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在不确定的世界格局中寻找中国的确定性

发布时间:2018-10-31 11:01:00 来源:光明网



在不确定的世界格局中寻找中国的确定性


——“坐标2018”名家圆桌“重新思考中国方位”论坛在北师大举行




光明网讯(记者蒋正翔 武鹏飞)11月27日,由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坐标2018”名家圆桌“重新思考中国方位”的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张曙光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一级教授韩庆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全球化智库(CCG)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辉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中央编译期刊出版社管理中心主任薛晓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云南大学特岗教授方铁,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研究院教授赵轶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泮伟江副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枢纽》作者施展副教授等专家参加活动。

活动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哲学研究》主编崔唯航主持,下半场由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沈湘平主持,并致闭幕词。沈湘平表示,当前我国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究竟处于何种历史方位?未来何去何从?这些重大变化的实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是忧虑。为此,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计划连续举办三场“坐标2018”名家圆桌,分别是第一场“重新认识全球化”,第二场“重新思考中国方位”,第三场“重新审视知识分子”。他强调,名家圆桌的逻辑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方位,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


摘编专家部分精彩言论



主动对外开放才能掌握现代化的主动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张曙光

张曙光认为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从中国之中国发展成亚洲之中国,所依靠的确实是自身的力量。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之所以成为全国的中心,是因为在黄河长江流域不断发达起来的农业文明和以此为基础的大家长式的集权政治展示出巨大的自足性、吸引力和控制力,并且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点。中国进入近代,从亚洲之中国转向世界之中国时显然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是被西方列强强拉硬拽地拉进近代世界或现代世界。换而言之,传统中国和整个东方世界一样,是被一个真正的世界性潮流代入到现代世界之中,我们原来处于这个潮流的边缘,而被卷进这个潮流之时,原来传统的一整套半自然的生存方式,和一整套的权力系统和观念系统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难以为继。

他强调,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对世界开放。事实上,只有当我们从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潮流到主动地投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时候,现代化才不再是外在于我们的或者我们偶然遇到的东西,不再只是属于他人的东西,而作为我们自身的、内在的、必然的东西展示出来。也就是说,现代化不仅是别人的发展,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发展。


当代中国发展方位的五层内涵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一级教授 韩庆祥

韩庆祥首先指出,历史方位非常重要,是涉及我们今天实践和立论基础的问题。他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把当代中国发展的方位概括为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走进世界历史的历史方位。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当代中国正步入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方位。第二,当代中国正处在整体转型升级的历史方位。第三,当代中国正处在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历史方位。第四,当代中国正处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方位。第五,当代中国正处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方位。

韩庆祥特别强调,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的挑战性可以用三个“四”来概括:四大考验,即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个伟大,即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这三个“四”意味着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问题更严峻、困难更多、风险更大、矛盾更复杂,在这个状态下,对我们精神状态的要求就是必须要进行许多新的具有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振兴中国绝不能以城市化为唯一目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世瑜

赵世瑜以历史学者的视角,回顾历史,探讨了中国乡村之于中国方位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扩展,乡村作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和归宿,已被城市取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城市病”,不全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病”的拷贝,也是传统乡村凋敝的结果。当前的发展态势是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向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呈一种涟漪状扩展的态势,这样的态势背后,实际上是乡村的“空心化”,“城市病”问题的背后正是乡村“空心化”的问题。我们应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延续、再生的原理和机制是从乡村创造出来的,为乡村吸引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振兴中国绝不能以城市化为唯一目标。这既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向世界文明提供一种中国治理模式的意义所在。


推进新型全球化,构建全球治理的2.0版本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辉耀

王辉耀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博格陷阱”出发,认为现行国际秩序是由美国主导的,是全球治理的1.0版本。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完善国际秩序,推进新型全球化,构建全球治理的2.0版本。王辉耀就此提出五方面的建议:第一,要充分发挥海外华人资源优势;第二,推进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第三,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四,完善和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第五,加强中美合作。



