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5月03日

以战略和国际眼光看亚投行——对话国务院参事汤敏

作者:汤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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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亚投行的成立引起了各界关注,它能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做出怎样的贡献?未来对区域和全球经济将产生哪些影响?中国第一次主导一个国际金融机构,未来对它的运作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挑战?如何去应对这些挑战?运营时的风险控制如何处理?亚投行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起到什么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将给亚洲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国务院参事汤敏先生。


  汤敏参事于1982年本科毕业后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任教。1984年赴美留学,入美国伊里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 Champagne)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后在1989年获博士学位,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和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


  2000年,汤敏调到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任首席经济学家。2004年,其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任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开始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2007年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10年成为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并于2011年2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中国由多边金融机构的参与者转为国际金融组织的牵头人。”汤敏参事如此看待中国在亚投行的这种跨越。从20世纪70年代末始,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此在世界金融的舞台上一步步学习成长。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我国的代表权;1980年5月,我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6年3月,我国正式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不断吸引进外资、设备、技术和理念,探究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当前,在世界更加市场化、开放和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出于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还是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考量,我国都需要进一步“走出去”。金融 “走出去”是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亚投行就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快速稳健,从原来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跃而成现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到领衔筹建亚投行,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战略路线的正确。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各项事务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先进的制度与方式,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亚洲,走向国际。亚投行可以说是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影响力产物,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上众多国家的支持。


  “亚投行是中国牵头筹建的第一个国际性金融组织。”汤敏教授这样评述,“我们的媒体和老百姓应该有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些,不只是强调对中国的短期利益,而是明晰长远战略的利益。我们要看的不是短期内有什么利润回报、得到什么分红,而是在开辟了更大的市场后,亚洲经济发展更快时, 从长期来看, 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收益。”


人才储备 


  汤敏参事1989年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在亚行任职17年,见证了中国在国际机构的太多跃变,尤其是对优秀人才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我国刚开始进入亚行工作的时候,对其知识和理念都十分缺乏,大部分中国雇员只能做基层一般的工作,级别也不高。但是中国雇员在工作中不断积累专业知识、锻炼能力,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阅历。国际组织成了我国优秀人才的培训与储备处。这些经受过国际组织培训和锻炼的优秀人才后来回国,为国内政府机构的运作作了突出贡献,使我国一步步与国际接轨。再加上后来有许多有很强学习能力兼具良好国际视野的留学生加入,更是壮大了人才队伍。例如,现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先生,就是原亚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也曾担任过中国驻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原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李若谷先生,也曾长期担任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


补充现有金融体系 


  一些外国媒体认为,亚投行未来将成为“中国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孵化器,挑战美国一直主导的旧有国际金融秩序。汤敏参事为此正言。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有很多需要我国借鉴发扬的优点,中国牵头筹备亚投行并不是为了推翻什么,也不是为了挑战什么、重建什么,而是想做一个真正对世界发展有所助益的实体,一种建设性补充。


  我国从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中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其中一例就是环保领域。原来我国环保意识不强,比如在道路和桥梁建设时,更关注短期的成本高低,忽略了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成本。比如高速路绿化普及可以缓解司机的视觉疲劳,预防车祸发生;道路设计直线曲化以尽量减少拆迁,以防拆迁纠纷等。在短期来看,这些措施肯定要抬高成本,可是从长期来看,却减少了很多社会风险和负面影响。一开始,我国是不太情愿地被动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环保要求。现在,这些标准已经成为国家标准。比如,国内的每一个项目开工前都要先做环境影响评价。再比如,我国正在使用的招投标机制,也是从国际引进的一种减少腐败的方式。这些理念的引进,我国都从中得益。


四两拨千斤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为了达到世界基础设施平均水平,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量巨大,未来10年每年要投资大约合7000亿美元。而根据亚投行1000亿美元注册资本规模,一年折合下来也超不出100亿美元。比起庞大的市场需求,亚投行的投资依然是杯水车薪。因此需要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把民间资金撬动起来。


  民间资金为什么不愿意投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具有回报期长,投资量巨大的特点。 对于民间资本来说, 在二三十年的回报期里,很有可能因为政府官员,甚至执政党的更替而带来巨大政策变动,使得私人资本的利益没有保障。民间资金并不少,也有一些资金需要投资长期项目,比如保险公司、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等,它们更期待一种合理的长期投资与长期回报。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建水厂、电厂、高速公路、铁路和污水处理厂等,正是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一种建设性投资。现在提倡的新型投资方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有可能把政府、私营和民间的资本集合起来,一起来投资。如果加入亚投行,以及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民间资金可能更放心一些。


互利互惠求双赢 


  亚投行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起到怎样的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又对亚洲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汤敏参事指出,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关系。


  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劳动力短缺,产业结构发生转变,尤以服装纺织类表现最为突出。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劳动力工资上涨使得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竞争力骤减,所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企业纷纷外迁。同时,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心正在向更高层生产推进,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在保持优势的同时,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对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来说也是好事,能够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增加他们的外汇储备,让他们能赚到‘第一桶金’为后续发展添力。”汤敏说。不过,他也表示,这些欠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缺乏发展制造业所需配备的电厂、水厂、港口、铁路和公路等条件,成为接受外来资本发展经济的制约。我国在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时期,因为电力不足,工厂只能开工三天停工两天,低效又浪费资源。所以,只有优先发展或是同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收益;对于走出国门的企业来说,有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配合,也是一件幸事,能得到真正的双赢。


挑战与机遇并存 


  亚投行未来面临的挑战很多,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运营挑战、创新挑战和风险挑战。正如前面所提,运营挑战是如何选取项目,如何成功地建设项目。其中,具体的方式,我国仍在摸索之中。一般性的规章制度,我国可以先采取“拿来主义”,把目前国际金融机构行之有效的运营方式拿过来加以改进,用起来再说。创新挑战,光“拿来主义”远远不够,需要有新意、有效率的方式。例如,上面谈到的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把更多的民营资金引入进来投资基础设施。风险挑战是指如何把钱借出去后安全地收回来。亚投行毕竟是银行,虽然不重“利”,但要重“信”,需要有良好的风险控制,不能有太多的坏账赖账,从而能得到国际资本市场、国际评绩公司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一家金融组织未来要走的路不是一年、两年,也不只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几十年。亚投行刚刚起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踏实做好一切事务,让它符合高标准,做到公平、公正、透明和开放,然后证明给成员国或是非成员国看,我们的能力没有问题,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信心与能力。它需要我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努力。机遇和挑战永远并存。”汤敏参事这样总结。做好当下的事,功过待后人评说。


文章选自《进出口经理人》,记者:邹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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