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人生12讲(八)】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

发布时间:2014-3-17 0:00:00 来源: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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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1963年生,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

    我的经历其实是一条线,非常非常简单。我从进复旦大学那一天,如果划一条线,今天基本上还在这个线上运行。

    我为什么后来去了英国?很多人一直问我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很偶然一个机会,伦敦经济学院有一个项目选派我去了。

    现代经济学是从英国开始的,到了英国最好的学校,伦敦经济学院。到了那边,你会发现,因为你所有的训练都是西方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流派,跟你同学、同事交流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凯恩斯学派、货币或者新古典中转。我们脑子里全部都是这样一些概念,可是到那边,经济学是很具体的东西。其实经济学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非常具像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shock,所以那个时候我受到冲击。

    讨论中国我却没发言权

    因为英国很小,你愿意参加任何一个地方的学术会议,基本都可以去。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了。英国开会的时候会有一个环节专门讨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这个第一次对我冲击很大。

    要知道虽然我来自于中国大陆,可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发生的这些变化,基本上没有跟踪。因为我在学院里出来,更多的训练是对思潮的关注,对学派、思潮的关注,其实没有落地,不知道中国经济发生了这些东西应该怎么解释。到了那里以后,有这个机会就更多参与活动。

    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到曼西斯大学参加一个学术讨论,我就发现他们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跟当时的东欧经济的转型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80年代头15年为什么会有比较好的经济成长?

    脱贫,更多人从农村出来实现脱贫这样一个表现在东欧觉得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人就报告,构造了一些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的转型结果,为什么这个现象没有发生在俄罗斯跟东欧。

    我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可是没有发言权。这是我第二次受到巨大的冲击,就是说我们经济学的训练,我们进行经济研究,可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经济的转型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解释。因为我想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经济解释,要解释你看到的现象。但是这个我们基本没有掌握。

    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就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回国,因为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大陆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超常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绝对好的机遇。如果我没有回国来,不能在中国大陆近距离地观测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加没有优势。在国际学术圈里面,更加没有优势。

    一种触动到今天无法抹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三件事情,也是三个抉择。

    第一个,就是要回来。第二个,我必须要做中国经济的研究,必须要以中国经济作为我职业的一个研究方向。第三,必须出海。所以回来很重要,但是必须要出海。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担当,我们这代人是学人,是观察者,我有必要把中国经济所发生的这一切,能够用比较标准的、西方人能听得懂的这种方式和语言、方法,把中国发生的所有这些东西以讲故事的方式、理论的建构、学术上的交流,能够传递给中国以外的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经常讲,35年改革开放,其实这个变化最剧烈、最大的,是过去的二十年。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是中国发展最大的变化。1994年我还在英国,可是我知道,林毅夫在北京已经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英国当时我们也成了了留学生跟访问学者构成的所谓留英经济学会,叫CDUAK。今天已经扩到留欧经济学会。每年组织一些活动。在每次活动里,我发现唱主角的都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更不用说中国留学的这些学生。唱主角的、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所谓权威,都是一些西方人。所以这种格局,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一种触动,一直到今天,都没办法抹去。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所有的工作,就是针对一个目标,我必须要出海,我回来,就要跟西方人更近距离的观测中国经济。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我能够非常有深度的经济的关注。同时,要进行研究,要组织我的团队、指导我的学生。进行非常标准化的学术运作。然后我要走出去。

    要实现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都知道,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语言。这也是我今天觉得我的相对优势之一,就是英文。

    大家问,张老师,你英文怎么学的

    我说我就是每天模仿,学出来的。

    今天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经济学界,真正能在对外层面上用非常标准流利的语言用标准的思想、把你的思想用学术语言表达出来,其实不是很多。

    过去20年我每年经历许许多多重要的国际上的活动,学术研讨,大学之间的交流,经常会遇到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有的非常知名的学者,由于语言、由于表述方式不标准,其实非常的尴尬、非常的痛苦。因为做了很多研究,只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

    他痛苦我尴尬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经济全球化,大家想想,我们个人的经历,正好是赶上中国经济快速全球化的时代,但是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人,中国的人力资本,还远远没有全球化。这个步子比我们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慢了很多很多。所以每次到海外出席学术活动、高端论坛,因为中国太重要了,必须要从中国大陆请一些学者,但是我个人目前可以告诉大家,我的感受非常不好。我觉得中国的学者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学术研究非常落后。语言不行。


    现在的韩国,他们学术界包括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他们都可以操非常流利的英文。原因很简单,你看这些政府官员的背景,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的。他们学术界更多是从海外归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海外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在语言这个层面上还不能自如的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我觉得在英文或者其他语种上,我们下的工夫不够。如果这个不突破,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复旦大学学生我都知道,英文不错,但是坦率地说,让我满意的人,还没看到。

    最有趣的一个事情,我们中国学术上的落后,导致我们教学上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很大。比如说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提问,可是提问的问题内容基本上是官方的,不是个人的。他往往会从看到的电视或者报道上的信息去提这样的问题,我闭着眼睛不要看,就知道一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因为他提的问题一定是通过我们主流媒体获得的信息。我觉得他没有自己个人、不受媒体干扰的独立的看法。我这个我觉得非常遗憾。

    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大家做研究,目前的话语权,整个方式、方法是西方人的。你不要急于挑战人家,用这些方法把事做好,把故事讲清楚,把模型、理论做得简单,让大家听得懂。这一点来讲,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的重要。

    学术全球化

    最近这一年多我做了一件事情,现在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到底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中,消费跟投资占比多少?大家都看官方统计,其实有很大缺陷,因为中国在变化,很快,很多新兴的部门起来,统计上有很多的问题。我就重新校正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我们做了以后,放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络上,没有发表,先放在上面。连续多个礼拜我收到他们的邮件,说这篇文章成为我们最近下载量最高的一篇文章。无论到韩国、日本、越南,来自欧美的经济学家看到我就说,我们都关注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我被邀请到很多海外的大学,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无论你是海归也好,是本土的学者也好,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学人来讲,你要有很好的装备。第二,你要有很好的材料,加工很好的产品。跟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一样,要尽快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然我这一代,就是浪费掉了,我们正好是承前启后、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学术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正好赶上了,我们正好非常幸运赶上了中国过去二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所以你有足够的空间观测中国经济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然后你要把它写出来,讲清楚,而且非常流利的用国际通用语言进行交流。做到这一点,虽然到目前为止这条人生的路并不是很精彩,很简单,但是在我看起来,是很满足的。

    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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