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1月03日

郑永年: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及其未来

作者:★ 郑永年





专家简介

郑永年,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和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分离模式不同,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领域。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府的统治合法性。


  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代到当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层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认同。


  确切地说,在东方,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尽管有不同看法,但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无异议,在这方面各派之间不同的,只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多深的关系。自汉代的《盐铁论》以降,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及其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


  西方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把中国视为“水利社会”,进而把“水利社会”视为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是单纯从近代西方经验出发的,因为正如本栏上周所讨论的,自近代以来,西方走了一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道路。“水利社会”仅仅是中国政府经济责任的表现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国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人们梳理一下从汉朝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吾道一以贯之”,存在着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人们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市场经济”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本)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都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就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这部分。


  在这个结构中,有些领域主要关系到国民经济主柱的领域,国家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经济空间要放给民间自由资本;同时在中间层,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互动,有合作也有竞争。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比较短的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经济国家主义化,即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被有效扭曲甚至被消灭。第一个就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时期,第二个是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第三个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改革开放前那段时期。


  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这四个时期,政府的出发点仍然是更有效的经济管理或者更快的经济发展。


  这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服从国家治理规则的规制。市场存在着,但不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完全自由市场,而是被规制的市场。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尽管也是被规制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的经济历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经济理论都有效。例如,西方经济学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场调节。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即强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市场仍然是主体。《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场。


  近代以来,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中国各方面快速转型。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至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要解决的是“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而非“国家和发展”的问题。这个顺序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确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经济发展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于优先地位的主张,即使放在中国的背景中也不难理解。


  近代以来,在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日后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成功的。这个关键便是中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解决的,便是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革命,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问题。毛泽东一代革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列宁的学说成功应用到中国革命上,在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胜出,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建国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曾经想继续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发展”问题,但并没有预想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当代世界少数几个最成功解决了“国家与发展”问题的国家。实际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潜意识上,便是对中国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回归。从传统看,中国的改革不是“无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这种深远的长传统,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


  和西方区别开来,因为中国尽管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但不会放弃作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手段的国有企业。或者说,中国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经济,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干预经济活动。中国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因为中国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通过简单的政治手段(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经济手段(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激进私有化)来幻想谋求经济发展。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幻想通过依赖西方经济来谋求发展。


  今天,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的。另一方面,中国怎么变也的确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会继续是上述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互相协调着往前发展。较之西方体制,这一结构有它自身的优劣。跟西方市场经济比较,中国一些经济部门主要是国有部门的效率会差一点。


  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公共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也是成问题的。再者,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在其他两层,即底层的自由企业和中间层,并不比西方的低。就中国的优势而言,中国三层结构经济体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


  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比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2007年/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这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控能力有关系。


  东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各面临不同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时间里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从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中国对人类共同体更有意义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中国已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有多少人脱离贫穷。


  在过去40年里,中国已经促成7亿多人口脱贫。这个社会奇迹远比经济奇迹更为重要。如何理解这个奇迹,就是这里所论述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观念,及这一观念所演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体制。


  广义上说,东亚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文明的衍生。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被世界银行视为“东亚奇迹”。人们发现,二战后,在仅有的十几个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东亚就有这五个。而这五个经济体就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内。在儒家文化圈内,一个普遍意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是政府的责任。这五个经济体对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也有不同看法,但没有人会怀疑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它们的一个共识便是:发展是硬道理。


  进而,这五个经济体的政府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还做出巨大努力,通过社会建设,培养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转型。今天,其中一些经济体(尤其是台湾)因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经济开始分离,政府无力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结果造成类似西方的问题。这个趋势也是值得观察的。


  今天,东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面临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说,西方面临的问题须通过结构性再造来解决,而中国面临的属于在现存结构上调整和改进的问题。


  在西方,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之间的再关联,也就是政治如何再次对经济行使权力,使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从而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实现再平衡。西方目前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主要是要解决内部经济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好。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很难作为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光靠经济力量本身就很难实现。


  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比较有所作为,包括再工业化、技术创新、保护本国产业等,不过,包括和中国进行贸易战在内的很多方法,并不能改善内部经济结构,从长远来说,也必然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北欧少数国家开始试行“一人一份工资”模式,但很显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扩大版。西方如何能够像当年建设福利国家那样,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再平衡,有待观察。


  对中国模式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不仅不会放弃,而且会更加巩固。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很多,但主要是围绕三层市场之间实现平衡这一目标。无论是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市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导致失衡,进而发生危机。如何实现平衡?这需要产权、法治和政策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就产权来说,光强调私有产权的明确和保护远远不够,国有企业的产权、国有和民营合作的产权和私有产权同样需要明确化,需要具有同样的权利。对法治来说,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三层资本。应当强调的是,在这方面,现有政治或政策保护远远不够,急须把政治和政策的保护转化成法治保护。


  对政策来说,主要是根据三层资本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失衡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必要时,对不同资本进行扶持和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厘清,哪些领域必须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哪些领域可以大量让渡给民营企业,哪些领域可以政府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等问题。


  政府须要促成国有企业追求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不是通过现有方法(例如垄断、政策寻租等)。政府更须赋权社会本身培养自身的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使得社会有能力平衡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仅靠政府平衡。



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一带一路,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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