您觉得未来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作用?应该怎样来看待未来中国的人发挥的重要意义?

  丁一凡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

  其实这次疫情充分显示出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因为中国一断,全球价值链就断了,然后别人开始担心中国是不是把所有的产业链的主要东西放在中国不安全?有一些跨国公司开始担心这个事,结果疫情开始全球扩散,全球扩散了以后,你就发现还是中国最稳定。因为中国恢复得最快,然后中国恢复生产也最快,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其实中国给跨国公司是提供了更加强的一个信心,就是说把产业链主要布局在中国,实际上对跨国公司无论是收益来讲,还是安全来讲都是最高的。

  但是,现在中国的里面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随着疫情的扩散,全球的经济都陷入了停滞,因为大家都开始封城封国,然后需求就少了,下游的这些产业链就断了。中国是给全球产业链提供,不光是最终产品,还有提供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过去都是有下家的,但是随着意大利封了,欧洲这些国家封了、美国封了,加拿大也封了,这些国家都封了以后,对中国的需求就停了。过去,这些国家的工业布局是需要中国给提供大量的中间产品的。中美贸易前一年下跌,美国搞了单边征关税以后,就大大的影响到了下游美国企业。中美贸易里边大概有60%都是中间产品,如果美国现在停了,美国的生产停了,美国的下游停了,那么我们肯定就不可能再继续给美国供货了,因为美国他会退单。

  现在我们的生产能力恢复之后,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很多企业在退订单。广东省是第一出口大省,它虽然复工了,但遇到的困难就是现在没有订单。没有订单,经济怎么才能够恢复?我觉得其实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国内市场的发展。

  最近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新型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去的一些大项目停下来,现在全部上马,需要重新发动国内市场。想一想我们2008年、2009年以来,上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也很大,但是我们靠发动中国内部市场来使得中国经济软着陆。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也不例外。中国在新技术革命方面占了先机,要加快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推动技术革命加快发展。以5G技术为基础带动的许多技术都在蓄势待发,但是需要有更快、更大的投资力度,才能够让这些东西更快的在实际经营中间有体现、有应用。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加快投资,就可以大大调动国内市场的积极性,就可以最起码是部分的对冲掉外部市场这些退订单,对冲掉外部市场的萎缩。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的,谢谢丁老师,非常感谢各位专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我们通过一上午的研讨来分享了中国的经验,然后包括跟世界的这样一种联系,包括对中国未来经济以及世界经济走向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看法,还是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在非常关键的时期来参加咱们的研讨会,所以我想也同样感谢我们的这些众多的网友,通过咱们的百度、新浪直播来到了咱们的现场,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指导。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CCG的相应的一些活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今后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通过CCG的平台跟大家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到来,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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