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海归”从政现状报告 “怎么到政府里的人越来越少”

发布时间:2014-4-17 16:10:00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谭畅 赵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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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谭畅 赵栋(2014年4月17日)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

  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未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2014年3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编出版了一本书《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其中收录了大批科技和商界海归精英,却几乎未涉及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有些有争议,比如你放了孙中山、周恩来,放不放蒋介石?”王辉耀说。

  但在现实中,“海归”官员一直是中国政坛不可忽视的群体。从20世纪初孙中山等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海归官员在中国已几经变迁。如今,像杨洁篪、周济等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一批海归官员,仍身居高位。

  然而,中国“海归”官员的数量却有下降趋势。前不久,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一届欧美同学会领导时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在中国愈发融入世界的趋势下,“海归”如何能回到体制内工作?哪些因素又在限制他们成为官员?

  1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有海外正式学位

  为了解当下中国政坛海归官员现状,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集官方媒体报道,梳理了169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履历。其中包括68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101位正省部级官员——他们是国务院系统内各部委以及31个省份的党政负责人。

  统计显示,169名官员中有留学经历者为31人,占18%。其中在国外取得正式学位的有15人,占总数的9%。这15人中,有11位是国家领导人,包括10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

  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领导人中,有留学背景的极少。1949年后,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苏联。

  根据统计,省部级以上官员在国外学习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总数的12%。除取得正式学位的15人外,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博士后研究)等5人在国外学习时间在一年以上。

  除山东省长郭树清出国具体时间不详以外,共有6位地方党政负责人具有海外学习背景。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山西省长李小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江西省长鹿心社。不过,他们的海外进修时间都在一年以下。

  选派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级干部出国进修,始自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辉耀在加拿大曾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和加拿大政府商谈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官员培训项目。当时王辉耀向李岚清建议,“应加强对城市高级官员的进修和培训。”

  这个中加合作项目最终被定位在对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级干部培训上,许多市长第一次了解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王辉耀曾陪一位市长参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这位市长感慨:“看来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载体。”有一次,一位副市长对多伦多满大街跑的韩国汽车,而且售价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辉耀解释:“因为韩国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员,在加拿大售车享受关税优惠。”

  最早中共干部出国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题多以经济领域为主,出国官员也大多是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或者主管经济的官员。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后,中组部组织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当年还担任过授课教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也曾培训过大批中共高级官员。1998年,在时任中组部领导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启动。按计划,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其中4至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4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此后,大量中国高级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官方履历显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都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培训。

  “出国花那么多钱,当公务员不划算”

  目前体制内的“海归”官员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在国内从政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被选派到海外留学或培训;另一类是先出国留学,学业有成后归国从政。

  当下中国有海归背景的官员趋向第一类。困扰中国海归人员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体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须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

  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毕业的小姚(化名)就有类似遭遇。小姚出国前曾经在计生系统实习过,从英国回国后,她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的一个基金会工作,“通过了考试,还顺利地解决了北京市户口”。

  基金会只是事业单位,由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机关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调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一个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负责给国家领导人写稿子。”小姚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撰写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还属于基金会的事业编制,若想转入公务员体系,必须在原基金会熬到副处级以上。为了尽早解决编制问题,2013年底,小姚参加了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得很差。”小姚说,像她这样的海归,习惯了做雅思考试那种直来直去的逻辑,“完全适应不了国情,很难通过考试”。

  一些进入体制内的高层官员,多经由“特殊渠道”进入。2001年2月,中国政府委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曾回忆说,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通过朋友向她传达信息,想请她到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全职,在北京工作。史美伦当时很惊奇,“也很感谢国家领导人的信任”。

  2010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处级干部张翔(化名)也没有经过考试。张翔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领导。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领导很赏识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国,就回来进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是直接进去的,“他们启用了绿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招进来,这样职务安排上弹性也大。”

  2011年,王辉耀曾联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联合会做过一个调查,对30位中国籍毕业生的去向做了一个统计。结果显示,过去4年,学院的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后,除非入学前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被派遣培养,至今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跟小孩一块考试是我不能接受的。”张翔觉得,让一个三十好几的人参加考公务员考试“很荒谬”。张翔有个朋友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了硕士,回国后参加了中央编译局的公务员考试。张翔很不理解,“在德国花那么多钱读书,回来又从很低的行政职务干起,没什么意思。”

  对于大多数学成归国的“海归”来说,外资企业毫无疑问是就业首选。根据《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年)显示,薪酬、职业发展和福利是影响高端人才流动的三大因素。超过四分之一的海归会选择进入外企就业,其他就业单位依次为本土创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政府部门是最末选项。

  对于进入“体制内”的海归来说,薪酬显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一位海归在一家中国500强公司做到了副总裁,“因为特别擅长交通管理专业,他希望能参与北京交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位副总裁对王辉耀说,“我可以不拿工资,只干一届五年就退。”

  国家人社部一位80后海归,在国内最顶尖的协和医科大学本硕连读后,又到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回国后考取了人社部公务员。“她家里条件不错,进入体制内主要是希望稳定。”她的一位同事说,“对家里条件一般的人来说,出国读书花那么多钱,回国当公务员不划算。”

  没明显限制,也没有格外照顾

  从新加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员产生机制看,官员并非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一些重要职位人选往往先由社会培养,当其成熟和优秀后再吸收到政府。王辉耀认为:“好处是避免官员在政府中待太久而产生惰性。”

  中国国家公务员的招考,对海归没有明显限制,但也没有格外照顾。小姚举例说,“比如卫生计生委国际合作司欧美处要招一个公务员,不会写留学经历优先,只会要求英语专业毕业。”对像小姚这样从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的求职者来说,英语读写能力已经毫无问题,“但我专业是社会学,不是英语专业,所以不能去报这样的岗位。”

  大多数公务员岗位还要求报名者必须是中共党员,这也让大多数海归望而却步。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说:统战部干部基本没有海归,“因为我们这里全部是中共党员”。

  “我们党政机关也有海归,多数都是从高校领导岗位转过来的。”江西省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这位组织部官员介绍,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并无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李淼(化名)非常困惑的问题。李淼一直想出国读书,他把研究方向定在民族冲突问题。前几天他向学校国关学院一位副院长请教,“学民族冲突问题回来能不能进入民委等机构工作?”副院长说,“不行,经济或者商务部门还好,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肯定不好进。”

  经济领域的确是海归加入体制内的方向,这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直接相关。简晶晶2005年从英国花旗银行辞职,回国加盟中国一家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金融领域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必须按市场标准去做事,“比如说我做一笔贷款的评估,要考虑风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国外的成熟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相比较在英国花旗银行工作时的稳定,简晶晶觉得在中国最直接的感受是——变化,“你要对英国人说变化,他会告诉你,我家门口的牌子变了个名字。哇塞,那是巨大的变化。”回国进入金融监管部门,简晶晶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市场,你做的很多事情确实能推动市场的变化。这是在任何国家没有办法体验和学习的。”

  “海归从政在国外可能是趋势,但对于中国来说,取决于是走国际化道路还是走中国道路。”一位研究海归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我们学校就能看出来,商院、经济学院的海归老师多,外籍教师也多。但是,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是大量招国内的博士。”

  长期关注海归问题的王辉耀有个想法,既然海归直接进入政府比较难,那可以放宽海归进入到其他类机构的角色,“比如进入人大、政协,可以给政府提建议,发挥智力优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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