国内快一点,国际慢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金灿荣

金灿荣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出发,对中美关系、中国方位进行了深入解读。在他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是指东西方力量平衡开始发生根本变化,西方不能再独霸;第二,西方内部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等出现问题;第三,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换期,给世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决定国家命运的最关键能力是工业能力。金灿荣指出,今天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定位,就是中国是一个实现了工业革命的国家,“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只要继续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外交上积极稳定、行稳致远,就能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格局当中保持确定。他形象地比喻说,中国最重要还是搞好家里的事,国内发展快一点,在国际可以慢一点。



理解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颠覆和风险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中央编译期刊出版社管理中心主任 薛晓源

薛晓源是从事全球化研究较早的国内学者,他围绕全球化研究的历史阶段、分析盘点以及困惑作了分享。结合在欧洲的见闻和感受,薛晓源重点谈了自己对于全球化的新困惑:第一,速度成为全球化或者现在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尺度,全球化使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和颠覆;第二,在工业文明带来大量的好处之后,人类的灵魂如何栖居;第三,人类的同情感逐渐丧失,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风险世界,谁也不能置于风险之外。他强调,对全球化的追问、深思和反思,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老莫”餐厅,从政治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张建华

张建华从历史学的研究案例出发,做了“老莫”餐厅如何从政治符号转变到文化符号的演讲。在他看来,“老莫”餐厅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苏、中俄关系的变化,不仅是吃的历史、餐厅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分享了对中国自身变化以及中国在世界方位的思考。

“老莫”餐厅它的本身的形象变迁,也反映了中国人特别是北京人对本民族文化、对北京文化的一种思考和定位。北京是首善之区,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个“善”大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二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碰撞;三是民间文化和官方文化的碰撞。


要用文明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


云南大学特岗教授 方铁

方铁指出,研究边疆历史,对于治国理政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边疆地区不仅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门户,是重要的国防前哨,而且资源非常丰富,消费潜力巨大。我们重视边疆、开放边疆,对于推动协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他强调,要用文明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与东亚地区乃至和世界各国文明的关系。在他看来,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在是古代中国和东亚地区共存的文明形态,中国历史的演进是以三大文明的关系为线索展开的。以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历史演进,明显有别于阶级斗争、民族关系的视角;采用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将使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实现历史、现实、未来的结合,也将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研究和构建。


中国尚处于鸦片战争以来的长久过渡之中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研究院教授 赵轶峰

赵轶峰认为,鸦片战争以后到今天,可以被称为一个长久的过渡。实际上,鸦片战争带来的转折不仅是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上看更是千年以来之大变局。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和体系变革,而鸦片战争是15世纪以后,在全球普遍联系的最后阶段,中国和西方发生的直接冲突,这是过去千年未曾发生过的。要在全球关系体系中重新界定自己的生存方式,也就是重塑一种新的中华文明,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实际上所面临的总体历史使命。

在他看来,我们现在还处于长久的过渡中,还没有进入一种稳定态,还在重新勘定我们的位置。作为一种后发现代性,中国要更多地把没有完成的文化发育出来,在文化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榜样。



重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需要走出奇怪文化的禁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泮伟江

泮伟江指出,重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要走出奇怪文化的禁锢,一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受难的情结,二是知识上的缺位。在他看来,要重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前提是我们必须对世界拥有比较准确的认知,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概念和框架,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知识体系理解世界的时候,才能真正看清楚中国当下究竟是处在世界中的一个什么位置。


借助新史观思考中国方位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枢纽》作者 施展

施展认为,要思考中国方位,就必须看清楚中国当下在哪里,必须说清楚中华民族是谁、从哪里来,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什么关系等问题。他由此提出一种新史观,认为古代中国是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种空间结构和自然形态组成,古代中国史也是由每种自然生态下面所特定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政治组织形态等一系列区域形态构成的。这些区域之间形成多元互构关系,互相生成,互为意义,相互依赖,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共同构成了一个体系。所谓古代中国史,就是这样一个体系的演化史。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四个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陶文昭

陶文昭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和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以人民为中心;三是一以贯之;四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陶文昭强调,改革开放真正的动力在人民群众、人民智慧。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应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问题时,必须既要讲顶层设计,也要讲基层活力、人民首创。


文章选自光明网,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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