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7日

饶毅:你可以为中国做什么?

作者:饶 毅



 


CCG图书:《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





77、78、79 级,就是恢复高考后的连续三届经过不同寻常而又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是在十年浩劫中失去了高考机会的一代人,他们是以超低录取率从田间地头、工厂行业再入校门的一代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与捍卫者,他们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饶毅,1978年考入江西医学院,后获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曾任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十几年来,参与了国内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实践,协助推动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机构。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



  很多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儿,但未必知道我们曾经历的艰难困苦。我生活的江西南昌,20世纪70年代中期肉类极其缺乏并持续多年,蔬菜、中秋月饼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今天常见的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等。


  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远离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在阔步迈向繁荣昌盛之路。中国在巨变,我们的命运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改变。如果说,我们这代人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和选择以外的确有那么一丝运气的话,那么中国这30年实实在在的成就无疑是来自很多人多方面的推动,其中,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贡献,也是实实在在难以抹杀的。


 

高考:移风易俗 



  我瞎猜,邓小平在自己被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大学可能也是很心痛。等到他自己的孩子都上大学后,还很能体会全国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读书好的青少年上大学的路一旦被堵死,会导致很多家庭灰心失望,很多青年前途渺茫。一个国家广大青年没有前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是十年来第一届不用送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就很纳闷,把上百万孩子送到农村究竟有什么好处?


  高考入学办法宣布后,青少年有希望,全社会掀起热潮,社会风气很快改善。突然从原来学生读书无所谓,老师怕流氓的情况,变成了大家都集中学习,流氓学生几乎销声匿迹,老师得到尊重。这里说的流氓是在校外偷东西、打架的混混。1977年以前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闹事的人越来越多,恶性的流氓事件也与日俱增,在当时都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我看到过小偷偷农民的钱,也看过流氓混混在商店用刀割顾客的包。当国家不给青少年以任何希望时,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必然的。高考宣布后很快就改变了这种风气,当然不是没有小偷和流氓了,而是减少了很多,他们耀武扬威走街串巷的情况立即消失了。


  老师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教学专长的得到发挥。以前很多老师教学不积极,有了高考招生后,各个学校纷纷开始启用原来埋没的人才。我所在的南昌十中,一些靠边站多年的老教师,原来是校长、副校长,开始主持工作、组织力量提高教学水平。有位体育老师突然变成了数学老师,原来他专业不是体育;有位党史老师也回到了英文老师的专业岗位上。


记忆犹新的数学题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高潮不过几年,但直接影响的时间较长。绝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大学老师下放,大学停学,复学的大专院校招生数量少,而且无正常途径入学。


  我母亲最小的妹妹是他们七兄妹中唯一没在“文革”前读大学的,结果是上了77级。她是“文革”前的高才生,跳过级,她上大学时,我听她一声叹息,说结果差不多和我一道读大学。她的人生如果不是被耽误了,不知道要好多少。比我大八岁的哥哥也受影响,他那时还对做“知识分子”颇为抵触,说人家要考大学,我就不考。我家有个性的人不少。


  1978年考数学时,有道题目说“三角形ABC三内角成等差数列”,这句话坑了我。我在高考复习时做过一道题,那时除了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线索,提示三内角哪个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B是中位角。考试时我绞尽脑汁寻找另外一个线索,当然没有找到。那时年轻,考试因此慌了,对其他题目也不经心。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三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考题,不知道谁出的,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了。


  大一第二个学期,家里悄悄安排我到樟树中学复读。但期间有人好像觉察到了,便威胁我父母,那时大学录取了不能退学,退学的惩罚比较重。我父母并没有向我说明原因,只说是不得已便叫我回到大学继续读书。因为老是逃课,我没有学过医学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这两门与生物关系最近的课,和我几十年后的工作很有关系,却阴差阳错地与我失之交臂。大一完了后,我才缓过来,接受现实。大学的内容,对我来说,最后有用的有些,但不多,因为我并没有成为医生。


又一个分水岭 


 


  从1985年23岁前往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算起,我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了22年。2007年,45岁的我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 回国到北大任教。


  回国来参与工作,可以推动中国解决一些问题,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即使是解决很小的问题,也是贡献。正因为中国不如意处还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在获得学校管理部门认可通过后,我取得了自主权,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五年来,我在学院通过建立教授聘用评审体系,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进教学工作、获得研究经费、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间,为学院发展建立坚固的框架。我们坚持对学院的科研人员进行国际评估,标准较高,而且也杜绝拉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外做教授的华人大多数尚未回国,即使是人们误以为回国人数多的生命科学领域,原来在国外做过正教授后真正全时到位的也不到十人,更多的人在犹豫观望,有些人正在过渡,也有人怀有担心和顾虑。当年就有好心人担心我们回国会遇到阻力,同样的担心很可能也会影响海外学者和学生。


  对此,我曾写道:“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我回国五年来工作、生活的最好注脚。


丰富的“中国梦” 




  个人奋斗的“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体制的优越性。我认同的“中国梦”也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基础上,结合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历程。一个世界大国、一个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经过特定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于美国的精神文化。


  “中国梦”包含了多少代中国人不满现状、前赴后继进行的探索及做出的改进努力。一百多年来,我们多方寻找、学习、探究现代中国的道路。在震撼中,我们曾经幼稚盲从,曾经病急乱投医,把国外起源的多种主义不假思索地拿来,曾经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走上有乐观前景的道路。已有的经验让我们可能做得更好,我们完全有自信探索自己的道路,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优点,无须受其他国家的思想束缚。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了世界的特长一样,“中国梦”应该吸收“美国梦”的开拓、进取、独立精神。


  是满足现状、坐享其成,还是有冒险和探索精神,接受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性问题,从不同角度参与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引领世界,从而为世界贡献个人的力量?正如“美国梦”并不完全排斥集体一样,中国梦无须排斥个人作用,可以鼓励个人积极性,个人幸福可以和集体幸福一致,推动国家发展。


  美国的缺点,几乎都比较难改。中国的缺点,大家都有共识,都有改进的目标和方法。因此,中国的缺点也就成为发展的潜力。有明显缺点就可以通过努力来改正、改进、改造,而逐步推动中国的进步。积小成大、集腋成裘,可以使总体进步相当可观。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格外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我们这一代来说,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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