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7月10日

薛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推动中国竞逐第四次工业革命

作者:薛 澜


薛澜5日在京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推行使中国有机会改变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落后情形,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与其他经济体并驾齐驱地展开竞争。




专家简介

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非常重要的成果,政府的各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所以我想把这些政策做一个梳理和回顾,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一些新的局面,我想把这个新局面也考虑一下,再提一下对下一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些基本的思考。


  “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和各个部委,还有包括省市自治区,其实出台很多政策,在我们国家层面的政策多达550多条,30多个省市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台大量的政策和支持措施,可以说这些政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这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统计分析。


  我们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领域,第一个就是综合领域,综合领域一共有58条主要的一些政策和文件,然后按照领域看的话,节环保最多,因为确实综合性比较强,所以这个是遥遥领先,有184条的政策,其次是新能源,然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领域,这些政策的分布。


  这些政策它到底在哪些领域,我们也梳理和归纳一下,我们把它按照三大类分:一类就是所谓的供给性政策工具,就是政府的政策推动创新,给市场提供更好的技术和知识等等,包括人才培养。第二大类的政策是环境型的政策工具,不是讲的咱们物理的环境。第三就是需求型的工具,主要从市场角度考虑的。具体的领域有这么多,目标规划是最多的,确实在“十二五”时期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这个更多一点。然后就是法律规范,然后是技术支持,然后其他各方面,所以我们也把这些政策做了一个简要的分类。


  这个正好前两天看到一个报告,就是关于这个基金,我想前期这个培育引导之后,现在实际上到了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支持,所以说,实际上全国的这个产业引导基金,我看见绝大部分都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基金。最近几年有非常高速,一个是基金的数量增长非常快,一个是数量,另外一个是目标的规模,大家看到是规模非常大的。


  另外就是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分布,大家可以看到东北地区是48支基金,引导基金的规模是400多亿,这边的话是在东南沿海这一带规模非常大的,5000多亿,有300多支基金。实际上西南地区也有,应该来讲也是相当不错的,也是引导基金数量很大,尤其成都非常活跃。中南地区、西北、华北地区,可以说这些基金遍布全国各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通过前面的回顾我想就简要介绍一下,实际上政策的推动其实取得了非常大的作用。我想我们这个报告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希望大家看一下“十二五”发展的这个报告。


  新的局面其实我想大家现在看到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前一段刚刚在大连的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也是特别关注这方面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是一组技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这样的通讯、新能源革命,包括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包括生物医药各方面的技术。这个我觉得,因为我是从2004年参加到有一个关于这次工业革命有一个叫技术、价值与政策的未来委员会。那么这个论坛也做了一些调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很多地方我都讲了,这个表格不知道咱们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调研,看大家认不认可这些。


  这里面就好比说,这是说到2025年其实时间不远了,10%的人穿着与互联网相连的衣服,90%都是无限和免费存储空间,美国出现第一类机器人药剂师,这个的话好像,我看也是觉得没有问题的,现在说不定已经有了。3D打印汽车,不知道什么汽车,玩具汽车还行,开的汽车就要小心。然后大数据资源替代统计调查,这个可能对统计局,对发改委,对国家信息中心这是非常深的,还有植入手机商业化实现,这个不知道怎么商业化。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目前看起来还比较陌生的这些技术,2025年从这些分析来讲,都几乎都是呈现的。


  唯一的一个环节第一个人工职能机器担任公司的职员,大家对这个半信半疑,不到一半的人相信,我在今年年初的一个会就建议,说不定咱们BAT的公司,我觉得机器人作为董事会秘书还是可以的。不管怎么说,这整个一系列的技术应该还是提供一个基准。我觉得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前三次的工业革命对人类进步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天时间关系,有几张图删掉了。不管怎么说,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无缘参与,各种各样的问题。到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说中国是完全有机会的,所以可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加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说是起到关键的作用。


  当然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一轮新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其实也要格外的关注。这是一个大学学院的研究,他们就发现,可能2010年的很多职业,说不定在今后十年、二十年将近一半被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所取代。我特别希望,也许在我们各方面支持下,我们能够做一个研究,到底哪些新的产业,哪些新的职业能被创造出来,这一点尤其对高校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高校培养的专业很多都是过去工业时代的专业,未来新的需要,有哪些新的工作,我们需要做准备,这方面我们需要有一点前瞻性,所以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前三次的工业革命中国已经在很后,那些社会影响程度我们中国没有经历过。实际上那些前沿的国家已经经历了,很多的社会影响通过各种的方式解决了,到我们更多是直接用。现在我们跟所有的国家是一起在最前沿的,这样很多社会影响对我们会是直接的,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会直接感受到,所以想这方面需要加强一些研究。


  当然新形势下需要反映的问题,也是前两个星期碰到一些,尤其是在达沃斯论坛,说你们这些搞研究的,当然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整天出新名词,一会儿高技术产业,这也是你们嚷嚷很久了,然后又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又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都搞不清楚,说的都是那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其实背后这些产业的机理我觉得还是有一致性的。当年讨论高新技术产业,其实背后非常核心的,背后产业的研发强度比较高的我们认为是高新技术产业。那么实际上我想现在,如果大家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它确实研发的强度比较高了。那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创新的突破和社会需求的有机结合,确实发展到今天有很多新的社会需要,确实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满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高新技术的延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尤其我们人类生活,工作方式发生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中国今天能够进入到四次工业革命,能够和很多主要的国家我们一起并驾齐驱,应该说中国极早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中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做了布局。所以今天能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有这样的地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这一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为我们今天创造了这样的局面,我想这个也是在很多方面需要建立一个体系,这几类怎么融合,怎么区分,这方面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


