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受阻的根源在哪里?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中国要在全球化中扮演什么角色?2017年4月9日,CCG学术委员会三十余位国际关系和国际经贸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挑灯夜话,就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全球化之道展开深入交流。






  2017年4月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京隆重举行。当天晚上,CCG学术委员会举行晚宴暨专家夜话,CCG主任王辉耀、CCG副主任汤敏、CCG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与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学术委员会专家及特邀高级研究员:张燕生、时殷弘、金灿荣、徐洪才、崔洪建、苏浩、丁一凡、霍建国、黄剑辉、孙永福、滕建群、周晓晶、屠新泉、王义桅、江山、高志凯、何宁、吕祥、王直、查道炯、贾文山、庞中英等30余位国际关系和国际经贸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就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全球化之道展开深入交流。CCG副主任苗绿和中国国际电视台The Point栏目主持人刘欣主持了夜话讨论。



CCG副主任苗绿和和中国国际电视台The Point栏目主持人刘欣主持专家研讨会



CCG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总体上来看,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浪潮。第一波浪潮是“货物贸易全球化”,中国在这一波浪潮里面赶上来获益,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第二波浪潮是“资本流动全球化”。有了远洋贸易就带来资本流动,带来金融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发展,其中发达国家仍占主导。第三波浪潮是“人才流动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但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与机遇。相对于货物流动的规则制定者是WTO,资本流动的管理者有IMF,人才流动的全球化现在还缺乏一个国际范围的规则制定和管理机构。


  我们在积极推动全球化,但实际上还任重而道远。这三波全球化浪潮,中国只赢了第一波,还有两波没有跟上。最近资本有所收紧,人民币自由化还差很远;人才全球化方面,中国现在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比例最低的国家。中国未来全球化非常关键的是人才的全球化,如果没有人才的全球化,我们未来要推动、参与和支撑全球化是非常难的。



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主要表现在全球贸易增长低于GDP的增长。但全球化不会停止。美国、欧美的全球化到了需要整顿调整的时期,特朗普也管不了资本的流向,甚至特朗普所搞的逆全球化也会对全球化产生正面的作用。如果美国有更好的方法吸收外资进去,跟中国竞争,也是刺激全球化。英国脱欧大家也认为是全球化倒退的现象,可如果英国跟欧盟竞争,全球化反而有更大的动力。欧盟有大国化现象,出现很多问题,内部体系需要重构,需要用外在的压力触动。技术的、互联网的,包括新兴国家的全球化,都在进行,全球化会进行下去。中国当领头羊是个伪命题,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全球化。中国能在全球化方面扮演什么角色,最终取决于国内的发展。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全球化最大的动力。



CCG副主任、国务院参事汤敏:


  全球化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但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根据各国的情况做一些调整,使它更有生命力,而且在各方面得到更大的利益。


  “一带一路”是我们参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在非常积极地探索、开拓世界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很有积极性,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具体是我们怎么做。在基础设施投资之外,比较短平快并能使沿线国家和我们共同受益的有几个方面:一、跨境电商;二、互联网金融;三、互联网教育。此外还有珠港澳湾区的问题,可以把香港、澳门跟国内在一起作为发动机,共同打开“一带一路”的市场,要充分发挥港澳专业人士的作用。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全球化受阻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存在三个缺陷,一个是公平的问题,一个是创新的遗忘,一个是与全球化相匹配治理的遗忘。当全球化进入下半场,风险明显大于机遇,中国应该把90%的精力放在国内,做好自己的事情。


  国际秩序的重构,需要以公平为基础、以共享为基础、以包容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新秩序,现在还缺少共识。


  “一带一路”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行动,会推动新的全球化的到来,但是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参事时殷弘:


  全球治理全球开明方向越来越明显。中国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需要与时俱进,要适应全球政治和气候变化,要努力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全球逆动的趋向。


