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6日

郑永年: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作者:★ 郑永年




专家简介

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


自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目标的问题,即中共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早已经相当明确,具体体现在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十三五)上,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十三五结束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从现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万2000美元;只要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同时,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精准扶贫运动,以控制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


一般认为,鉴于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这些具体目标没有大的悬念。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共高层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仍然需要细化,但大方向已经有了,反映在“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中。


内部的发展目标对中国外交也必然发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帮助了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中国的成就更是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卷入国际纷争甚至战争。但中国外交,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心一意”谋求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


这一外交“教义”促使中国能够抓住“国际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


在前面的数十年里,中国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即认为国际大环境是和平的。在这一判断之下,中国才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也定义了中国外交所应当有的方法,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90年代,中国进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一方面加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要在现存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崛起”。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中国“抓住机遇”,而中国也的确抓住了当时的机遇。中国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国际组织,抓住了自80年代开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进程。


尽管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分化,但中国总体上也借着这一波的全球化,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过去的实践表明,如果对国际形势没有正确的判断,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抓住发展机遇。



探索出本身的发展道路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基础上,中共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中等国家的还是小国。笔者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概括成为“两条腿、一个圈”。


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最先是针对美国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俄国和印度等其他大国。习近平本身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所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国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和紧随自己的新兴大国印度发生冲突。


因此,无论对美国和印度,中国尽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计地寻求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最近中印洞朗对峙局面,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期间,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声音在两个国家都很高涨,引发了第二次中印战争的疑虑。不过,两国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洞朗对峙局面。就中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成功地把“新型大国关系”引用到印度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条“腿”即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涵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但其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沿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甚至是贫困国家。


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此尽到大国的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区域的和国家“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用中国自己的话说,就是容许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区域和国际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入。即使是从前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这两个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如果搞不好周边外交,中国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和一些邻居国家就南中国海问题面临紧张的关系,中国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相反,尽管中国和有关国家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冷,但经贸关系从未冷却。这也是这些国家之后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中国领导层则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雪上加霜。


全球化既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无论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还是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或者今年5月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都相继释放出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强大信号。今天中国是少数几个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索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化。例如,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社会的大多数受惠。



中国也要实现战略崛起



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韬光养晦”的。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失败的德国和日本,大都发展出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


不过,人们也要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不同方面是很不平衡的。总体上说,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进展很稳健,但在战略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从以前大国崛起的经验看,崛起包括经济上的崛起和战略上的崛起两个方面。


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它们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崛起的。而前苏联的崛起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因此不可持续。日本的崛起只表现在经济上,而非战略上。日本因为是美国的同盟,战略上也不可崛起。这也表明,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大国。


中国既要实现经济崛起,也要实现战略崛起。而后者则显然是中国的“短板”。不过,在战略崛起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处理同印度的关系中。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对日本的挑衅退让,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


在南中国海,中国几经艰苦的努力,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回应的局面,转为主动掌控局面。尽管南中国海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中国已经处于主动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相关国家都是对中国的“回应”。相信随着《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稳定局势的机制和方法。


在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施加压力,和平结束对峙。尽管未来和印度的关系并不容易,但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把“新型大国关系”应用到和印度的关系,是可以找到一条有效途径的。


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朝鲜半岛核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面临着双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即来自朝鲜的“核危机”和来自美韩的“萨德危机”。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朝鲜成为核国家,中国的未来安全问题完全没有了保障。


今天,中国周边已经有了三个核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如果朝鲜变成核国家,一下子可能增加三个,即朝鲜、日本和韩国。日本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韩国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了。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中国处理不好朝鲜问题,台湾也必然有野心来发展核武器。如果那样,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就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从来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而是要经过很多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国际大考,通过了,并且考得也不错。但如果这次朝鲜问题,中国考不过,不仅很难成为大国,更难保障未来的国家安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朝鲜半岛的这次考试甚于1962年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果美国当年不是冒着和前苏联进行核战的风险,来果断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很难崛起成为日后的美国。


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和印度的对峙,还是目前的朝鲜核危机,无疑都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也是中国崛起的国际机遇。处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





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7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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