  另外一点就是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怎么协调。在前期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注重创新的政策更多一些。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可能相对来讲还没有成为它的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到了壮大发展,咱们现在说“十三五”期间要成为它的支柱,这样可能在产业政策可能需要进一步地在这个方面有深入的研究,然后二者之间更好地协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协调。总体来讲中国,应该说我们是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但是相对来讲,对于商业模式创新,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重视不够,所以我们的政策有意无意对于商业模式创新,或者怎么推动引导这方面,我们可能工作做的还是不够的,所以这方面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另外就是颠覆性创新的收益和成本的协调,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考虑的。大家都觉得颠覆性创新非常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社会收益,这一点是没说的。如果仔细分析,它对收益,主要到创业者的风险投资。但是另外一点,颠覆性创新也有相当的社会成本,对原来的这个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过去这个成本很大程度被政府和社会承担下来,我想下一步其实也要考虑,怎么能够让这个成本能够更合理地分担起来。大家现在也看到,我们技术创新各方面的推进是很快的,但是另外一点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是在加剧,所以这里怎么通过创新,不断能够给社会带来普遍的收益,同时尤其是对降低社会不公平这方面也能够做出贡献。


  最后就是关于这个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些思考,我想创新的内涵刚才已经谈到了,特别要注重商业模式和文化创意。这个背后其实也有很多的数据,我们的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进口的额度巨大,我想在这个方面今后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第二点就是要掌握创新规律,确保政策的精准到位。应该说我们过去政策出台了很多,但是有一次任司长我们开会,任司长也特别强调,我们现在的政策要做加法,可能有时候还要做一些减法。我们现在的扶贫讲精准到位,其实产业政策、创新政策是不是也要有所考虑。我想在创新这个领域,最近我们也做一些分析,基本创新模式,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创新模式还是在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上总结分析这个规律,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等,通过研发产生专利,专利的应用提供新产品、新工具。我们传统的政策工艺也是统一研发,保护知识产权,这个仍然是我们创新政策的基石,不能动摇。


  另外一点就是战略导向的创新模式,至少在中国已经看到,确实还是在一些方面很重要的,像在国防、重大基础设施、重大需求,这些领域的政策的考虑其实是另外一个模式。首先就是战略研究、战略选择,这个我想我们目前看到是比较成功的,实际上不管中国还是国外都有选择失败的。大家可能想到日本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上面我们也有很多失败的,所以明智的战略选择,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点就是稳定的公共投入,这个项目可能政府的公共投入比较大。


  第三点就是高校的溢出机制,就是它投入之后,怎么对社会的影响更好地推出来,所以我想高校的溢出机制在我们目前可能还需要加强。


  第三就是新经济的创新模式,这个也是我们正在研究过程中研究服务的,互联网经济新的服务业创新产业,这方面非常关键。这方面可能需要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充足的风险投资和适应性的治理,这几个有机的结合。第三类的不同类型的创新模式,所需要的政策和政策环境还是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些规矩掌握的更清楚,从而使我们的政策更好地推进创新,这个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加强的。


  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这部分不多讲了,颠覆性创新大家很清楚,我想我们在重视颠覆性创新的同时对间接式创新那块其实也还是要关注,因为中国实在国家太大了,我们很多的沿海地区,一些领先的企业用在第四代工业革命的技术,但是我们可能很多的一些比较落后的一些地方和产业的话,可能还在用第一代、第二代工业革命的技术。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技术更快地有效地推进扩散,这个我想是对中国这个大国来讲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也需要,我们推广创新的话,土地研发现在可能要考虑营造生态环境。当然我另外从我们做政策研究的角度,我们原来总是希望做成功的例子,我们做一些成功的例子,这个成功的例子怎么推广,但是现在这些年,回头来看,其实很多的例子其实是个案,真正想广泛的推广有时候很难,不是具有普遍规律的,反而是很多失败例子背后有很多普遍规律的。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研究失败的案例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方面怎么从普遍的,失败的案例提炼这个教训,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另外就是怎么消除这个创新的障碍,我们简单提了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来推动。


  另外我们注重企业和研发机构,那么也要重视这个中介机构和创新平台,这一点正好因为启迪刚刚接触,我们对他们了解的多一点,那么启迪客服他们从一个简单的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变成一个创新生态的运营商,它把很多东西都整合在一个平台下。从一些创新的服务,包括对金融各方面的支持,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个方面有很多还是值得去总结的。最后一个就是怎么加强创新的规制,构建合理的创新治理体制,刚刚也谈到了实际上我们这个创新有为社会造福的,我想这一面是主流的,另外一点的话,它也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新一代的新兴技术的应用本身有很多的风险。比如说现在的基因检测,咱们这个报告里面特别谈到,中国发展也非常快。基因检测的临床应用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福音,我们治疗怎么更加有效,有时候可以做一些策略,另外一点基因检测的一套应用如果不能很好地有效的规制,包括对检测的结果合理地解读,我觉得很有可能,它的滥用,负面影响也会很大。另外这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其实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的,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方面引导创新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在控制这个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分配创新的各种收益方面,政府的政策可能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一点,刚才提到加强对社会影响的意见和评估分析。我们的技术发展,尤其是这些前沿技术肯定有很多的方向,我们怎么有一些预见性,尽可能的趋利避害,使得我们的发展方向和社会的需求有效的结合起来。


  最后就是在创新治理体系里面,怎么让社会各方面有效的参与,目前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里面提高公共科学素养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我们中国科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另外一点我们还要打通这个风险交流的渠道,因为很多这些风险是要清楚的嘛,如果认识不清楚,有一些误解很有可能对科学技术的成果应用带来很大的障碍,所以这方面怎么样去构建一个政府科技共同参与创新创新治理体系,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方面的艰巨的任务。



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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