  中国应该集中治理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限于中国当前的整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一个时期内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除此之外还有三点,中国应该确定战略秩序,争取改善与美国现有的一些盟国、准盟国、战略伙伴的关系,争取大幅度优化中国在东部和东南部周边的外交;要通过真正大力度调结构和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的大开发,显著减少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要建立自己的战略性军事能力,但是必须改变过分公开宣扬的做法。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特朗普说的不等于他能做到的,他能做到的还是非常有限。特朗普并不是反全球化,而是要求对美国更有利的全球化。他们在全球化中得益很多,只是内部分配出了问题,为了平息中产阶级的愤怒想从中国等国家拿回利益。


  美国没有放弃联盟领导权,还是要做世界老大,只是要其他国家来分担成本。如果美国真的走向拒绝WTO裁决,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冲击。中国可以主动一点,和德国、和欧盟走近一点,推进下一步全球化。这方面可以进行研究,做好准备。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


  目前是中国积极参与融入全球化难得的历史机遇,发达国家都在向后撤退,我们也有相当的基础了,可以趁机主动出手。我们对自身的实力应该有实事求是的估计。总体来看,我们经验不足、人才准备不足、体制机制落后,还难以适应引领全球化的角色。


  面临新的形势,我们应该调整思路,以我为主、灵活机动、务实合作。打铁还得自身硬,我们要提升内需,深化内部改革。“一带一路”方面要采取务实合作。人民币的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应该坚定不移,原来是借用美国的体系,现在人民币应该建立自己在海外的结算体系,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比军事重要性还要高的战略选择。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


  就欧洲而言,一体化可以推广、提升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方向,欧洲内部的四大流动、四大自由是理想的全球化愿景,但从外部来看一体化本身也有对全球化阻碍的一面。英国脱欧对于脱欧派精英而言,是顺应全球化的潮流,成为全球化往前推进的一部分。现在欧洲的问题在于能否合作,欧洲内部处于非常激烈交锋的状态,矛盾从精英内部开始已经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层面。所以从今年开始,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尽量团结和争取欧洲内部仍然支持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精英分子。我们还要关注到,这种全球化的逆也好顺也好,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国家左右内部之争的钟摆效应相符合,所以我们要去把握这个规律。


  具体来说,我们要做好事情,要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未来趋势,需要了解几个方面的问题:意愿和能力差距的问题,政策宣誓和政策实践中间的差距问题,算好政治、经济、可持续的三本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光做好自己的事是不行的,还要兼顾自己的海外利益,什么是自己的事也需要重新定义。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


  从人类历史循环角度看,全球化经过农耕时代的全球化、工业文明时代的全球化后,已进入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其核心是人类作为整体推动全球化。


  从近代以来全球化实体角度来看,全球化进程从单向的基于权力的全球化,到以制度为核心的全球化,再到现在以治理为核心的全球化。全球治理是一种全球化新的转型,这种转型我认为它是一种再全球化的过程,它从面的全球化变成立体的全球化、空间角度的全球化。全球化的结果应该形成一个全球网络化人类社会的建构。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丁一凡:


  全球化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是一个完成的现象。随着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中国已经不是那些全球大企业转移生产的目的地了,相反我们的企业也逐渐在往外走。发展阶段不同了,我们不能简单重复过去参与全球化时的那些因素。未来产业升级、技术升级,中国需要更大、更多的市场,下一轮全球化和原来的不一样。


  中国应对新一轮全球化不是西方人习惯的领导权,中国讲的伙伴关系是大家都受益。我们要加快开放人才市场,让更多的人才到中国来。海外创新精英不欢迎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势头,我们有市场、有资本、有政策,现在是不可多得的吸引创新人才到中国来的机会。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


  在出现反多边体制动向的大环境下,中国支持多边体制的立场是一种引领,受到广泛赞赏和支持。而建立国家影响力和全球化引领作用并没有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处理好每一个国际事务,得到大家的认可,这种认可就是影响力。


  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引领全球化的基本驾驭水平和能力。我们真正缺的就是人力资本,缺少一大批能够适应和驾驭国际事务的人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认定自己的路,继续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


  全球化是推动中国发展和全球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构建推动一个由中美共同引领,欧洲、金砖国家、亚非拉等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新的全球化,在这个定位目标下构建新思路、运用新手段、获得新结果、确定新目标,建设公平、公正、共赢、共享、共荣的新型全球化。


