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人生12讲(六)】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

发布时间:2014-3-17 0:00:00 来源:ccg

fiogf49gjkf0d


    高西庆,1953年出生,陕西人,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就职美国华尔街律师,曾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高西庆:“一架精妙的机器”

    我是1982年去的美国,但是1981年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说。

    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买了辆凤凰自行车,破烂不堪的车子,60块买下来,不能骑,我推回学校修好,之后骑自行车走了8千里路,也经过了上海,40多天。

    我曾经当过工人,当年说得好听,叫学兵连。其实是在大山里修铁路。中学基本没有上,每天就是跳忠舞,批斗老师,文革期间嘛。我说这一段,就是说,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放弃。

    不放弃 才成功

    我1970年到铁路上,修了三年,到197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中国可以再开大学了。

    我们当时组织了大概也就60多人的学习班。每天学习,白天干活,天亮就干活,天黑回家。所以等到晚上吃完饭,才有自己的时间学习。但是没有放弃,一直学下去。后来等到重新高考之后,我们这个连队能上大学、研究生甚至上博士,在大学做教授的人好几个,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有30多个。就是因为大家不放弃,努力在学习。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孩子不学都不行,老师逼着,父母逼着,社会逼着,必须得学习。我们觉得好了很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条件,但是每个人出来是不一样的。

    你想,一个人要成功,就那么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你想想你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特别成功、特能把你拽到什么地方去,给你钱、给你知识这样的爸爸。要是没有,你第一个条件也就没有了。第二,比所有人都有运气。不管是投股票还是抽签,你总能拿到最好的东西,你想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的话第二个条件也没有了。只剩第三,你比所有人努力;人家学十小时,你学十二小时,人家学十四小时,你学十八小时。我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头一年多数时间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因为实在听不懂。刚开始上课,我说我学这么多年的英文,都跑哪儿去了?听不懂。所以就得比别人多花时间。我看99%的人都可以有这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只有努力,才可以往前走。

    一个夏天挣了18000美元

    198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两个金融危机在我的整个人生里,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1987年,那个时候我在华尔街做律师。我对华尔街的感觉,是非常感性的,因为我们没有在那儿出生,跟他们环境不同,很多事情我完全没有概念。一讲到投资的问题、就是分期付款这些问题,发现人家从小就有这么强的概念,都知道钱是什么概念,我们没有。我在那之前拿过最多的钱,是52块一个月,是校研究生期间国家付工资。52块钱对我来说,不可能去投资,就把钱放在银行里。

    可是在美国,到那儿之后发现我开始工作,从开始夏天实习的时候,发现钱已经用不完了,夏天挣了1万8千美元。对我来说这个钱干什么用?这个时候,才开始考虑投资了,要买股票了,买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后来做了律师以后,因为律师每个月都拿钱,还挣得不少,所以就开始有人告诉我,买股票不行,你要买衍生工具。

    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金融危机。那天早上,我上班,我那个秘书,是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比我们一般的律师懂得更多的社会甚至法律知识。

    老太太说,你不知道吗,很严重。

    我说:怎么啦?

    她说,发生了重大的金融危机。

    我知道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到了1987年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老太太发现,这个事还是挺大的一个事儿,我就到各个律师那问到底怎么了。他们说,回去到你办公桌上,看你办公桌上的通知是什么。

    我一看,每个桌上搁一张纸,说发生大事儿了,每个人都不能随便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因为像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经常有人打电话来,说你给我说说,有什么事儿,而且我们律师事务所常常会代表华尔街一些很有钱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就要求谁也不许对媒体说话,所有事情全部交给一个人,我们的刑事法律部的头,只能他一个人回答。我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就跑去找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他把我拽进去。

    他是谁呢?尼克松总统当年的好朋友,尼克松当年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早期竞选委员会的主席。这次我跑去找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简单解释,说你不用担心,为什么?

    我们当律师的,不管人家是婚礼还是丧礼,我们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都要挣钱啊。

    我说,哦,看来美国人是很实际的。

    到了中午,我拿着照相机,准备照相。照了一张相之后,有点紧张,把照相机放在口袋,发现路上所有人看着我都有一种仇恨的眼光,因为那儿的都是华尔街的人。因为我的样子,就是像日本游客,像是跑来幸灾乐祸地。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底下,门口有一个华盛顿的像,在铜像底下站了不少人宣教说,你们赶快相信上帝吧,上帝终于到了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了,我们的贪婪,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不要投资在股市里,要投资在你自己的灵魂,把你的钱交给上帝吧。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就是金融危机对我的影响。它对我的影响,只是一场闹剧,看起来很好笑、很有意思。

    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晚了,到了下午五点多,就有变化了。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办处一个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讲金融危机怎么回事,我说可以啊。

    他说,什么时候来?

    我说下个礼拜。

    他说不行,今天就要来。

    我说今天怎么可能呢。

    他说不光你,能不能请两三位在华尔街工作的,一块来,说总领事要听听。

    我想,总领事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呢?因为我知道总领事当年也是很出色的一个人,跟中国实在离得太远了,怎么会有兴趣听?他说,你还是来吧。我说现在太紧张了,今天市场有巨大变动,所以能拿出时间讲的,可能不多。他说一定想办法叫来。我说好吧,我就打了一圈电话。我说争取7点钟去,去了以后发现,坐了有20来个人。当时中国在纽约的所有媒体,当时的人民日报、杂志这些都有,他们的记者,然后中国海外几家大的公司也都在。他们就说,要听听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到那儿了,小伙子才告诉我,不是因为我们要听,是因为中央来了通知,要让我们马上了解这个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弄清这个危机对美国什么意思,对中国什么影响。

    这个时候大家才有那个感觉,这样的事情,真是一个全世界性质的事情,它对所有人都会产生影响。尤其中国经济在1987年已经逐步步入世界,受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后来搞了研讨会,带来了大量的国内金融改革的信息,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国内的金融改革,比我们1982年离开的时候又进步了很多。这个时候才了解了中国市场,才产生了我们要把证券市场,这么一个“一架精妙的机器”作为工具移植到中国,使得中国人也能利用这样的机器对我们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008年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这次我在中投公司,很多人讲,这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候,也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当年我们投出去的钱只有不到10%,到了年底算账的时候,发现我们全部损失那年2.4%,就是整体的资产的下降。而全世界所有的金融机构基本没有赚钱的,赔钱的幅度从20%到50%。所以你要说它是好事,也是很好的,说是坏事也是坏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

    这次给我深刻的体会,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市场上,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稍微不谨慎,就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当年2008、2009年市场是现金为王,那时我们手里有现金,在那样情况下,所有的流动性干枯的公司全部跑来找我们。很多公司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般的、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可是当年已经几乎撑不住。

    后来过了两年,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市场转过来,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全面复苏。复苏过程中,马上开始产生不同的概念。原来希望我们到它那儿投资的国家、政府,他说我们市场是平坦的竞争场地,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们所有人都欢迎。但是听起来好听,真正进去以后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平坦,而且障碍这几年越来越多。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我们钱多了很多,我们的投资已经实质性地对他们的经济产生了影响。这和1987年完全不一样,和1970年我修铁路的时候更加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放、走出去、学习,学习人家好的东西,把他们的事情弄清楚,再来说我们怎么对付。真正像毛主席后来讲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自己跟别人在一块,一点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走出去这件事,不能等。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