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5月08日

郑永年: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

作者:★ 郑永年



专家简介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开放来之不易,中国的全球化更是来之不易,或者说,无论是开放和全球化在中国并非是必然的。中国历史上曾经非常开放过,但明清之后数百年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直到近代,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大门,被迫开放。但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里也是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只和有限的国家交往,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主动向西方开放。不过,向西方开放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决定对外开放时,他们的决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近代是因为挨打而被动开放,改革开放就是主动向世界开放。

中国的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机遇,这也是开放政策比较顺利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推”和“拉”的互动关系。中国主动“推”,积极推动自己的开放政策;西方是“拉”,拉一把中国,即欢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和融入,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

毋庸置疑,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状态转型成为最大贸易国家,从农业大国转型成为世界工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结果。


新冠疫情会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熔断器,熔断两者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联,导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吗?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些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已经深度融合,没有可能被新冠疫情所熔断,更不用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了。的确,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人们一直相信中国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力量。美国的一些人甚至将其称为“中美国”,而中国的一些人称其为“中美婚姻关系”。

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决心


即使美国开始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也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多个场合表示决心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也是这么行动的,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新冠疫情似乎正在改变一切。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了,尽管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但突然间,人们发现中国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世界,西方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勃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不仅在促成中国和美国之间冷战的升级,更指向中美局部热战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国(和西方)与中国之间从往日的“拉”和“推”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挤”和“退”的关系,即美国(和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而中国自己也在无意识地“退”出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已经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了。

首先是西方的“挤”西方对中国的不放心由来已久,也可以理解。自1990年代初以来,西方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其背后折射的是对中国的不放心。对一个具有不同文明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西方国家的这种不放心情有可原。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和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政治信任,各种关系皆维持在利益关系上。

这也可以理解,国家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唯有利益是永恒的。不过,光有利益关系并不足够。如果利益是硬力量,信任就是软力量。没有软力量,硬力量就很容易被理解成为一种威胁。实际上,在新冠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过程中,西方很多人就一直批评中国,把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度“武器化”,即中国利用这种高度依存关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武器化”一直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即“经济制裁”,但因为对中国的不信任,即使中国并没有“武器化”,也被西方认为中国在这样做。

从不相信中国到感觉到中国的“威胁”,到排挤中国,这是西方的行为逻辑。中美贸易战无疑是西方和中国关系的转折点。之前,西方总是认为有能力改变中国,通过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把中国塑造成他们想看到的国家。但贸易战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国)放弃了这一西方学者认为是“天真”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中国,就转而排挤中国。

病毒所引发的西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恶化,就是这一逻辑的延伸。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人物就是有其议程的。对疫情在美国的扩散,他们从来就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而是一直把责任推给中国。从病毒冠名之争和病毒起源的各种阴谋论,到后来的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指责和对中国“秋后算账”,各种行为都是这一议程的一部分。

很显然,这种行为逻辑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尽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卫生物资,但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急剧增加。中国的对外医疗援助被视为“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和“地缘政治外交“。秋后算账的声音在整个西方世界盛行,英、法、德高官也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

除非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出现逆转,否则西方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反华”和“反中”浪潮不可避免,无论是在疫情之中还是疫情之后。

在西方对中国转向“挤”的时候,中国本身也从“推”转向了“退”。“退”不是表现在物理和物质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态度上。实际上,在物理和物质意义层面,正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所显示的,中国近年来刚刚走向世界。然而在思想和态度层面,很多人开始从世界体系回撤,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持有了美国人一般的“我就是世界”的心态。

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国际化


改革开放无疑促成了中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直到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都是相当国际化的。就投资贸易开放度来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加国际化。

人们的心态则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变得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拉”的一面,中国尽管也会最终崛起,但崛起会困难得多。

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落,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但是,一旦面临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而物质(尤其是技术)面受到西方大力挤压的时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更倾向于内部化。人们不是像从前那样选择和西方互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团结内部力量来应付恶化的环境。这自然也符合行为逻辑,但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很多人的行为就是如此。民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内部的急剧分化,每个人的意识形态认同都是“旗帜鲜明”,“自己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犹如井水不犯河水。

儒家社会本来就比较保守,比较内向,所以儒家社会的国际化很不容易。在东亚,日本和之后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现在都是高度国际化的社会,但这些社会的国际化都是人为的结果。这些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典范,而精英是高度国际化的。因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这些社会属于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因为精英了解这个西方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努力促成社会和国际的接轨。

但今天的中国似乎不是这样。不难看到,被视为最了解国际形势和西方世界的精英,都变成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一群,他们不去引导民众,而是主动屈服于,甚至诉诸民粹。如此,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很多官僚部门不作为。人们忘记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而且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实际上,“国内”和“国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也就是说,内部发生什么都会对外部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无论是地方政府官员还是从事“战狼式外交”的人们,他们在说话做事的时候考虑到外部影响吗?可能没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国当成了世界。否则,如何解释这段时间里频繁发生的外交争议事件呢?

精英部门是这样,民间更是如此。实际上,精英和民间是互相强化的。在自媒体时代,商业民族主义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投入到“爱国主义”这一蒸蒸日上的行业之中。媒体操作和资本逐利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门为什么也不作为?如果说对政治上敏感的媒体与人能够有效管治,对类似“xx国想回归中国”那样愚昧无知,又能产生极其负面国际影响的言论,难道不应当进行有效管治?

一旦有了“退出”世界的心理,人们与世界的心理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和世界隔离的心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以至于一旦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人们犹如“外星人”,不知道如何与世界沟通,更不知道与世界沟通什么。自然,世界也并不认同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的人们了。

“我就是世界”离封闭不远


从经验来看,如果有了“我就是世界”的观念,离再次封闭也就不远了。历史上就存在过,笔者称之为“明朝陷阱”。明朝有一段时间,无论从国家能力(例如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是社会能力(例如反映民间海商力量的所谓“倭寇”),在当时都是天下第一。但在“天朝什么都不缺,哪用得着开放”的心态主导下,明朝实行海禁,最终使得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闭关锁国,直至近代被西方彻底打败。

但这并不是说,再次封闭是必然的。其实自始至终,并非整个国家都骄傲了,也有清醒的社会和精英群体存在;尤其重要的是,领导层一直是清醒的。早期,领导层的清醒表现在和西方世界进行“求同存异”的互动,他们不仅发现了和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更发现在一些共同价值观上,也是可以和西方讨论对话的。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西方也进行了价值观(包括民主和人权等)的对话。尽管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中国本身也具有和西方不同的价值系统,对话可以,但并不能互相取代。但这种对话本身很重要,因为它指向人们心态的开放。

这些年和西方世界的对话因为各种原因少了,但领导层在一如既往地全力推动全球化。很显然,领导层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具有清醒的认知。就以人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来说,中国所处的现实仍然严峻。被视为处于衰落之中的美国仍然遥遥领先,处于第一梯队,欧洲国家和日本处于第二梯队,而中国仍然处于第三梯队,甚至更低一些。

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前面所说的中国“推”和西方“拉”的结果,也就是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效应,中国如果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还需要有30年的时间。简单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整装产品,而中国的很多产业仍然停留在组装阶段,中国的整装产品少而又少。

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对付中国,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灭亡。不过,随着西方的“挤”和中国的“退”,中国再次封闭起来是有可能的。曾经被拿破仑称之为“东方睡狮”的中国,会不会刚刚醒来不久之后又睡着了呢?没有人可以对此掉以轻心。这自然也考验着这一代人。




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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