  对于建设新一轮全球化,我有几点思考:(一)要注入中国智慧,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理念。(二)要破解美国引领的上一轮全球化中的弊端和问题。(三)现在时代是工业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要聚焦基础设施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互联网的运用。(四)要构建新的主体,如亚投行、丝路基金,包括在国家层面现在是“多头治水”地推进全球化;要考虑“一带一路”怎么在顶层方面进行优化。(五)发展新版金融,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一个“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金融服务网络。(六)建议把美国纳入“一带一路”,不要限制在那几个国家,好像美国跟这些国家的发展是分割的。(七)把民企、民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是全球化中一个新的观点,能否为大家接受,要看我们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沿线国家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最大化。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当中,我们要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并认真考虑如何使国民接受,如何实现收益与成本的平衡。我们还应该借这次机会进一步推行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我们与全球化引领者还有较大差距。只有当人民币成为最重要的储蓄货币,中文成为主要语言的时候,或者中国对全球留学生吸引力最大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全球化的引领者。我们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是为今后真正全面参与全球化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在一些领域如跨境电商方面做得很不错,在这些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引领作用。



CCG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周晓晶:


  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还将是缓慢的,整个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了十年的箫条期,更危险的还是全球化受到了冲击。这次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好像让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接下来100天谈判期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希望特朗普执政团队能够把握住未来贸易战争的规模范围,使之不要严重失控。美联储2017年有可能要加息四次的呼声开始出现,这样的加息频率高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一旦成型将对全球经济的格局和全球资本的流动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严重冲击,更会对全球化原本复苏力度比较有限的经济形势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目前在WTO起诉美国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乐观预期的话两年会有一个结果,实际上已经半年过去了。我们基本上认为中国应该能够赢得这个诉讼,但是担心这个裁决出来以后,美国可能不会执行,最后还是得通过双边谈判解决。美国是很难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里还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也许特朗普任内反而是个机会。因为特朗普是个商人,他喜欢谈判,而且不太重视意识形态,也许这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这可能也取决于中国愿意做出怎样的让步。特朗普应该不至于做出退出WTO这么极端的事情来,那对美国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它要与很多的贸易伙伴重新谈判。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教授王义桅:


  从来没有完整的或者全部的全球化,所有全球化都是部分的。全球化出现问题也是重组调整的时期,可以说是全球化有点疲倦了,正在调整,全球化利益的分配和国际上权利的分配遇到一些阻力。


  关于中国对全球化的作用,“一带一路”1.0版本,中国在引领部分全球化,13个国家都不是WTO成员国,我们发展产业链,就是部分引领。一旦2.0版本美国进入,就是部分在引领全球化。此外,我们除了关注美国,还需要加强对欧洲的关注。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公使、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何宁:


  所谓国际规则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原来发达国家国内规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其国内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只是在某些判例中,做得太过分的时候有利益冲突。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影响力有巨大差别,美国业界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利益考虑,不是听到总统说什么就做什么,而且美国不能把自己搭建的结构打乱。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在很多情况下是与其体制相关的,决策在99%的情况下都是体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不同的利益。我们要看准了美国总统和政府说的话是不是变成了实际行动,再做出适当的反应。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


  全球化是在航海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实现的全球的互动,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一个正在展开的后WTO时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世界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过渡期的后半段,前半段是战后美苏争霸然后冷战结束,正在向中美G2的方向发展,用我们传统的观念来描述,G2肯定是连横的概念。这次中美会谈非常伟大的一点是双方都谈到这是着眼于未来50年的关系,不是磕磕碰碰,这是和我说的G2一致的观点。


  之前我曾说面对特朗普挑战中国应有足够自信,中美之间不可能发生贸易战。习主席说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合作,未来美方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扩大它的供给能力和供给面。扩大就是要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寻找新的出口领域,包括能源。这对美国来说是后面几十年要走的路,这也是中美之间合作巨大的机会。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教授、博导、海外院长王直:


  跨国生产活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大机会。过去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是初级产品,没有制成品,因为出产制成品需要一套生产体系。由于跨国生产的分解,发展中国家只承担其中的一个环节,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工业化。这种生产方式是先进的,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也确实带来了分配上的问题。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非跨国的生产活动从90年代起一直下降;2001年到2009年之间增长最快的是跨境两次以上的复杂的价值链活动;只有2009年一年是负增长;2010年到2015年,跨境生产活动只是减缓了,并没有出现负增长。


  技术的进步、电商的出现,实际上改变了价值链中分配权利的不对称。未来新技术出现,可能为我们建造更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或者是跨国生产分工活动带来机遇。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


  我谈三件事情。一是自己做出的承诺、倡议不能说了就忘了,要考虑怎么做下去,特别是全球性的、大家都关心的事情。例如杭州G20的两个重要倡议,一个是在全球反腐方面加强合作,另外一个是开始协调跨境投资的税收方面。


  二是人员流动的问题。人员往来终究是人的事,不只是钱的事。目前在外方遣返中国人回国、引渡中国公民接受司法审批方面存在争议,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反腐、引渡贪官回国也很难。


  三是“一带一路”也好、全球化也好,中方必须在投资争端解决的机制上有突破,一个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一个是北京仲裁委员会,一个是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宁可去香港、去新加坡、去欧洲打官司来解决争端,而不在中国的法院打官司,我们就做不了任何领袖,不可能在全球化中掌握主动。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千人计划专家贾文山:


  从跨学科角度看全球化,我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初期的中式全球化阶段。我定义的中式全球化是:中国全球关联性,中国全球利益的存在,建立中国全球影响力和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过程。


  在领导力层面上,我们已经提供了理念,政治上有联合国,它是领导之一;经济上我们有亚投行、“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从G20到APEC,以及有可能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都会系统阐述新型全球化。现在没有提出中式全球化这个概念,据说博鳌论坛的秘书长已经用了中式全球化这个概念。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


  我谈十点:一,分配不均和民粹主义导致了逆全球化,会有冲击、有影响,但这只是一个历史的插曲。二,美国的逆全球化,认为其他国家拿了美国该拿的,这是一种不讲理的表现。三,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读,大小国家对于开放不开放的呼吁程度都不一样。四,全球化是发展趋势,本身不是问题,谁也挡不住,关键是如何适应、如何与时俱进。五,不能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不行了就是中国的机遇。六,中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要做出贡献。七,“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中国发扬光大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八,创新发展、凝聚人才是根本,美国不好其他发达国家也好不到哪去,不能说美国不行我就联合欧洲或者联合哪,全球化是全球国家的全球化。九,中美关系本身有抗压能力。十,不折腾就不是美国,迎接美国这个挑战我们就会进步。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庞中英:


  经济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有关,现在中国对这方面的研究不足。在过去70年或者过去40年,似乎经济民族主义已经根除了。但我们还需要好好研究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要协调振兴中华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方晋:


  全球化将从替代型的全球化回归互补型的全球化。互补型是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咱们交换共同成为赢家。替代型是你没有的我有,我不干制造业可以干服务业,理论上是对的,大家都获益,但是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发达国家这一轮被替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一些就业和产业。发达国家本身获益是巨大的,只是一个内部分配不均的问题。他们强调双边贸易谈判,是因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全球化的互补效应,在贸易伙伴的选择上、在贸易谈判内容的选择上,都可以发挥。一方面脱离多边,一方面加强双边,这不是真正的反全球化,而是有选择性的,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全球化。


  中国一要认清变化,二要坚定信心,三要顺势而为。“一带一路”提出后获得这么多国家强烈的欢迎和支持,就是因为“一带一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全球化的互补效应,补发展的短板,补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短板,而且机制上不是强制性的,是开放的、灵活的、务实的。



中国国际电视台The Point栏目主持人刘欣:


  美国在WTO是应诉最多的国家,他们不太可能退出WTO,那样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CCG副主任苗绿:


  全球化已经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亟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背景下,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大国以及地区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TPP、TTIP、RCEP、FTAAP以及“一带一路”、AIIB、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纷纷出现,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中国作为WTO的重要获益者,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补充和完善,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这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